2009-08-19
八月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敬请关注绿家园的怒江网：www.nujiang.ngo.cn
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拯救三江源”专题报道：
1、第一财经日报： 约3000个湖泊已干枯 三江源地区冰川退缩荒漠化严重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090819/1107657.shtml
2、第一财经日报： 重返生态天堂：高原草地收复战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090819/1107659.shtml
3、第一财经日报： 玛曲样本：为大自然让路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66634296.shtml
环境资讯：
4、新华网： 中外科学家警告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将危及全亚洲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8591.htm
5、新华网综合： 我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有望下月诞生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8/19/content_11907828.htm
地方信息：
6、新京报： 北京将对12家重点水污染企业进行审核
http://news.sina.com.cn/c/2009-08-19/041516145727s.shtml
民间视点：
7、搜狐绿色： 北京水危机如何化解
http://fengyongfeng1108.blog.sohu.com/129814257.html
深度报道：
8、第一财经日报： 规划环评三年攻坚战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66634284.shtml
9、中国环境报： 污染损害难绝 恶意排污如何罪罚相当？
http://env.people.com.cn/GB/9885708.html
10、中央电视台： 解析：中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决环境污染者
http://env.people.com.cn/GB/9887478.html
环境时评：
11、第一财经日报： 重典背后的隐忧：水污染治理模式待突破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76634309.shtml
12、中国青年报： 以投毒罪判处污染环境者：快意难掩尴尬
http://env.people.com.cn/GB/9887214.html
13、人民网环保频道： “生态文明排名”评估艰涩难懂，公众咋知情？
http://env.people.com.cn/GB/9888356.html
14、新京报： 刑事重判能遏制环境污染吗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8194.htm
15、中国环境报： GDP至上还是民生至上?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9055.htm
16、华龙网： “生态文明排行榜”比“水黑论”更危险
http://news.cqnews.net/pl/szpl/200908/t20090819_3520078.htm
特别策划：
17、搜狐绿色： 水危机三:价格涨了!资源保了?
http://green.sohu.com/s2009/shuijia/
1、约3000个湖泊已干枯 三江源地区冰川退缩荒漠化严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8月19日 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090819/1107657.shtml
强烈的阳光照在通天河畔，河谷开阔，水流缓慢——这里是中华第一大河，万里长江的源头。
通天河左岸山岭就属著名的巴颜喀拉山，翻过此山，便是中国另一条大河——黄河的源头。
这里已属青藏高原，海拔4000多米，但举目远望，看不到一座雪山。
6.621米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静静地站在河岸边，花岗岩堆砌的碑体被太阳晒得烫手。
9年前的8月19日，这座纪念碑正式落成揭幕，它标志着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这也是中国最大的生态保护项目。
饶是如此，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生态之“痛”
2005年下半年，青海省水利、环保、农牧、林业、气象等部门组成了三江源生态监测工作组，深入三江源地区展开调查。结论让人震惊：
保护区“黑土滩”面积约1.2万公顷，沙漠化土地面积2.5万公顷，且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
此外，保护区已出现众多湖泊面积缩小甚至干涸，以及生物物种分区缩小、物种逐渐变为濒危物种等生态严重恶化的迹象，而鼠、虫害面积则日趋扩大，目前已超过600万公顷。
历史上，平均海拔4461米的三江源地区水源丰富，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三江源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华水塔”。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冬虫夏草、藏雪莲、川贝母等珍贵药材也出自这里。
但近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逐年恶化，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素有“千湖之县”美称的玛多县境内众多湖泊水位下降甚至干涸，沼泽低湿草甸植被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大片沼泽地消失、干燥并裸露；水文资料表明，黄河上游已连续7年出现枯水期。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是整个地区生态类型最集中、生态地位最重要、生态体系最完整的区域。其中我州占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72%。”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贾应忠告诉记者，三江源地区是玉树州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要品牌。
但这块品牌正变得日益脆弱、无力。近年来，玉树州水土流失严重，玉树州直门达水文站资料显示，通天河平均输沙量为431公斤/秒。全区水土流失面积9.4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46.32%。
其中，中度侵蚀8.9万平方公里，黄河源流失面积2.115万平方公里，长江源流域受侵蚀面积2.89万平方公里，澜沧江源区水土流失面积3.51万平方公里。每年输入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泥沙量分别为325万吨、950万吨和175万吨。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刘时银教授称，黄河源区土地退化面积已达三成以上，昔日滔滔黄河水变成今日滚滚黄沙地。目前黄河源区环境的整体恶化已经大大削弱了源区的水源涵养能力。
在玛多县的4077个湖泊中，有大约3000个湖泊已经干枯。著名的星星海萎缩严重，不仅湖岸退缩30~40米之多，而且从此成为内陆湖，不再和黄河相连。
在玉树州林业环保局副局长丁显海看来，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等，是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最根本的自然因素。
全球变暖使得三江源原本很脆弱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更低，恢复能力更弱。气候变暖、蒸发加大成为生态环境逆向演化的驱动力，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仅玉树州气温就上升了0.2至0.4摄氏度。
刘时银所在的研究所与绿色和平此前公布的一份《气候变化对黄河源区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报告表明，黄河源区近30多年冰川面积减少直接造成水资源损失23.9亿立方米。1986年到2000年间黄河源区河流水域面积减少9%，沼泽湿地减少13.4%。
水域面积的迅速萎缩不但直接减少对黄河径流的供给，更导致气候越发干燥，并使得区内的地下水位普遍下降7~8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10米。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导致冻土进一步退化和地表植被的死亡。
在近年来温度逐年升高的趋势下，冰冻层在寒冷季节无法及时回冻，导致大片多年冻土退化。冻土退化引起地下水下渗，甚至导致地表水与地下水补排关系发生倒置，从而进一步引发源区湖泊河流水位下降。冻土消融还引起土壤含水量下降，植被覆盖度降低，荒漠化加剧，从而造成冻土进一步退化，形成恶性循环。
拉响冰川“白色警报”
“气候变化是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全球变暖，造成温度升高，致使冰川和冻土消融、湖沼湿地消失乃至土地退化，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刘时银说。
调查显示，近50年来，黄河源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8℃；近20年来，黄河源北部季节冻土区地温升高了约0.4～0.6℃。冻土退化使地下水流系统发生改变，影响黄河径流的变化。多年冻土层内含有较高的碳和甲烷气体，冻土退化，使一部分原被冻结在冻土中的温室气体得以释放。
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室副主任徐影对记者说，今天的地球正处在2000年来最热的时期，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度上升了0.85摄氏度。20世纪90年代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十年。有温度记录最热的10个年份中有9个都出现在1995年以后。历史上最热的五年分别是1998、2001、2002、2003和2004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叶，全球气温将会达到过去200万年之中的最高点。
2005年7月7日，中科院和世界上其他10所国家级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现在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全球变暖正在发生。直接的指标包括地表气温升高，以及海水表层温度升高等，其他现象还包括全球海平面升高，冰川退化以及其他一些物理及生态系统的改变。最近几十年变暖的趋势很有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全球变暖已经改变了地球的气候。”
“我们中科院的院士们正在开展一个‘冰川退缩前景’的调研，对冰川退缩趋势及其对青藏高原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一个科学的分析。”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孙鸿烈院士对记者说，最新研究认为，若全球变暖保持现在趋势，到2070年，青藏高原的海洋性冰川面积将减少43%；2100年时，青藏高原的海洋性冰川面积将减少75%。大规模的冰川融化造成地表反射率的改变，将极大地影响区域气候过程和大气环流运动。
孙鸿烈说，青藏高原主要的水源补给靠冰川融化，现在能明显地看到，有些湖水已经涨起来了，对高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我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冰川如果全部融化完了该怎么办？如果是这样的话，青藏高原整体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冰川融化又不是人力所能遏制住的。”
一项调查表明，随着气候变暖，近几十年三江源的冰川雪山融化明显加快，冻土层解冻加速。从1969年到2007年将近40年的时间，长江源头姜根迪如冰川明显融化。监测数据显示，冰川退缩率每年达到7.4%～9.1%。从1970年算起，到现在退缩了500多米；自1966年以来，黄河源区的冰川退缩比例最大达到77%。
实际上，近30年来三江源冰川退缩的速度是过去300年的10倍。
同样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是冰川发育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仅峰区北坡就有冰川200多条。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拥有9449条冰川，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珠峰北坡最大的绒布冰川全长22.2公里，其主要分支为西绒布冰川、中绒布冰川和东绒布冰川。
但近40年来，绒布冰川处于强烈的退缩状态。2005年至2009年，CBN记者曾连续5年到达珠峰大本营以上地区，经过对比发现，由冰川消融造成的冰碛湖面积逐年扩大，珠峰地区融水面积也在扩大。
据一家NGO组织此前组织的一次考察，1966年到1997年间，东绒布冰川后退170米；中绒布冰川后退了270米，平均每年近9米。最近几年，消退仍在加速。喜马拉雅南坡的甘戈特里冰川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退缩34米。中绒布冰川冰塔林的融化和上移，是绒布冰川消融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国历时4年、直接投入近千万元的青藏高原生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监测项目结果表明，“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冰川消减速度近年来呈加速趋势，预计到2050年冰川面积将比现有面积减少28%。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遥感部主任方洪宾介绍，3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总体呈明显减少趋势，其中高原周边冰川面积消减最为明显，面积减小10%以上；高原腹地冰川面积减少近5%。近3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年均减少131.4平方公里，而且近年来有加速消减的趋势。
调查发现，青藏高原全区泥石流灾害点、滑坡灾害点共3259处，其中崩塌点418处、滑坡663处、泥石流2178处。30年来，青藏高原荒漠化程度不断加重，重度沙漠化和中度沙漠化土地分别增长了317%和62%；重度盐碱化和中度盐碱化土地也分别增长了34%和6%。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喜马拉雅山南北坡国际综合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张文敬曾形象地将冰川比喻为“淡水储备器”、“灵敏的气候变化监测器”和“气候变化调节器”。但随着冰川迅速消融，上述作用正在削弱。
除了喜马拉雅山，全世界约16万处冰川也正在快速消融。德国研究人员发现，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19世纪中叶缩小了三分之一，体积减少了一半；非洲最高山乞力马扎罗山的冰川，从1912年至今，其山顶的冰冠缩小了80%。冰川的消融使上述地区的永冻土层丧失了“黏合剂”的功能，致使山崩和泥石流频发。
另外，气象观测发现，过去几十年，北极永久海冰在减少，冰川和冻土在融化。欧洲航天局专家根据卫星图片分析后发现，2006年夏季，欧洲北部至北冰洋区域大约5%至10%的永冻冰开始松动融化。此外，南极在过去十几年里也有三大部分的冰架坍塌，而缺乏冰架支撑的冰川活动显著加速，冰层也随之变薄。
“目前因人类活动引起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氟里昂等气体浓度的增加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前者能通过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增暖，而后者则通过平流层中的光化学反应破坏臭氧层，其影响在北极和南极反应最为明显。”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陆龙骅说。
环保“接力赛”
为加大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03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青海省政府组织实施了三江源保护和建设工程，相继启动了天然林保护、“三北”和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区建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休牧育草与生态移民等工程，截至目前已投资2.5亿元。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与此同时，青海省也出台了《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八项规章。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完成治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点工程区面积938.65公顷，将在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内实施封育草地，减少载畜量，扩大湿地，涵养水源，防止草原退化；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治理重点工程，即退木还草644万公顷，退耕还林还草0.65万公顷，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防沿、湿地保护、黑土滩治理80万公顷，鼠害治理209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5万公顷。
“三江源生态保护是一项关系全国的生态工程，其治理成本应该由流域内的所有地区共同承担。”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贾应忠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认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应当给源头地区以适当的补偿，这样既符合国际通行的生态效益补偿法则，也可以为保护三江源筹集资金。
除了这一工程，近年来国家还在三江源地区启动了援助藏区等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工程、教育扶贫工程等等。“应该说，‘十五’期间的扶贫工程，真正让西部贫困地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江源保护工程不过是众多工程中的一项。”贾应忠说。
2004年7月，三江源地区开始了生态大移民，最终将有5万多名牧民迁出。到目前为止，三江源已有6000多藏族牧户、3万多牧民从草地退化严重区域搬迁到州、县、乡所在的城镇地区，告别传统的游牧迁徙生活，走上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
生态保护性措施也逐步见到效果。以人工增雨为例，仅2007至2008年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期间，共增加降水115.63亿立方米，仅黄河流域增加径流量15.86亿立方米。2005至2008年黄河上游地区平均降水量为552.7毫米，较2002至2004年偏多65.9毫米，偏多13.5%，较上世纪90年代至2004年平均降水量偏多16.3%。
三江源地区水量的增加对生态改善起到了明显的积极意义。
统计表明，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实施前，1975年～2004年时段的站点年降水量均值为478毫米，工程后2004年～2007年时段的年降水量均值为506毫米，后期年降水量均值比前期增加了46毫米。2006年～2008年三江源人工增雨累计增加降水172.56亿立方米，对恢复三江源区植被和增加区域径流量起到重要作用。
在近年来降水量增多、人工增雨和地面植被恢复的共同作用下，三江源地区水源涵养功能有所增强，突出表现在源区沼泽、湖泊面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扩大。遥感监测显示，三江源地区大于等于一平方公里的水体为226个，总面积为5785.50平方公里，比2006年增大261.25平方公里。
随着生态工程的稳步实施，三江源区向长江、黄河以及澜沧江中下游输出的水资源保持了优良水质。在2006年以后的监测中，三江源地区饮用水水质皆符合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2007年5月22日，由科技部支持、中科院牵头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冰川资源及其变化调查”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我国冰川资源的第二次调查工作将进入系统性、长期性和完整性的新阶段。
据该项目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介绍，该项目的开展，将极大地促进冰川变化监测与冰川变化对水资源影响评估方法的提高，使我国冰川学研究迈向世界先进水平；将更加科学有效地监测西部冰川灾害，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将查清在气候加速变暖情况下我国西部冰川资源的变化状况，为西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防灾减灾、旅游开发规划等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决策依据。
全流域大“拯救”
除了青藏高原冰川的融化危机，气象专家张学文同时认为，从更大的流域范围来讲，也应当关注三江流域地区生态保护的问题。
张学文称，“水塔”是供水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保证了水塔涉及的片区的自来水供应。喜马拉雅冰川是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的源头，“但认为河流发源于某地区，就认定那里是该河流的水分的唯一来源不妥。”
张学文解释说，河水的流量是靠流域内广大面积上的降水而形成的。一条河流的径流形成区如果是10万平方公里，那么这10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降水都对河水的形成有贡献。
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的流域面积应当大于1000万平方公里，而喜马拉雅冰川的面积，或者说青藏高原上的冰川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
张学文测算的结果是：一条河流，如果流域内有1%面积上存在冰川，冰川消融所提供的水量不可能高于5%（指多年平均情况）。他认为，单一强调冰川的作用，只能使目前气候、环境变化问题这一笔糊涂账更加糊涂。
考虑保护冰川的同时，更多地要从大流域的角度，考虑水源问题。“水资源的概念应当首先包括每年（动态）我们（我国、本地区）可资利用的淡水数量和实际消耗（蒸发或者污染）的淡水数量。”张学文认为，我国的草场、森林和相当数量的农田是直接依靠降水补给而生产干物质的。必须把降水量作为原生（不是次生）水资源量而参加统计。
从降水的角度考虑问题，就要注重水土保持和国土绿化。
事实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也明确提出，除了减排之外，继续完善各级政府造林绿化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部门绿化责任制，进一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义务植树的多种形式，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义务植树和部门绿化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推动植树造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增加森林资源和林业碳汇。
张学文认为，应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以流域为单元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注重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改变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观念，从传统的“以需定供”转为“以供定需”。
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投融资体制和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这些都是根本的治理之道。
2、重返生态天堂：高原草地收复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8月19日 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090819/1107659.shtml
青藏高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潮,正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区域内涌动——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最大的草原恢复生气、再现生机。
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行，沿着青藏公路，仅7公里便能到达一个崭新的村子——唐古拉山镇长江源移民村。
村口，两个小男孩正在水泥路上玩滑板；几位工人在为唐古拉山镇卫生院第二门诊部钉牌子；旁边一家院子里，七八个移民正聚在一起打牌；15岁的索南拉吉和18岁的达尕两位女孩，利用暑期在村民自办的歌舞厅里忙着招呼客人。13岁的尕玛曲珍和6岁的弟弟拉达，是不请自来的参观向导。
长江源村共有128户420位移民，5年前，他们从大约500公里外海拔4700多米的长江源头沱沱河一带搬到这里。
据唐古拉山镇副镇长拉玛才让介绍，在移民村，每户搬迁牧民的住宅面积为300平方米，居住面积60多平方米，政府将在至少5年内给予每户牧民每年6000元补贴。
许多人家大门上锁，人员外出。“孩子放暑假后，父母就带着上山了。”长江源移民村支书更尕南杰告诉记者，这些牧民还是习惯在山上生活，回去后，可以住在亲戚家，帮他们剪剪羊毛。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点肉。
“过去放牧每年有1万多元的收入，现在主要依靠每户每月500元的政府补助。”尕玛曲珍的父亲红星告诉记者，尽管收入少，但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山上生态环境退化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过度放牧等因素，唐古拉山地区的高寒草甸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2004年9月，格尔木市政府开始实施唐古拉山乡退牧还草及生态搬迁工程项目。
这仅仅是三江源地区退牧还草及生态搬迁的一个缩影。整个“十一五”期间，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移民总数将达到5万人。
高原鼠害的背后
今年7月30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子科滩发现首例疑似肺鼠疫疫情。鼠疫是鼠疫杆菌引发的致死性极高的恶性传染病，被列为中国甲类传染病之首。
消息一出，震惊中外。截至8月9日，除3例患者死亡以外，9例患者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其实，鼠疫在青藏高原草地上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由于近年来人类活动对草原鼠虫天敌的干扰，草原鼠虫害面积大幅增加。2007年记者乘车在青海采访时，就曾经过鼠疫封闭区。“每年都有，不足为怪。”青海一位藏族朋友对记者说。
鼠疫横行、蔓延，正是草原退化带来的恶果。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草地大国之一，拥有40000万公顷草地，草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1.7%。草地总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居第二位，在亚洲居第一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草原地区。全国六大草原牧区中的四大牧区西藏牧区、青海牧区、四川牧区和甘肃牧区，均位于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有108个牧区县和半牧区县，占全国牧区县和半牧区县总数(226个)的41%。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约14000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36%，是全国天然草地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对记者表示，在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区域，由于气候变暖等各种因素，沙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鼠害严重，当地不得不常年进行大规模灭鼠。
据《玉树州志》记载，鼠害对玉树草场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啃食牧草；二是掘洞翻土，造成大面积寸草不生的黑土滩，草场退化。高寒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草场土壤结构被破坏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玉树地区的害鼠主要是高原鼠兔，其次是白尾松田鼠、红耳鼠兔和喜马拉雅旱獭，鼢鼠仅分布于称多和玉树县的一些地区。据调查，玉树全州鼠害发生、受害面积常年在3000万亩以上，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近20%。自1958年以来，玉树地区就本着“群防群治，连片集中，大面积灭治”的原则，进行大规模灭鼠。
据介绍，由于鼠害严重，三江源地区各州县每年的灭鼠任务异常繁重。但就目前来看，因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灭鼠工作收效并不理想。
不仅是鼠害，青藏草原上雪灾、旱灾、风沙灾、虫灾、兽灾等也频繁发生。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黄河源区被专家们称为“中国生态的源头”，这里的生态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黄河流域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20世纪中叶以前，黄河源区植被覆盖度大，草场高度在1米以上，长势好，品种多。”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刘时银教授说，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超载放牧、垦草种粮等现象日趋严重。加之在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中缺乏生态保护意识，致使黄河源区草场严重退化，土地沙化加剧。
据调查，黄河源区上世纪80～90年代年均草原退化速率比70～80年代增加了3倍多。截至目前，黄河源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场面积近7.33万平方公里，占草场总面积的78%。
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草地退化1.6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县草地面积的83%，有7000多人成为生态难民。玛多县上世纪90年代年均牲畜存栏数比1979年下降了58.4%，人均占有量下降了65.7%，38%的牧民被迫迁移他乡，玛多县也由上世纪80年代最富的县沦为现在的全国贫穷县。
玉树州曲麻莱县也有3300平方公里的草场被开挖，草地严重沙化。由于草场大面积沙化，给当地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甘南州及玛曲县90%以上的天然草原近年来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退化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甘南州全州重度、中度退化面积分别达1220万亩、2040万亩，占天然草地面积的30%、50%。草地鼠虫害面积1930万亩，占天然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7.3%。草原大面积退化导致草地生产能力大为下降。甘南草原湿地面积萎缩，涵养水源能力降低，黄河补水量减少。甘南州湿地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640多万亩减少到目前不足190万亩。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251起，受害草原面积9895.9公顷，同比上年减少13.0%。草原鼠害危害面积3675.8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9.4%，同比减少5.6%。草原虫害危害面积2700.7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6.9%，同比增加53.6%。
气候变化是“祸首”
“气候变化是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全球变暖，造成温度升高，致使冰川和冻土消融、湖沼湿地消失乃至土地退化，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刘时银说。
调查显示，近50年来，黄河源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8℃；近20年来，黄河源北部季节冻土区地温升高了约0.4～0.6℃。冻土退化使地下水流系统发生改变，影响黄河径流的变化。多年冻土层内含有较高的碳和甲烷气体，冻土退化，使一部分原被冻结在冻土中的温室气体得以释放。
由杨桂山、马超德等人主编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9》分析了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份报告称，长江流域地带性天然草地主要分布在长江源地区，以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许多草地与高原湿地范围重叠。长江源区的草地系统极其脆弱，该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气温呈上升趋势，降水量下降，草地和湿地区域减退，草甸演化为荒漠、高寒沼泽化草甸草场演变为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化草场。
这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导致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将对青藏高原的畜牧业带来不利影响。据观测，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南部牧区气温普遍升高，径流量逐年减少，牧草产量下降。四川省近15年来全省草产量由4140公斤/公顷，下降到3600公斤/公顷。
研究表明，长江上游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强烈。近40年以来，长江源区的若尔盖高原湿地在气候变化各因子的交互影响下，区域气候呈暖干化趋势，造成地表水资源减少，湿地萎缩，加速了草地退化和沙化。
伴随湿地退化，出现湿地环境逆向演变的趋势，即沼泽→沼泽化草甸→草甸→沙漠化地→荒漠化的演化趋势，对长江源头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威胁。
研究人员对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发现，湿地既是碳的储存库，同时也是碳的释放源。不断攀升的气温，永久冻结带的融化，将释放储藏的化石CH4(甲烷)。湿地被排干后，湿度、水分状况和植被类型发生变化，CO2、N2O(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大大增加。在气候干旱条件下，湿地将最终变为净碳源。
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全国90%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目前全国严重退化的草原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万～70万公顷。
除了气候变化和超载过牧等因素外，不合理开垦也加剧了草原生态的退化。
玉树州林业环保局副局长丁显海称，由于政策因素和不当开发，历史上，玉树州就曾经遭遇过三次较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活动：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内地青年到玉树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地，结果不但没有使草原变粮仓，反而破坏了大面积的优质草场。玉树巴塘一带的垦荒地到现在还是不农不牧，难以恢复原有植被；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的学大寨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脱离了玉树的实际，生搬硬套大寨经验，结果再一次破坏了大面积的原生植被；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受泡沫经济影响和利益驱动，无序的采挖沙金，既破坏了草原生态，又浪费了宝贵的矿产资源。
盲目开垦草地，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草地对于人类、生态的多种功能。据介绍，仅草地的生态屏障功能就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草地能够维护和改善草地本身的自然生产力，而草地的自然生产力又可以转化为草地牧业的经济生产力，进而可以转化为对人类有直接使用价值的畜产品和其他产品；草地的生态屏障功能还能防止土地沙漠化蔓延，防止土地风蚀、沙化、盐碱化和水土流失，保护和涵养草原地区江河湖泊的水源。
治理需“可持续化”
前车可鉴，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不少国家都经历过草原生态退化及沙尘灾害。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西部牧区开始由原始游牧方式向现代化牧业经营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沙尘暴”频发，横扫西部大平原10年之久。由于沙尘暴，几百万公顷的农田废弃，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1954年～1965年10余年间，苏联也因为开垦“处女地”后，60年代的干旱导致风蚀，4000万公顷土地有1700万公顷受灾；
20世纪整个30年代，加拿大大草原地区风蚀和干旱极为严重，大草原地区的250个城市、700多万公顷土地受到了旱灾的影响。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完成治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点工程区面积938.65万公顷，将在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内实施封育草地，减少载畜量，扩大湿地，涵养水源，防止草原退化；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治理重点工程，即退牧还草644万公顷，退耕还林还草0.65万公顷，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防治、湿地保护、黑土滩治理80万公顷，鼠害治理209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5万公顷。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8年，国家在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投入15亿元，建设草原围栏522.8万公顷，开展石漠化治理2.7万公顷，对严重退化草原实施补播156.9万公顷。
调查显示，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工程区草原植被盖度、高度和鲜草产量大幅提高，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有效转变。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指出，目前在草原生态治理中还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
“草原治理项目缺乏综合性及可持续性。”在日前召开的“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结题会上，韩俊认为，草原治理项目缺乏整体性及综合性。项目之间相互割裂，作用于同一个牧区的项目也是各行其是、各为其主；项目建设内容单一，如退牧还草工程一般仅限于围栏和饲料粮补助，同时围栏耗掉了项目大多数资金，而饲料粮补助标准又一成不变且偏低；草原生态治理工程中退牧还草、牧民定居、畜牧生产方式改进、饲草料基地建设、畜种改良、草场改良、草原生态监测等方面的综合性差。
韩俊称，另一个问题是草原治理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牧区基层干部和牧民多数担心国家草原项目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生态移民项目中，转移出来牧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及长远生计等也存在问题。
“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课题组建议，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作用下，引导草原生态脆弱区群众向城镇或集镇进行搬迁，减少人口和减轻草场使用压力；在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支持下，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二三产业经营，以及住房、棚圈、储草棚、道路、供电等生产基础设施方面和生活方面给予牧区居民补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晓黎认为：“中国草原生态治理亟待从项目实施转向制度建设。”
崔晓黎称，中国草原的生态功能已经构成全球意义，同时对中国工业化中的碳减排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死保；草原的生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草原牧民的人口数量与其所利用的草原面积相比，已经严重失衡，继续把草原作为生产资料满负荷使用，其外部成本极大而内部收益很小，如何平衡生态与生计之间的关系，是政府面临的重大选择。
崔晓黎建议，除了将禁牧、休牧确定为草原畜牧业的常规制度外，补贴政策应避免不同地区补贴的畸轻畸重问题。在农业部内部组建“国家草原局”，整合草原监理中心、草原处等部门，以形成合力。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环境一旦破坏将不可逆转。”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孙鸿烈说。
时光无法倒流。尕玛曲珍告诉记者：“尽管山上很好玩，很想回去。但再也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长期在山上生活了。”
3、玛曲样本：为大自然让路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8月19日 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66634296.shtml
一个4.48万人小县城正在实施的耗资66亿元的生态移民工程，或许昭示着这片高寒土地上的生态出路
大家都认识到，玛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草场资源严重不足。人口增长、牲畜增加对资源的压力是草原逐步退化的主要原因
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4.48万人小县城，正在实施一项耗资66亿元的、国家级重大生态功能保护工程——生态移民。
这里就是“玛曲”，是黄河的“蓄水池”。黄河从青海省久治县流入，在这里流经433公里后，再返入青海省。入境时，黄河年均水量137亿立方米；出境时，黄河年均水量164亿立方米。玛曲，仿佛一个“加水站”，将自产的年均27亿立方米地表水无偿供给黄河。
而“玛曲”在藏语中意思即为“黄河”，玛曲县就是以黄河命名的。黄河在玛曲补充水量巨大，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历史资料显示，玛曲境内湿地丰富，面积最大时有560多万亩，曾经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状态最原始、特征最明显的高寒沼泽湿地，对调节整个黄河流域的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均化洪水和削减洪峰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时过境迁，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玛曲草原补充和涵养水源的功能严重下降，湿地大面积缩小，功能逐年削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玛曲全县100多眼泉水和11条黄河支流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河流成为季节河，数百个大小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下水位下降20米，境内给黄河注入的水量比上世纪80年代减少15%，导致沼泽地面积减少130多万亩，生物种类由230多种减少到140多种。目前，玛曲的湿地净化空气和污水、调节气候、蓄洪减洪的功能锐减。
刚从玛曲县调研回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于保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洁、助理研究员刘锐介绍，尽管玛曲县的牧民定居特别是生态移民工程还在进行中，但已有的经验值得借鉴。
枯竭的“玛曲”
在玛曲4.48万的总人口中，牧业人口占了3.44万人。2006年，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2755元。全县土地总面积10190.8平方公里，其中天然草原面积1288万亩，可利用面积1245万亩。按牧业人口计算，玛曲人均可利用草原面积仅360多亩，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均草原面积1300亩、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人均1000亩相比，差别悬殊，人均草原资源严重不足。
当地牧民反映，多年来，由于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加上人口增长、超载放牧、鼠虫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玛曲草原干旱、退化、沙化加剧。据不完全统计，玛曲全县90%以上的天然草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退化现象，其中严重退化面积346万亩，中度退化面积449万亩，大面积天然草原的退化导致草地生产力逐年下降，天然草原平均每亩青干草产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300多公斤下降到目前的200公斤左右，降幅达三分之一。牧草高度也由1990年的40厘米下降到现在的10厘米左右，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
“玛曲是甘南州以藏族为主的唯一纯牧业县，几乎没有农业生产的收入，牧民收入基本上依靠畜产品的变现，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全部需要从市场购买。”于保平称，草原退化、生态环境恶化，加上自然灾害频繁，牧民很容易长期陷入贫困，要脱贫非常困难。
据介绍，目前玛曲所依据的甘肃省贫困标准是，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在675元以下为绝对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76元～942元为低收入人口。按照这样的标准，截至2007年3月底，玛曲贫困人口有2879户，1298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9.8%。其中，低收入户1449户，7099人，绝对贫困户1282户，5723人。贫困人群面广量大。
此外，玛曲还有6个乡15个村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村，占全县行政村的41.7%。
早在1985年，社会学家费孝通访问甘南州时就发现，这里的牧民“还是在自然经济里过日子。饲养牲畜主要是为了自己的食用，他们衣食住行的日用必需品大多数取自牧业产品，自给自足，和外界往来很少。他们用畜群的大小来衡量贫富，以致较大的畜群里老弱牛羊占了多数，增加了草地载畜的负担，一遇风雪，就大批死亡。”
费孝通说，因为商品经济程度太低，谈不上科学牧业，这是当地牧民长久以来摆脱不了贫困的经济根源。
生态化移民
不同于其他草原牧区将问题主要归结为“气候变化”，玛曲的“意见比较一致”。于保平说，大家都认识到，玛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草场资源严重不足。人口增长、牲畜增加对资源的压力是草原逐步退化的主要原因。
“气候和生产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尽管也对草原退化有影响，但相比之下，都属于次要因素。”于保平说。
刘锐介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玛曲县自2004年开始实施移民计划。2004年～2006年全县共完成1552户9293人的异地搬迁任务。
2007年，甘肃省提出“从2007年至2020年，至少投入66.4亿元资金，用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境内的湿地保护。”
这项计划分为两个阶段：2007~2010年，主要将以草原、湿地保护修复为重点，在完善现有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选择不同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类型，以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2010~2020年，将以水源涵养和补给区为重点，采取保护和建设并进的综合治理措施，全面完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据于保平介绍，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批准了玛曲建立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的总体规划，项目为期10年，总金额为66亿元。
在玛曲县城，有一个叫作“扎西乐民新村”的移民点，这是玛曲县政府2005年投资建设的。目前已入住全县8个乡镇36个行政村的142户贫困家庭，包括无畜户、无草场、无住所等牧户，总人口约700人。
扎西乐民新村房屋由政府统一建造，每套房屋造价2.7万元，县财政提供每户1.5万元（资金来源于民政部门救济金），牧民自筹1.2万元，基础设施水、电、路等由县财政统一负责。牧民户口落户城镇，目前，玛曲县财政正着手将村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这样，每人每月可以有138元收入。
搬进城后，牧户如以前有草场的可以将草场出租，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还可以外出务工。据介绍，玛曲县政府已作了规划，帮助牧民就业。
2007年，为了加快提高全体村民经济收入，扎西乐民新村成立了扎西格萨尔王文化传统藏戏团，成员共有30多人。具有藏民族传统的服装加工厂也得到批准并落实修建。
据刘锐介绍，玛曲正考虑组织搬迁下来的牧民们开展专业化和规模化养殖，计划在牧民集中居住点附近建立生产基地，包括羊只育肥区、牦牛育肥区、奶牛养殖区、草产品加工厂、乳品加工厂等，每个区相当于一个分公司，以集团公司和分公司的形式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搬迁牧户劳动力进入各个公司，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参与各层次管理，按劳取酬。
完善“上下游机制”
刘锐认为，玛曲县人口转移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相关政策措施还不完善，但依然可为牧区人口转移提供许多启示。
这些启示包括：人口转移应本着自愿原则，鼓励自主转移。在实施移民过程中，应以贫困户和生存环境差的牧户为主，在有关政策引导下，本着牧民自愿的原则实施移民。而对于受过教育、见过世面、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牧户，给予移民的政策支持，鼓励他们自主转移。
对于扶贫移民和生态移民，刘锐认为应避免出现“城中村”，应注重对这些移民的技能培训，使他们获得再生产的能力。刘锐称，在人口转移的过程中，也不能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的支持。只有移民后牧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生产得到发展，才能保证牧民“移得出、稳得住、富得快”。
“保护玛曲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黄河下游的生态环境。1997年黄河断流，仅给山东省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00亿元。上游作出牺牲保护生态，真正受益的是下游，下游应该有所补偿。”玛曲县委书记徐强说。
对此，曾经与CBN记者共同考察过青海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河集团公司副总裁樊峰宇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更应该在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按照环境禀赋来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牧民社会化素质，建立一种“补血型”与“造血型”相结合的可持续生态补偿机制，包括三个方面：
建立可持续激励机制。针对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结合当地产业优势，根据农牧民的兴趣调整和重新设置技能培训项目，重点通过政策引导农牧民从事藏饰品生产、畜产品运输加工以及藏药开发等相关产业，解决牧民就业与增收问题，进而从根本上提高生态保护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并改善社会福利；
建立可持续保障机制。加强生态移民教育，加大异地办学工作力度。在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新建学校，开设相关教育课程，提高农牧民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这有助于充分满足生态移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愿望，增加移民热情。如果每个移民家庭中一人有职业技能，将可保障家庭后续生活与发展；
建立流域基金制度。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流域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制定下游对上游、开发区域对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利益补偿政策，积极探索建立上下游地区自然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机制，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拓宽资金投入渠道，解决靠政府投入生态保护资金短缺的问题。
不过，在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看来，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政府和市场都可以发挥作用。
王金南认为，就目前环境保护阶段和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在建立生态补偿中的作用绝对是主要的，政府不仅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法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依然是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主要“埋单”人，如建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只有在一些受损方和受益方十分明确的前提下，才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建立生态补偿中的调节作用。
“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关键的是上下游的责任关系界定问题。”王金南认为，上游不能简单地要求下游给予生态补偿。上下游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责任。
4、中外科学家警告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将危及全亚洲
来源：新华网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8591.htm
今夏青藏高原地区频现极端高温天气，中外专家据此指出，青藏高原已成为全球气候变暖“重灾区”，持续升温带来的冰川退缩、冻土退化将在数十年后严重威胁亚洲地区水资源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说，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环境特征，青藏高原既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又直接影响全球气候与亚洲国家的生存发展。
气象资料显示，１９６１年至２００８年，西藏自治区年平均气温大约以０．３２摄氏度／１０年的速率升高，远高于全国０．０５－０．０８摄氏度／１０年的增温率。７月份西藏地区平均气温也是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西部和南部降水量较同期减少３－８成。
秦大河说：“随着气候变暖，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退缩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严重，短期内可以增加几大河流的水量，如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长期来看会威胁亚洲水资源安全。”
长期从事冰川学研究的中科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也表示：“冰川最能真实记录气候变化，冰川退缩显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极不寻常，现在的气温比过去２０００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高。”
青藏高原有“第三极”之称，但目前该地区８２％的冰川处于退缩状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５月发布报告称，按照目前的增温率，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整个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将会在３０年内消失殆尽。
中外气候专家认为，喜马拉雅地区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过去１００年该地区气温持续升高。
尼泊尔国际山地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希尔德说：“这个地区如触角一般，迅速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气候变暖会加剧水汽蒸发，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
秦大河说，气候变暖还会造成青藏高原地区冻土退化，会对水文循环、寒区湖沼湿地、生态环境及工程建设等造成不利影响。
“一旦生态系统遭破坏，土地荒漠化、植被覆盖率降低，地面吸收的太阳辐射会减少，青藏高原热源作用减弱，会引起亚洲夏季风强度变化，造成印度北方干旱、加剧中国夏季降水‘南旱北涝’分布。”他说。
他说，冻土退化还会威胁冻土区工程建筑，如青藏铁路、青藏公路、青康公路等，“路面变形将是影响多年冻土区地面交通的主要问题”。
冻土专家、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表示对该铁路的路基冷却技术很有信心，“过去３年青藏铁路下面的冻土层并没有融化，我相信青藏铁路至少还可以安全运行５０年”。
秦大河说，青藏高原气候变暖也有积极影响，“气候变暖使农作物生长季延长，有利于冬小麦等喜温作物面积扩大和复种指数提高，还延长了旅游的适宜时间”。
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横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是欧亚大陆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亚洲２７亿人口的生命源泉。
希尔德说：“亚洲国家应当加强区域合作、展开系统研究，寻找减缓气候变暖的办法和应对气候变暖的举措。”
秦大河认为，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但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就能单独解决的问题。
他说：“最近５０年的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引起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实际努力。”
5、我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有望下月诞生
来源：新华网综合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8/19/content_11907828.htm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我国首个自愿碳减排标准有望下月诞生，这是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在昨日举办的“首届中美低碳经济会议”介绍会上表示的。
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配额交易和自愿交易市场，前者为那些有温室气体排放上限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交易平台以满足减排目标，后者则从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方面考虑自愿进行碳交易以实现目标。目前，全球自愿碳减排标准主要集中在欧洲，而北京环境交易所下月宣布的这一自愿碳减排标准将是继本月初国内首单自愿碳减排交易达成后，中国在自愿碳减排上迈出的又一关键一步。
梅德文还透露，下月在美国举办的“首届中美低碳经济会议”上，北京环境交易所将联合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与BlueNext环境交易所、美国环保协会、气候组织一道，就新能源与节能减排项目、碳金融市场建设等问题，展开资金、技术、项目上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是一个碳资源大国，但目前却处在碳交易微笑曲线的低端，在碳金融市场的建设上还相对滞后”，梅德文说，“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还主要集中在项目层次上，而欧洲国家已经处在商品层次上了，而美国更是跃升到碳金融市场阶段。”
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滞后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动权。虽然有专家预测，到2012年，全球的碳交易总额将高达1500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中国有望在其中占据3成以上的份额。但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的价格每吨要比印度少2-3欧元，更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
梅德文表示，北京环境交易所将依托现有的平台和优势，逐步建设碳交易的商品市场乃至碳交易金融衍生市场，而目前最紧迫的是将更多的碳交易项目从场外逐步吸纳到场内的交易所平台上。
北京环境交易所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已经促成了3000多万元的交易。而相关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碳交易市场将达1.4亿吨左右，以一吨10美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亿美元，场内碳交易目前在整个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份额显然还微不足道。（记者 张欢）
6、北京将对12家重点水污染企业进行审核
来源：新京报 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08-19/041516145727s.shtml
本报讯 (记者蒋彦鑫) 百事可乐北京公司、可口可乐北京公司、北京汇源等12家企业，被列为重点水污染企业，北京市发改委将对其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8月底前启动清洁生产审核
市发改委日前发出“关于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深挖节能减排潜力的通知”，今年将对重点水污染企业和年耗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所谓重点水污染企业，主要是因为这些涉及酿造、饮料和乳制品的企业，在平时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较大，与其他企业相比会产生更多的污水。
12家重点水污染企业包括4家酿造类企业、4家饮料类企业、4家乳制品类企业。对这12家企业，将于8月底前启动清洁生产审核。区县环保局负责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监督管理，在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启动后，每月至少监测一次。
对通过验收的企业补贴费用
同时公布的还有15家重点用能企业，包括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首钢日电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重型电机厂等15家企业。区县发改委将每月对这15家企业审核进展情况进行跟踪调查。按照《北京市支持清洁生产资金使用办法》规定，北京加大了政府资金对清洁生产工作的引导带动作用，对于通过验收的企业补贴一定费用。
市发改委称，近年来北京三产能耗比重快速增加，2008年已超过二产能耗，服务业节能降耗的形势日益紧迫。今年试点启动服务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重点在物流、大专院校、宾馆饭店、医院、服务业外包等领域。
■ 企业回应
可口可乐 污水处理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昨日，可口可乐北京公司表示，目前厂内的用水及污水的处理排放是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来做的。厂内的生活用水只有在经过处理、达到养鱼的标准后才会排放出去，从而减少对市政的污染。
北京奔驰 通过技术改造加速节能减排
对于被列入重点用能企业名单，北京奔驰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对此前制定的节能减排规划的细节做出了重新修订。今年，北京奔驰将主要通过技术改造来加速节能减排，在节电、废水和工业垃圾处理方面将加大力度。（本报记者 李静 尹蔚）
7、北京水危机如何化解
来源：搜狐绿色 冯永锋
http://fengyongfeng1108.blog.sohu.com/129814257.html
北京最近一直在下大雨，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天公真的开始对北京作美，干渴的北京今后将变得“湿意十足”。然而没想到，北京水务局传出来的消息让人大为伤心，北京今年的降水量不如去年，北京各大水库的来水量不如去年，北京的水危机益发的让人易感易受。
三年来，北京一直有一群民间志愿者以“城市乐水行”的名义每周考察北京的河流，每天思考北京水危机的原因，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北京水危机的化解之策。作为一个怀有同样兴趣的人，我经常忝列其中，张大耳朵、满怀饥渴地拼命接收各种信息，并任这些信息在自己愚笨的头脑里发酵和震荡。慢慢地慢慢地，北京水危机的化解方案，有了一些粗略的认识。
北京水危机产生的原因第一个要归功于人口过多。按照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一位高级专家的说法，即使北京的水系没有遭受破坏，北京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也无法承载将近2000万人口的日常消耗。因此，他认为，北京唯一的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调水。当然，是从长江、黄河、珠江、贝加尔湖、雅鲁藏布江调，还是从渤海、黄海、北冰洋调，可以组织专家进行多方论证。但在当前中国，你无论采用任何办法，都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拦阻北京的“常住人口”往上增长，估计未来的一百年内，北京的人口仍旧会延续当前持续增长的态势。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力不许非北京人进京，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力规定拥有常住证的人就比持有暂住证的人有更高的用水权。
那么除了控制城市人口增长，除了南水北调、海水西调、天水地调、外国水中国调之外，就没有一点别的可对之策了吗？假如我们回到北京水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用生态学的眼光去多加琢磨，估计会梳理出一些可能的脉络。
第一个当然是停止“种树”。郊区如此，城区也是如此。北京郊区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确定为“生态涵养区”，几乎所有的林地都当成了“绿化基地”，然而，可能恰恰是绿化的思想让森林丧失了造水、护水的功能。所有的人都知道森林是天然水库，但是，这并不等于你去种树就建造了一个小水库，可能恰恰相反，根据我持续的观察，北京的绿化、种树实际上是在把长势良好的天然林替换为杨树林、柏树林、松树林，森林的纯化不仅仅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严重损伤，而且让我们幻想的“存水基地”成为“耗水大户”。种树时把长得好端端的当地树种给砍倒；为了让种植的树木生长，又不要停地“清除杂木”“清除杂草”，导致杨树林底下空空如也，没有灌木，没有草丛，没有地衣，没有落叶层，根本不可能为“水源地”作应有的遮蔽和缓存。同时，北京郊区的许多地方仍旧以烧柴为主，砍柴时当然不能砍种植的树，那是犯法的，但可以砍杂木，于是，荆条、山杏、山桃等原生树种，就这样进入了农家的柴灶；年年绿化，越绿化越破坏生态，既浪费自然能量，也浪费社会能量。
第二是停止到各水源地去取水饮用。北京郊区多少还是残存着一些泉眼的，尽管流量很小，但仍旧阻挡不了住在周围的甚至住在几十里之外的人赶来接圣泉迎圣水，他们没日没夜地在泉眼边排队，拿出所有可能的容器，腾出所有的力气和时间，以便自家得到最多的好水。当水从源头就被夺走，“下游”的水生生态系统自然而然就由此亡。水与两岸生态的互补性，几乎在水一露面的那一刹那，就被阉割了。北京市人大出台过相关文件，但似乎一点作用都没有。看来，为了保证北京的水生生态系统安全，未来需要在每个水源头派兵驻守了。
第三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重新复原水系，让水成为水，让河流成为河流。作为一个城市，有着经济动物的卑鄙贪婪是难免的，估计北京市的每个人恨不得每寸地都盖上高楼，除了供人走路行车的街道，一个空地都不留用，一点生态用地都不想存保。城市的贪婪和人类和短视，有时候可以理解，但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北京作为一个平原上的城市，过去有着许多小型的坑塘——今天时髦的话叫湿地，但是现在，这些湿地都被填平了。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城市留不住水，一下雨就成灾成暴，留不住水就渗不到地下，渗不到地下就不会有泉水，没有泉水就不会有地表径流。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防雨布，把所有的水都赶走。虽然从2005年以来，北京开始猛铺透水砖，但由于缺乏无处不在的“坑塘”，最终，天一下雨，水就迅速“奔流大海不复回”了。
与坑塘消失的同时是河流的变直。所有的天然河流应当都是弯曲自由的，但是，一座城市建成之后，城市就成了最畏惧水的“动物”，一听说下雨就想到灾害，一听说河道有水就想赶紧排走，于是为此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结果，当人们像赶走敌人或者瘟疫那样把生命之水驱逐出镜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土地越来越干。因此，北京应当尽快把市内的河流都还到自然态，同时在河流两边腾出尽量多的坑塘——哪怕是雨水利用的那种地下室。虽然，过多的地下工程，已经打乱了北京的地下水脉，但把雨水留住，让它慢些走慢些走，应当还是让北京滋润些的有效之举。
最后一点是拆除水库、炸掉那些对水系健康危害最大的大坝。这点估计有许多人难以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最害怕的两条河流，一是黄河，一是永定河。为了“治理河害”，想出的办法就是在上游大量修建水库，层层拦截河流的野性，层层束缚河水的流速。于是，黄河上游和支流修了大量的水坝，永定河的上游和支流、潮白流的上游和支流，也都修建了大量的水库。现在看来，这些水库可能恰恰是“流域生态系统”崩溃的主要原因。北京周边，大小有将近一百座水库，包括4座大型水库，16座中型水库，80来座小型水库。但这些水库永远处在“来水缺少”的饥渴状态，官厅水库的库容超过40亿立方米，但现在仅仅存有1亿立方米左右的水，大量的库底裸露，成了玉米地。而同时，这些水库饱受上游拦截之苦之际，又是给下游制造干旱的原因。永定河的三家店水库修成后不久，永定河从此断流，河道内修起了高尔夫球场，河床成了沙源，河床成了采砂场和放羊的牧场。密云水库开始向北京供应生活用水后，潮白河也从此成了“旱河”，无论何时去看，都会感觉到河道一片萧瑟。河道缺水不仅仅让河流彻底丧失了生命，而且让两岸的生态系统从此变了性格，从此让地表径流与地下水互补的局面彻底中断。因此，与其胆战心惊、似有实无地保存着那么一小碗水，不如干脆炸开大坝，让水回到河道和坑塘中，重建水的流域小循环，这样，地表的水多了，地面湿了，植被盖度高了，湿地扩展了，天上的水、地面的水、地底的水，都会重新回到一个健康和乐的状态，“水城北京”的历史旧影，才有可能重现。
当北京水务局、北京环保局公布几个水库存水量的时候，你到北京自来水集团一问就会知道，其实北京现在至少70%以上的自来水是地下水，根本不是由密云水库供应。为了保障北京的用水安全，北京已经把平谷的“战略水源”给提前用上了，这些井的深度，如果你去细问一下，就会知道，远远超出你的想像。开采这些水源的直接后果就是，水源井周边的湿地，迅速地变干了。
很显然，北京现在处于历史上少有的“水神经紊乱”期，要想让这个神经紧张症得到缓解，我们必须往自己头上浇几瓢凉水，好好地反思一下过去的“水行为”中，到底有哪些错谬之处，可能的地方，赶紧修正和弥补——比如让圆明园，停止纯化为“全人工景点”，比如“退楼还湖”多保护一些天然湿地，比如让每个社区至少都有几个坑塘，比如让周围山地的树木自由生长而不是老想去种点什么，比如加快污染治理并把治清的水重新还给河湖。否则，只能厚着脸皮从一千公里之外去调水，只能厚着脸皮想调国外的水，只能拼命研究海水淡化技术，只能每天都生活在水危机的乌云之下。（2009.8.13）
8、规划环评三年攻坚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8月19日 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66634284.shtml
《规划环评条例》从开始酝酿到获得通过经历了三年多时间，各部门和地方意见不一影响了立法进程
“这周三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不会讨论《规划环评条例》（即《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前段时间，每到周一、周二，总有人四处打听这个问题。
“耳朵都快问出茧子了。”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一位官员说。
直到8月12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终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
这时离2006年开始酝酿，经历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这背后，是多个部门对这一条例的争议博弈。
潘岳的无奈
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原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注意到，正是由于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划，造成了区域、流域、海域间工业、农业、畜牧业、能源等布局欠妥，造成了重大环境隐患。
据环保部统计，全国2万多家化工企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有近万家，黄河沿岸的近3800家。一旦出现生产事故，有可能引发大范围水污染事件。这是典型的布局与结构问题。
2006年5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着手酝酿《规划环评条例》，同年便开展了前期起草、征求意见和逐级上报工作，但是直到2008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才公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从这张时间表上可以看出，前期风风火火，进展神速。但越往后，拖的时间越长，原因何在？
2007年11月，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谈到《规划环评条例》时说，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规划环评作为优化产业和区域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的制度手段，是现阶段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实现科学发展的最有力保障之一。
2006、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通过区域限批等手段，开展了包括内蒙古、新疆、大连、武汉等10个典型行政区，铁路、石化、铝业等3个重点行业和重庆市三峡库区重点产业发展规划、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规划纲要等8项重要专项规划在内的规划环评试点。
尽管如此，潘岳还是承认，“规划环评进一步推进的难度很大。由于各部门和地方有不同意见，短期内还不能出台。”
潘岳认为，战略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是与有些部门和地方所关心追求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相冲突，致使很多地区和部门对这项工作不那么支持，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
“硬权力”与“软柿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是《规划环评条例》的主要起草人，让汪劲耿耿于怀的，正是这些年多个部门对《规划环评条例》的纷争。
“征求意见时，有几个部门的意见迟迟没有回来，这几个部门在我看来就是后来的反对者。”汪劲称，《规划环评条例》所涉及的14大规划都与一个部委9个对口的司有关，而9个司的意见也不统一。
去年4月，汪劲曾给记者展示了一张幻灯片，上面详细列举了一个部委提供的四点不同意见，其中一条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科学的、定量化的环境承载能力指标体系，规划环评工作缺乏依据，在条件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不宜急于出台法律法规进行具体规定。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目前制定《规划环评条例》的条件尚不成熟。”汪劲说。
但即便有了《规划环评条例》，是不是就能避免布局性、结构性的问题呢？其实未必。
导致规划布局不合理，火电、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某些地方集中，严重超出环境容量，其背后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硬权力”的利益驱动。
比如记者曾经采访过的贵州某地，违规建了大型火电厂，环保部门认为没有经过环评，主张停工。但另外一个政府部门对此是默许的，甚至还安排了人员到电厂“指导工作”。当地政府更是支持，除了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主动出面应付检查。当地所谓的规划布局早已被忘在脑后。
所以，如果部门利益不理顺，部门和地方的“硬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不管是区域环评、规划环评，还是战略环评，都会成为“软柿子”。
“规划环评不同于建设项目环评，规划环评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评价对象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规划方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柳宝全认为，规划环评制度能否顺利得到落实，能否真正发挥应有作用，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认识。
规划的“环保参与”
其实，环保部6月11日叫停金沙江中游两大水电项目，也引发了人们对《规划环评条例》尽早出台的期待。
6月11日，环保部叫停了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开工的金沙江中游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项目，责令建设单位停止主坝建设。
根据《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在金沙江中游共规划开发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8个水电站，而在金沙江下游，也规划开发12个水电站。金沙江的水电建设呈现明显的过度开发态势。
专家指出，目前金沙江密集开发的最根本原因是在开发之前，没有对这一区域进行整体的规划环评，无法从流域乃至更大的区域内进行通盘考虑。
“国民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高度复杂、又高度一体化的巨型系统，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资源、影响环境。”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说。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体系日益趋向多元化、多层次、扁平化，单独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推行环保，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范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规划体系，有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专项规划、行业规划，这些规划是国民经济发展和各行业发展的重要指针。从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角度、更广阔的范围考虑，环保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到各种专项规划的制定当中去，加强与规划主管部门的协调，开展规划环评工作。
《规划环评条例》的通过，无疑加大了环评的法律效力，但要真正地落实，各地、各单位认真遵照执行，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有很大的难度。
但潘岳相信，由于其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尽管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迟早会被广泛接受。
9、污染损害难绝 恶意排污如何罪罚相当？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8月19日 张俊
http://env.people.com.cn/GB/9885708.html
明知违法还要偷排原因何在？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浏阳告急，江苏邳州告急，陕西凤翔告急！ 3个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接连发生，其中一个还是跨界污染事件；污染物种类从砷到镉再到铅；因污染直接致死两人，受直接危害的逾千人，受事故污染威胁的达数十万人之众；受损失的环境资源、财产则一时难以统计。
在这几起事件中我们发现，肇事的污染企业都是明知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仍然私上落后、污染严重的生产设备和工艺，仍要肆意排污；明知环评中有搬迁周边村民的要求和承诺，几年没能做到也照常生产，在几百个孩子检出血铅严重超标时，企业仍辩称:“没有超标排污”。
为什么突发性的污染事件这么多？为什么企业的胆子这么大？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在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后仍然如此心安理得、有恃无恐？
罪刑相适应本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性质和情节的轻重相适应。而在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即使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最重的量刑也只有7年。
区区7年的刑期能不能与这些企业明知排放巨毒物质，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健康受损，造成动辄逾千万元的资源与财产损失的后果相适应和匹配呢？与环境污染犯罪相比，造成类似人身和财产损失的故意伤害罪和侵犯财产罪中最重的量刑都是死刑。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量刑是否合理，又能否对这些恶意违法排污者形成威慑力量？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能否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面对一次次的污染事件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面对企业违法排污的肆无忌惮，我们需要对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进行重新审视。
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但在发生突发事件后，往往都是政府在扮演救火员的角色。政府出巨额资金、动员大量人力和技术力量对环境进行恢复或减少环境损害，对受损群众进行赔付和安抚。这时候企业又在干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在承担原本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呢？
发生污染事件后，政府出面做应急处置固然是负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施，但如果事后不向企业追讨回这些费用，则是对企业的纵容和对纳税人的不公平。
或者有人会说，企业赔不起。从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即便是赔得个倾家荡产、关门歇业，也是企业自己的事，其在违法时理应预见到这样的后果。而事实上，近年来屡屡发生的一些污染事件中，肇事企业往往是赔得很少却仍然生存得很好。
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后果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难怪企业会“不怕罚”，也难怪会出现“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现状。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怪现状，政府和环保部门力推的环境责任保险也就进展缓慢。
环境执法能力不足也是企业胆子这么大的原因之一。在一些突发污染事件中，确实存在环保人员监管失职甚至“猫鼠一窝”的情况，但更多时候，基层环保部门因为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从项目环评、企业上马、排污收费甚至进企业执法和检查都要听命于地方政府，这样又如何能实行严格的监管与执法？
目前，我国工业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很多企业生产技术落后、企业管理落后的老污染企业还未转型，累积型污染尚未清除，一些大胆妄为的“后起之秀”又“揭竿而起”、大胆偷排，造成污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仅靠事后的补救很难解决问题。
因此，要想触及根、治到本，还要改变环境管理理念和体制，通过立法真正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对违法者予以严惩、施以重典；要进行科学民主的规划，尊重公众的环境权益，把公众引入到共同监管企业的阵营中来；要建立环境资源和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制度，用严格执法和绿色经济政策，创造公平、良好的经营与执法环境，改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怪现状。
只有织就了无情的法网、严密的人网，打造出良好的执法环境，营造出公平合理的经济环境，才能让偷排者胆怯起来、受损害的少起来、环境好起来。
【1】 【2】 【3】 【4】 【5】
10、解析：中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决环境污染者
来源：中央电视台2009年08月1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887478.html
央视《新闻1+1》——同案不同判：情理？法理？
主持人(董倩)：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我们知道以往在面对这些重大环境污染案件的时候，法律往往用得最明，叫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是我们注意到，本月在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他们却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盐城水污染案件进行了判决。岩松怎么看待这种罪名的转变？
白岩松(评论员)：
其实这几个月以来，不管是因为醉驾或者其他的因素，虽然跟过去案件情节有些相似，但是都启用了新的跟过去类似的罪名，判的似乎也更重了一些，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去想，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还是要一步步走向同案同判，还是继续让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长期存在，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主持人：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盐城市的这次一审判决。
解说：
投放危险物质罪合并其他罪行，共执行有期徒刑11年。8月7日，盐城市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等到了自己的一审判决结果，而标新化工厂生产负责人丁月生也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刑六年。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此次判决结果备受瞩目，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环境污染者，因为我国此前在对类似的案件追究刑事责任时，都是以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判处，而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刑期为三到七年。
半年前，胡文标所在的盐城市标新化工厂排出的工业废水导致水污染，盐城市区20多万居民的饮用水停止达66小时40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3.21万元。在8月7日的一审判决中，盐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投放危险物质危害公共安全，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盐都区法院认同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法院认为胡文标等人故意排放污水的意图明显，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而面对一审判决结果，胡文标在庭上和庭外一再表示，外排废水是事实，但流入河中不清楚，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并且提出了上诉。
此罪彼罪，孰重孰轻？
主持人：
刚才涉及到两个罪名，岩松用最简单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罪名不同。
白岩松：
首先从概念上我们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先要做一个背景介绍，其实这一个罪名也是1997年的刑法修订新加进去的法条，但是隔了12年，似乎就已经被现在新出现的一些重大污染罪涵盖不了，因此要启动投放危险物质罪。你看它们俩的区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大家现在在PPT上能看到，是违反国家的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其实它带有一定的间接故意。
投放危险物质罪就不一样，是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疾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就是主观工艺，难怪在盐城的判决过程当中，其实辩护的重点就放在，我是排放了，但我不是主观故意。由于是主观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会导致刑期的不同，比如看前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后果特别严重，也就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处罚金。但是如果是投放危险的物质罪，大家看，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盐城的判既没有选择十年以下，也没有选择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是选择了中间的节点，是十年。
主持人：
咱们站在非法律人士的角度来看，这两种罪名在很多地方都是差不多，你觉得会不会造成因为我们不懂得法律这么细致的区分，从而觉得这两个差不多？
白岩松：
老百姓的话其实要翻译过来，一个是间接故意，一个是主观故意，一个是前者带有一点过失，但是后者你是故意的，就像最近这几个月陆续出现关于醉酒驾车致人于死地的情况，有的地方是交通肇事罪，这是过失，但有的地方是威胁公共安全，那就是故意，所以它的刑期也就不同。
为何判处投放危险物质罪？
主持人：
关于这次为什么援引“投放危险物质罪”，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法院刑庭副庭长高爱军。
高庭长，您好。
高爱军(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刑庭副庭长)：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用的是投放危险物质罪？
高爱军：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放危险事故罪，它们的行为对象上有相似性，也就是均包含有害有毒物质，分析这两个侵犯的客体，某种程度上看，我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两个罪容易产生竞合的表象。
区分两罪的关键就在于分析两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一般是表现为过失，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本案当中，我们相关的证据均表明，两名被告人明知排放的废水当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也明知该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因为排放废水，对我们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仍然没有采取环保的措施，继续大量偷排。因此我们认为，其主观上具有明显放任的故意，也就是间接故意。
主持人：
高庭长，我想打断您一下，类似的案件以往也有过，但为什么这一次你们用的是这个罪名，而不是以往的重大污染事故罪。
【1】 【2】 【3】 【4】 【5】 【6】
11、重典背后的隐忧：水污染治理模式待突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8月19日 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19/02476634309.shtml
8月14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标执行有期徒刑11年。
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
《中国环境报》18日发表署名文章称，以一个刑期更长的新罪名来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事责任，不仅是司法创新，更显示了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环境的坚强决心。
危险的临界点
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山东邳州砷污染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江苏盐城市水污染事件……近年来，各地的水污染事故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环境突发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认为，中国水环境现状，不能说已经“难以挽回”，但确实处在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
世界银行日前在北京发布的《解决中国的水稀缺：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报告称，中国有超过3亿农村居民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水危机导致的损失已经占到中国GDP的约2.3%。
“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水体使用功能下降甚至丧失，不仅加剧了我国北方地区和城市的缺水问题，还使南方相对多水的地区和城市形成了水质型缺水。”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王金南曾参与了《国家“十一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战略规划》的制定。
顽症用猛药？
可以说，中国最大的环境污染就是水污染。
2005年以来，环保部、发改委等部委摆在首位的治污工作就是水污染治理。尤其是重点流域的水污染，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过高，付出的代价必然过大。而边治理边污染的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境污染的危害，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的被动局面。”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2009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顽症需用猛药医”，必须建立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
针对污染治理问题，前不久召开的环保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水污染源限期治理管理办法》。对于那些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重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环保部可以直接出面，决定限期治理。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也转发了环保部会同发改委、监察部等单位联合制订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
根据这一办法，对未通过考核且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监察部门将追究政府有关人员的责任。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对于惩治环境污染使用越来越严厉的刑罚手段是否是一种趋势，以及用何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遏制环境污染，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斯泰纳(Achim Steiner)告诉CBN记者，通常会有两种手段，一种惩罚的，一种激励的。
他认为，对于污染者的惩罚全世界都有一个标准，就是谁污染谁负责，既然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且对社区或者区域造成了危害，那么他就应该对此承担责任，需要付出足够代价，尽量避免他或其他人不至于重复犯错。
另外，激励机制也是有必要的，那就是让污染者或者资源浪费者能够意识到还有另外的道路可以选择，或者说走环境保护的道路有利可图，那么也会减少污染。 (CBN记者 田享华对此文亦有贡献)
12、以投毒罪判处污染环境者：快意难掩尴尬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08月1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887214.html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文标执行有期徒刑11年。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成都日报》8月18日）
这样一个“首次”判决，让许多人感到很痛快和解气。道理是明摆着的——相比于专门的“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是一个罚则更严厉的罪名。依据《刑法》，前者最高处罚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后者严重的话则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此，甚至有法律学者也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中国法院开始以新的罪名来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事责任，其罪名更重，刑期也更长，显示了中国对严重污染环境事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
以更严厉的罪名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责，以提升环保力度，公众当然乐观其成，但这样一个明显非常规的“首次”判决，难掩其后的尴尬。
尴尬之一，我国现行环保法治普遍偏“软”，与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严重不符。本来，作为《刑法》条款的“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应该就是环保方面最高的规范了，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多“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范，却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严厉性和威慑力，根本无法与严重的环境犯罪后果相提并论。
就此而言，此次盐城人民法院首次“借道”“投放毒害性物质罪”而非现成的“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来追究“2·20”事件，与最近成都人民法院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来追究醉驾者刑责，并判处死刑的做法，无疑有相当程度上的类似性——均从各自角度，分别见证了两个既有罪名力度偏软、严厉性不足的缺陷。显然，无论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司法应有的严肃性看，这种“借道”新罪名以求个案严判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非长远治本之策。
尴尬之二，尽管“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是一个明显偏软的罪名，但在现实中，仍极少得到适用。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此前披露，“到2005年年底，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也就是说，自1997年《刑法》修订，增设“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以来，近十年间，该罪名仅仅被实际适用过三次，差不多平均三年一次。而另一方面，环境保护部告诉我们的环境违法事实和后果却是，“近5年，全国查处的环境违法企业12余万家次”，“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这意味着，多年来，环境犯罪被追究的概率，在我国甚至连“万一”都谈不上——数万次的环境违法、数万亿的GDP损失，也换不来一次犯罪追究。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依据《刑法》，“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因此触犯此罪，须同时追究单位和个人的刑责，而“投放毒害性物质罪”的犯罪主体没有单位，只能是自然人——这一法律背景下，弃前一个罪名而用后一个罪名，或许另有耐人寻味的深意。（张贵峰）
13、“生态文明排名”评估艰涩难懂，公众咋知情？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2009年08月19日 梁江涛
http://env.people.com.cn/GB/9888356.html
中国首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排名出炉。这是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中国第一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它来自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作为研究成果的《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首次披露了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状，以期促进各省区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8月17日 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尽管课题组负责人很客气，说他们是在尝试用生态效率定义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水平，也预料到了公众的质疑。他们估计，看到上面的榜单，一些人们印象中的生态大省，排名却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排名却遥遥领先，这一榜单如何评估出来的？其实，公众还远没有研究到排名与平时感受差异这一步，仅是计算评估方法就让大家觉得艰涩难懂，脑袋发胀。
诸如“生态效率”、“地区生态足迹”以及带字母的公式等等，“专、绕、涩、繁”，让人一看就发怵。尽管公众相信专家的计算方法是科学的，是与国际接轨的，而且计算过程是非常严谨的，其结果也是非常准确的，但公众看不懂，如何能对各个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排行享有充分的知情，进而参与其中，表达意见和建议，并对生态文明建设介入监督？
依笔者看，生态文明水平排行与其繁琐化，不如拿出几条硬杠杠。一是万元GDP能耗数据；二是生态与环保投入占GDP比重；三是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感受满意度调查；四是公众对生态环境破坏和遭受污染的投诉数量；五是严重污染事件“一票否决”，即当年某省市如发生在全国造成影响的污染事件，包括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污染事故，则排名自然降至末位。只有发现“有过之而无不及”者才能上升至倒数第二、第三，或第N。比如今年有地方发生了水污染事故，居民断水好几天，什么时候供水当地政府都没个准信，这个地区的排名想靠前也泡汤，而且对来年带来不利影响。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和事实，评估之前将其基本数据和事件描述在网上公布，之后由专家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再公示征求民意，无异议后即向社会发布，并依此真刀真枪考核官员政绩。
如此一来，不仅能引导官员不再追求单纯的GDP，推进科学发展，而且也体现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尊重。如果“生态文明排名”评估都由专家闭门造车整公式，让人费好大气力才对计算评估过程研究出个皮毛来，其公信力何在？又如何能扩大影响，集思广益，开启民智？
14、新京报：刑事重判能遏制环境污染吗
来源：新京报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8194.htm
盐城水污染一案责任人被判“投放危险物质罪”存在法律适用不当。污染企业责任人的确应该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要强调的是，不能违背“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否则会导致“同罪异罚”这一法治乱象。
据8月18日《盐城晚报》报道，江苏盐城“2·20”特大水污染事件肇事企业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文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与之前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
此前，我国在对类似的污染事件追究刑事责任时，均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如2004年发生的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等，被告人最终被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际上，盐城市警方最早也是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标新公司进行立案侦查、并依法刑事拘留胡文标等直接责任人的。
盐城水污染案的判决固然显示了司法机关对严重污染环境事件的打击力度在进一步加大，但是，社会效果并不必然代表法律效果，目的适当也不必然说明方法得当。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二者的行为作用力不同，前者的行为直接作用于财产损失或直接导致人员伤亡，而后者则是首先造成环境污染继而间接引发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本案显然不符合刑法第115条的“投放危险物质罪”而是符合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此次的盐城水污染一案再次折射出我国环境刑事法治建设的诸多困境。
第一，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处罚本已较重，而且刑事古典学派的鼻祖贝卡里亚早就告诫人们：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严厉性，而在于它的及时性和确定性。相比于巧妙“找法”予以重判，对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及时制止和常态性的环境监管显然更能防止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
标新公司不过是当地众多小型化工厂之一，此前长期偷排也仅受到一次行政处罚。环境监管失职无疑会纵容甚至强化排污企业的侥幸心理，最终酿成难以收场的局面。重判思维实际上仍然沿着“重处罚，轻管理”的老路来应对危害环境行为，无法适应生态时代的客观情势。
第二，重判思维可能背离了环境刑事法治的基本规律。环境犯罪属于经济犯罪，而且多以单位构成，因此环境刑罚的设置之中都包含有罚金，这实际上是环境刑事法治侧重以经济手段遏制环境犯罪的基本规律。但是，此案对标新公司未予以罚金判决，而对其董事长处以重刑。这似乎背离了注重人权保障的法治建设规律，不利于遏制危害环境行为的利益冲动，也不利于对环境犯罪开展后续的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
第三，重判思维，违背环境刑事法治的底线准则。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明确宣称：“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以刑罚手段惩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进步观点，也在这次大会上得以提出。但是，刑法是和平时期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法治则是一国法治建设的底线，以刑罚手段惩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也必须严格遵循环境刑事法治的底线准则。
污染企业责任人的确应该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要强调的是，不能违背“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否则会导致“同罪异罚”这一法治乱象，还可能使得肇事者被判投放危险物质罪而监管人员却被判环境监管失职罪，从而破坏刑法的统一性。（张光君 刑法学和环境法学研究者）
15、GDP至上还是民生至上?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8/19/content_11909055.htm
据媒体报道，湖南省浏阳市镉污染事件发生地镇头镇工农业较为发达，目前已形成了花卉苗木、特色水果、蔬菜、油茶、生猪等十大产业基地，并且有乡镇企业数十家。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的乡镇，引进一个高污染的化工厂实在是得不偿失，出现污染实在是一个悲哀。”
为什么得不偿失的事情一再发生？为什么公众环境权益屡遭损害？除事发后及时关停惹祸企业、严惩相关责任人外，能否从根本上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让环境保护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确保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保障民生，当以人为本，以发展为要，以环境为基。
回过头来看发生在镇头镇的镉污染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当地政府至少算错了三笔账:一是算错了总体账。只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增量发展，没有看到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损害，以及相应的治理和救助成本。二是算错了结构账。只看到引入化工企业带来的增量财税收入，没有看到重金属污染对种植业等产业的损害，以及由此造成的挤出效应和机会成本。三是算错了项目账。只看到湘和化工厂每年数千万元的产出，没有看到从项目建设、生产到关停整个生命周期的各种显性与隐形成本。
正是由于一个又一个的项目算错账、一家又一家的企业算错账、一片又一片的区域算错账，才使得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而这一数据，只是实际环境成本的一部分，既未将全部的污染损失计算在内，也未涉及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更没有包括资源损耗。
为什么一些地方屡屡算错账、走错路？究其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有待提高。从GDP至上的发展观念，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有赖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二是路径依赖难以打破。一家企业、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式，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过渡到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三是制度建设尚需推进。无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从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向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转变，都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总之，只有真正转变发展思路，优化制度设计，探索转型模式，才能从源头和再生产的全过程控制环境污染，实现科学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认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而是认识得不够深入；不是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是转变得不够彻底；不是没有加强制度建设，而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现实需要或有制度而落实不力。
纠正GDP至上的发展方式，仅靠小修小补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以市场为基础，靠利益来引导，系统地改造思想认识、经济结构和制度法律体系，全面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科学发展。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我们也高兴地发现，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政策到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说在思想认识上，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来看待，深化了对环境保护本质内涵和最终目标的认识；在发展过程中，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在政策法律方面，探索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的试点和实施。
经济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期待着出台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法律，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体制和机制，最终将经济发展导入绿色轨道，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之利、同避污染之害。（宗建树）
16、“生态文明排行榜”比“水黑论”更危险
来源：华龙网 2009年08月19日
http://news.cqnews.net/pl/szpl/200908/t20090819_3520078.htm
地方媒体在转载这一新闻时，纷纷将当地的排名拟进了标题，“生态文明排行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一榜单却并未受到网友的支持。有网友疑惑：为何一些人们印象中的生态大省，排名却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排名却遥遥领先；有网友反问：看北京不是钢筋水泥就是沙尘暴,有什么生态文明可言?
群众的眼睛应该是雪亮的。他们的直观感受，为何与榜单有如此大的差距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人们的直观感受不科学；另一种可能是，“生态文明排行榜”本身不规范。倘若是前者，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是后者，那么就需要研究者反思自身研究水平与研究道德了。
一项定量研究，最关键的是界定变量的概念定义和操作定义。什么是生态文明水平，如何测量生态文明水平，也就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地区差异研究》这一项目首先要界定的问题。该课题组测量生态文明水平，引用的是这样的计算公式：EEI（生态效率）=GDP/地区生态足迹，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OECE(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应有其科学与规范之处。但将“生态文明水平”简单地等同为“生态效率”，却是不规范的。
“生态文明水平”是一个很难测量的变量。《半月谈》文章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可以看出，决定“生态文明水平”的不可能只有一个指标，要测量“生态文明水平”，必须建立一套复杂的研究系统。
事实上，在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EEI（生态效率）“是一个表示经济发展的综合生态文明程度的合适指标”。以一个指标来测量整个变量，只会是以偏概全，其结果当然也不会科学。因此，该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生态效率排行榜”，离“生态文明排行榜”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这个“生态文明排行榜”很容易让人想到海南海口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那句，“只要发达的地区，越发达，水越黑。”有人认为，“生态文明排行榜”是对“水黑论”的有力反驳。“水黑论”虽然是“史上最牛的不作为托词”，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现实：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这恐怕是“越发达，水越黑”能为公众承认、而北京、上海、广东分列“生态文明排行榜”前三却饱受质疑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与其将这个不科学的“生态文明排行榜”，当成是对“水黑论”的反驳，还不如把它当做“越发达，水越黑”现实的一块“遮羞布”。
“水黑论”说的是过去，“生态文明排行榜”则直指未来，倘若地方政府受到这一榜单的“蛊惑”，片面强调“生态效率”，将之当成“生态文明”，而忽视“生态质量”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只会使地方官员在“唯GDP”的政绩观上，越走越远。这，恐怕是这份伪“生态文明排行榜”真正可怕的地方。 （刘义昆 来源：镇江日报）
17、水危机三:价格涨了!资源保了?
来源：搜狐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