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没有想到，早上我们到街上找网吧上网往回发江河信息时，几个当地人极为不满地告诉了我们一些他们那里的问题。比如，一些本来被定为维修的房子可因被开发商看好了，就要被拆掉，这些房子的主人大部分都是老人。在没有新房子时，一家一个月只给250元钱的补助。250元连租房子都不够，让人家怎么生活？再有就是，利用灾后重建之机，把本来好好的街道拆了重修。

好好的路非要重修

有人麻烦有人高兴

其实，这两天沿途我们也一直在看到很多水泥地面砸岩机，这些砸岩机把一些很好的地面进行翻修。而这种作法在灾区的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比如在雅安的芦山、宝兴、阿坝的小金,都在利用灾后重建的资金把前两年刚建好不久的路面进行重新改造。而灾区其他破坏严重的公路，真正需要资金支持重修的却没有修，甚至连维护的钱都没有。另外，一些和地震无关的公路也趁机利用灾后重建资金进行无谓的改造。平武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很希望我们能反映反映。

涪江上的电站

滑坡凶哟

今天我们从平武出来继续沿涪江而上，一路上就看到如火如荼一个接一个的水电站工地。初步算了一下， 3－40公里内，大概就有七个水电站。大量的施工涵洞和大坝，以及灾后重建需要沙石的开采场，整个河床像是被翻了一遍。

仙女堡大坝

江边的涵洞

堆满钢筋水泥的峡谷

本来昨天我们刚离开平通河看到清澈的涪江时，还都在感叹涪江的水真绿！可是今天一出来，江水骤然变浑，简直就成了泥浆状。杨勇说，他开始以为可能是昨天上游暴雨导致的山洪，也可能是涪江源头雪宝顶发生的冰川堰塞湖的溃决。结果这一路走来才知道是这些电站施工和开采沙石所致。

路途中，我们从网上得到信息，国家环保部准备对西南水电建设进行大排查，不知涪江上的这些电站，是不是也能进入到这次排查之列。

没有修电站的涪江

2001年，我曾经从黄龙到王朗路过这里。那时的涪江峡谷完全是原生态的大自然，水是跳着浪花的水，山是满眼绿色的山。来自宜昌的同行者姚华先生说，他是2003年来过这里，那时的这里也是山是山，水是水。可今天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年不见，再看到的山和水怎么就会被破坏成了这样。水电站要修这么多吗？大自然能这么毁吗？

杨勇说，这些水电开发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我们今天看到的如此场面，他认为很多是趁救灾之便搭车。

这些电站的建设实际上是完全脱离环保监管的。因为这个区域属于黄龙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外围；属于雪宝顶、王朗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在这个区域建设这么密集的水电站，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的影响是致命的。不知道相关部门对这种现状是不了解还是其它的原因？

草原公园

草原上

要说今天我们的行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跨越了三大水系：从涪江水系进入了岷江水系，又从诺尔盖大草原来到黄河流域的九曲第一湾唐克。我们追赶到照耀在黄河九曲第一湾日落的最后一缕彩霞。

黄河九曲第一湾

最的的一抹夕阳

湾

弯弯曲曲

黄河之水天上来

光和影在水中

记下这一时刻

在诺尔盖大草原上，我们看到这样一条大标语：你干我干大家干，为早日建成牧民定居地而战。

正在大干快干的是一些砖浑结构为移民建造的房屋。它们就建在了大草原的泥炭层上，杨勇说，这样的房屋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建在泥炭层上的房屋基础不坚固，可能会变形；二是，因泥炭层含水量大，房屋很潮湿，将来牧民住进去，对身体影响会很大。

这些牧民长期居住在大草原上，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对他们来说，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完整的一套适应这种生活的方式。可是现在实施的牧民定居工程，却要让他们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

难得见到帐篷了

在诺尔盖，晚上，我们问宿住地的牧民现在好，还是过去好？他们说：过去好。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权利决定哪种方式。现在不好，现在都被城市化了，原来好，比较自由。况且我们也不会做生意，不知政府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是不是也应该广泛征求一下牧民的意见。不然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草原上自由流淌的小河

明天有可能我们就要在黄河源头的帐篷里了。

2、金沙江水电站违规调查(组图)

来源：南方报业网 2009年06月22日孟登科

http://green.sohu.com/20090622/n264669573.shtml

　　最高层的批示催生了今年的环保风暴——华能、华电下属的两个水电站因环评违规被紧急叫停。在此之下，是环保部与电力巨头及地方政府围绕整个西南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这一矛盾的激烈博弈。在地方政府、电力巨头的强力利益联盟和电力巨头先小后大、步步为营的巧妙开发策略面前，环保部如何才能有效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能呢？

龙开口水电站的附属工程陷入停顿，工人们陆续离开　图/南方周末记者麦圈

工人在大坝的缆车平台上，看着停工的大坝。　图/南方周末记者翁洹

　　风暴骤至

　　三个月内，中央高层领导针对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连续做了三次批示。“环保部这次的环保风暴是拿着高层领导的尚方宝剑。”

　　不出意外，云南大理州鹤庆县的朵美乡将在两天后进行撤乡变镇的挂牌仪式，它将有一个响亮的新名字“龙开口镇”。

　　为这个乡镇命运带来改变的是一个叫“龙开口”的村落，在这里，将要建成一座装机容量180万千瓦的水电站，该水电站以村取名，叫“龙开口水电站”。

　　两年来，随着水电站工程一步步推进，朵美乡也在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天天地繁荣，祖祖辈辈居住在山坳里的山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车水马龙。

　　然而，阴云骤至。

　　热闹的中江街上，突然一下子变得冷清了。6月15日，摆水果摊的李大叔向记者犯起了嘀咕，这三四天的生意一下子差了很多，“只及往常的一半”，但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

　　让李大叔水果生意一落千丈的是四天前国家环保部公布的“责令龙开口水电站停止建设通知”，因为这份停建通知，水电站的不少工人已陆续撤离了小镇，他们也带走了李大叔一半的水果生意。就在停建通知前十天，龙开口水电站还下发了加快工期的通知，并针对延误工期制定了详细的惩罚措施。

　　来自环保部的文件称：“华能集团投资建设的金沙江龙开口水电站未经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审批，已于2009年1月大江截流，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因为相同原因被叫停的还包括下游数十公里外的鲁地拉水电站。

　　2005年初，环保总局宣布停建包括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工程的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在内的30个违规建设项目，牵涉到8个省、三大电力公司以及与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此役被舆论称为“史无前例的环保风暴”。

　　四年后，环保风暴再袭水电巨头，此时“环保总局”已更名为“环保部”，风暴中，金沙江流域的水电站开发建设再次成为主角，而华能、华电作为国内著名央企也颇吸引眼球，一时间，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一年前，鲁地拉水电站曾发生泥石流灾害，9人不幸遇难。

　　风暴的突袭，令朵美乡乡长刘松涛感到意外，他声称“截流半年来毫无征兆”。得知消息的当天下午，刘松涛就和筹建处商定：为了维护稳定，进场的公路建设、移民安置点的工作以及饮水工程还是得继续进行。

　　就在6月15日当天，由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队的五人督查组已抵达龙开口水电站，这位曾任环保部环评司司长的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一位水电专家，对西南水电的开发建设非常熟悉，“由他带队再合适不过。”一位环保人士如此评价。据悉，此次督查组还有一项任务，即对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整体情况的考察。

　　事实上，此次环评风暴并非空穴来风。据悉，三个月内，中央高层领导针对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连续做了三次批示，“此事影响大，应再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论证，慎重决策”，上述环保人士称：“环保部这次的环保风暴是拿着高层领导的尚方宝剑。”

　　程序问题还是实质问题？

　　无论虎跳峡水电站如何改建，甚至停建，都将影响到下游几个水电站的技术经济指标。这正是环保部 “金沙江中游整体流域环评”的考虑所在。

　　在龙开口水电站筹建处主任张之平看来，水电站之所以被紧急叫停，主要还是“程序问题”。

　　正如环保部通报的信息所示：在环评报告通过之前，鲁地拉和龙开口就已经实施了大江截流，相关的主体工程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大力推进。牟广丰在龙开口水电站现场视察时说：龙开口主体工程建设已颇具规模，属于严重违规。

　　事实上，鲁地拉和龙开口两站的环评报告早已递交到了环保部的相关部门，但报告至今仍在审批之中。在环评报告审批通过前进行大江截流和大坝建设，这在张之平看来属于“程序错误”，但张对通过环评非常有把握，鲁地拉水电站总经理周卫东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乐观。

　　尽管两家水电站的负责人对“违反程序”的客观事实一再坦率地承认，但仍然认为此次风暴多少有点“空穴来风”，他们一度认为通过环评报告只是时间问题。

　　2007年9月，华能集团就将龙开口项目的环评报告递交给了环保总局，10月份组织了评审，11月份根据评审，龙开口提交了一个补充意见，但是环保总局考虑到“对水生生物需要补充论证、龙开口不是重点开发项目”，暂缓了环评审批。2008年12月，龙开口水电站又进行了补充论证，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2月份也进行了评估，“我们以为就会来批文了”，张之平说“没有拿到环评报告一直很心虚”。

　　龙开口水电站的大江截流计划因为尚未通过的环评报告已经被推迟了，原定的大江截流时间是2008年11月。为了赶在枯水期前推进工程建设，2009年1月，在尚未得到环评报告前，龙开口和鲁地拉两站都实施了大江截流，并进行了主体工程的施工建设。

　　接受采访时，周卫东对于环评报告为何迟迟不能通过的原因不甚清楚，他甚至不清楚此次被暂停的环评报告还需要补充哪些内容，“只能让负责设计的西北设计院不断修改，直到通过为止。”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未批先行”。

　　事实上，迟迟未到的环评报告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所谓“未批先行”的程序问题。“程序问题”只是环保部叫停两家水电站建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直指环评内容的“实质问题”。环保部认为，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梯级开发的环评还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流域沿途的鱼类和水生生态问题要统筹考虑。而这恰恰是环保人士近年来针对金沙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所提出的主要质疑。

　　按照2003年国家计委通过的《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金沙江中游将按照“一库八级”进行开发，即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规划总装机容量为2058万千瓦。

　　报告明确指出：上虎跳峡水电站为龙头电站，对改善该河段梯级水电站调节能力、更好地满足电力需要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龙开口和鲁地拉两站如火如荼的开发之际，龙头水库上虎跳峡的命运却存变数。地质专家杨勇教授认为，由于虎跳峡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这是水电开发不可逾越的红线。

　　有关虎跳峡水电站的争论由来已久。众多环保人士认为：虎跳峡水电站建成后，18万亩滇西北最富饶的土地将被淹没，十万人将失去家园，并且淹没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更为重要的是，虎跳峡水电站正处于金沙江大断裂带上，地震频繁，这里又是长江标志性拐弯，俗称“长江第一湾”，建水电站的地质风险非常大。 “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突破，这导致了虎跳峡现在尴尬的局面——以前的最佳坝址很难成立，新的坝址也很难找到。”

　　无论虎跳峡水电站如何选改建，甚至停建，都将影响到下游几个水电站的技术经济指标。这正是环保部“金沙江中游整体流域环评”的考虑所在。

　　同时，在杨勇教授看来，环评报告中的鱼类和水生生态问题是一个至今都不可解决的世界性难题，除非降低环评标准，否则环评报告绝无通过的可能。

　　考虑到金沙江中游整体水电站建设的前提——虎跳峡龙头水库的未知命运以及难以突破的鱼类保护和水生生态问题，杨勇认为，环保部提出“对规划的龙头水库和虎跳峡河段的开发方式与相应的环境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这一要求切中要害。

　　“光荣与梦想”

　　乡长刘松涛对水电站的感激溢于言表，他有一长串的数据作为佐证。

　　6月15日，牟广丰在龙开口水电站视察后的总结会上说：“根据整改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句话一下子打消了很多人“速战速决”的美好期望，有消息称整改的时间将会超过半年。

　　这突然发生的变故让朵美乡的发展前景朦胧了起来。

　　这个距离鹤庆县城120公里的偏远乡镇是国家贫困县的边远贫困乡，用乡长刘松涛的话说是“与世隔绝的山坳”。2006年，这个有着270平方公里、3万人口的乡镇的财政收入仅有6万元，且全部来自于小水电站。

　　2007年，华能集团决定在龙开口投资建水电站，这成为朵美乡甚至鹤庆县“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两年前，3个多小时的车程让县里领导充分体谅朵美乡干部的难处，只有重要的会议才会通知刘松涛参加。如今，由华能集团投资3亿元修建的48公里三级公路即将完工，这是山里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刘松涛幽默地说，以前给县领导打电话都爱理不理，“但现在我的电话绝对是最受重视的”。

　　刘松涛将“巨额投资，空前繁荣”的盛况都归功于华能，“毕竟是大企业，带动一方、服务一方。”

　　因为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刘松涛和他的同事们总结出乡里的指导思想是：服务、服务、再服务。

　　2005年，朵美乡和中江乡合并称为“朵美乡”，合并后的乡政府迁往朵美乡，两年后，朵美乡党委书记、乡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江小镇，“工作都以水电站为重点，全乡80%以上的精力都在这个工作上。”

　　为了给水电站建设最好后勤保障工作，林业站、农业综合服务站等乡里以前的冷衙门也变得重要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被抽调进了专门服务于水电站建设的协调组，四十多人的协调小组，组长由乡党委书记亲自担任，乡里的主要领导都包括在内。

　　同样，鹤庆县也成立了由县长挂帅的协调小组，由副县长任总指挥的指挥部，长期驻扎在中江小镇，以便于协调沟通。

　　龙开口水电站在两年的建设期间，已经为鹤庆县贡献了超过七千万元的地方税收，这在全县总财政收入仅亿元的贫困山区无疑是财政上的雪中送炭。根据估算，水电站建成后，将每年至少为地方财政贡献5个亿的税收。

　　“都说抓机遇，现在机遇就在面前，怎么能不抓紧呢？”刘松涛说。

　　这个偏远的山坳小镇如今有着更大的野心：要把移民安置点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为此，在华能集团出具的安置费用基础上，县财政还追加了500万元的建设费用。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未来，而且近在咫尺，然而，朵美乡乃至鹤庆县几乎唾手可得的光荣与梦想，却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变得朦胧起来。

　　水电站停建通知公布后，小镇的萧条立竿见影。中午11点，跑运输的中巴车司机在车里打起了瞌睡，沿街的办公家具店、商店更是门可罗雀，刘松涛总结的“人流、车流、资金流”突然一下子都断流了。

　　利益之手缠绕

　　在这些标语背后，是一双双利益之手。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电力供应持续偏紧的情况之下，水电业受到了“超常规发展”的特殊照顾。在西南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都将之视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从四川到云南，从金沙江流域到澜沧江流域，再到怒江流域，沿路“打造西南水能源基地”、“建立西部能源基地”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在这些标语背后，是一双双利益之手。

　　在鲁地拉水电站所在地宾川县片角乡下六村村民还没有拿到征地补偿款之前，地方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让施工队进场，参与道路修建的工作人员胡先生说：目的就是为了抢速度。业主抢的是建设速度，而地方政府抢的则是税收等经济速度。

　　资料显示，水电站建设期间需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建筑安装税，这笔费用对于拮据的地方财政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

　　水电站建设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是空前的。“鲁地拉水电站在建设期间，不仅每年可以为地方政府创造数千万元的财政收入，还可以拉动地方上的运输、建材、劳动力等各方面的发展，建成后每年7个亿的税收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周卫东说。“这还不包括云南省在其中的15%的资源入股的收益。”

　　2005年，华电、华能、大唐、华睿以及云南省开发投资公司一起合股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对股权分配早已有明确的界定。“水电对每一个电力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水电的效益很稳定，建成以后，将是一本万利。”张之平说。这导致了各大电力公司都急切想搭上这轮开发的快车。

　　如此优良的项目当然还会得到银行系统的支持，由于龙开口和鲁地拉两站尚未获得全部资质还无法向银行贷款，所以贷款数额还不得而知，但以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为例，国家开发银行给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贷款即高达200亿元。

　　在水电开发这块香饽饽中，还时常会出现投资公司的身影。

　　目前，在这些利益之手的推动下，金沙江八级水电站都出现了被环保部定性为“跑马圈水”的现象。

　　被绑架的监管

　　按照环评法的规定，所有新建项目开工前，都必须获得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但在水电开发中，开工的定义却非常特殊。

　　2007年，国家发改委发出了“金沙江中游梨园、阿海、龙开口和鲁地拉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该文件同意这四个水电站的前期工作，但对于“前期工作”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做出详细界定，甚至业主们认为前期工作还包括导流设施。

　　在有着二十多年电站开发经验的周卫东看来：“没有说导流洞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事实上，所谓“前期工作”的不同理解已经造成了水电建设的混乱。

　　按照环评法的规定，所有新建项目开工前，都必须获得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但在水电开发中，开工的定义却非常特殊。

　　来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文件称，水电开发，只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就可以进行三通一平的前期工作，水电项目的开工指大江截流和坝体建设。换句话说，在“开工”前，业主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的巨资完成了前期准备。

　　这就导致了监管的尴尬。

　　“三通一平甚至导流设施的建设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难道不需要环保部门评估吗？”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6月15日，牟广丰对西南督查中心提出了“加强区域环境督查”的要求。在大理州副州长提出“将配合业主整改”的说法后，牟广丰明确说：各级政府和环保部门不是配合，而是监管。

　　“木已成舟”的既定事实，使得环保部门的监管变得苍白无力。完成了三通一平后，环保部门的一票否决将很难抵挡得住利益各方的联合施压。因此，有环保人士建议“在环评报告前不得进行任何施工”的程序修改。

　　实践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已经三通一平的项目最终被迫下马的水电工程。4年前的那次环评风暴针对的就是未批先建的大型水电项目，但两个月后被叫停的水电项目即补充环评、缴纳罚款而轻松过关，此役最终被环保人士称为“板子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

　　2005年的环评风暴中，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两个水电站也因未批先建受到处罚，但金沙江中游龙开口、鲁地拉两站的建设方似乎并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在环评报告的审批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大坝截流。

　　不可逆转的“倒逼”？

　　这些首尾相连的电站，完成后将从云南虎跳峡上游的奔子栏到湖北宜昌，2000公里以上的长江干流，从急流险滩变成一系列的“跳水平台”。

　　杨勇的不抱乐观有太多现实的考虑：绝大多数的水电项目在上一轮的跑马圈水中已颇具规模。

　　2005年底，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拉开了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序幕，负责全资建设虎跳峡、两家人、梨园和阿海水电站，参股建设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水电站。按照云南省政府的说法，这家公司的挂牌意味着，总装机两千多万千瓦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工作正式启动。

　　4年后，在近400公里的金沙江中游流域上，密布着兴建之中的8个水电站，然而，按照2003年国家计委通过的《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规划中的一库八级水库必须遵循总体开发的原则，下游7级水电站的技术经济指标的重要依据是虎跳峡龙头水电站。

　　但虎跳峡水电站的争议至今未果，坝址悬而未决，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下游水电站的猛力推进。

　　龙头水库未定，反倒施工下面的水电站，这个荒唐的逻辑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看来，是利益集团采取的“倒逼策略”——既然下面的水电站是以虎跳峡为前提的，而目前看来虎跳峡的争议也最大，那么就想办法先把下面的水电站建起来，反过来影响对虎跳峡的决策。

　　这样的判断，有其历史依据。

　　在四川紫坪铺大坝修建过程中，也存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结果为了保证工程上马，业主做出了只修建紫坪铺大坝的让步，但在紫坪铺修好以后，业主又提出了本已放弃的鱼嘴工程，再次要求修建作为配套设施的鱼嘴工程，即杨柳湖大坝。最终，因为影响甚大，社会关注太高，以致鱼嘴工程未通过。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策略如法炮制，但金沙江中下游的水电开发较之紫坪铺更为复杂。

　　截至目前，金沙江中下游的水电开发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之势。这些高达百米甚至二百米以上的12级大坝中，有6座已经截流，4座在大规模前期施工。

　　这些首尾相连的电站，完成后将从云南虎跳峡上游的奔子栏到湖北宜昌，2000公里以上的长江干流，从急流险滩变成一系列的“跳水平台”，这还不包括若干的支流电站。

　　中央政策在水电开发上有明确的表态：“十五”规划提出的是“大力发展水电”，“十一五”规划则修改为“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有序地开发水电”。但在环保人士看来，西南水电的开发毫无疑问是过度了。但这一“过度”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开发公司看来，仍远远不够，最新的消息是关于怒江的开发又再次被提上日程。

　　2008年底，阿海水电站已经通过了环评，在公众评议过程中，专家发出警示：环评报告中提到的针对特有鱼类的补救措施大多缺乏可行性。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阻碍环评通过。

　　而且，如此高密度的水电建设，必然要牵涉到流域的总体协调问题，“这方面我国还没有操作经验”。

在环保部对鲁地拉和龙开口的处罚决定公开后，环保组织向社会公开发出了“金沙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的呼吁信，文末写道“环保部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当世和后代守住环境底线”。“我不太乐观，单凭环保部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一难题。”参与署名的杨勇说。

3、环保部“激战”水电巨头只是开始

来源: 浙江在线-今日早报2009-06-22艾才琴

http://ent.163.com/09/0622/03/5CCP4NAU00032DGD.html

6月11日，国家环保部通报说，由于个别地区和企业，严重违反国家企业政策和环保规定进行项目建设，从即日起，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五大国有电企之一的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6月14日，在国家环保部宣布叫停华电集团鲁地拉水电站三天之后，赶到现场的记者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金沙江水已经被引入了导流明渠，河床和两岸山体都成了工地。

　　两大国家电力集团其背景和实力非同一般，此前，环保部门一般不会轻易叫停这些集团实施的项目，即使这些项目没有进行相应的环评等。而目前，叫停水电巨头投资高达几百亿元的项目，对环保部来说，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强势”表示。但是，在已经宣布叫停的情况下，水电巨头还在继续施工，这说明环保部“激战”水电巨头还将继续。但不管怎么说，这都预示着环保部门将越来越“强势”，环保力度将越来越大。

　　在一些地方政府奉行唯GDP论的情况下，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这和各地环保部门处于弱势地位有着极大关系。在很多地方，环保部门甚至成为一种“摆设”。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保护环境的重要，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身处一线的环保部门，如果能够处于“强势”地位，无疑有利于环境保护。尽管环保部门的“强势”还面临着种种挑战，但这种“强势”无可阻挡。一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保护环境已经没有退路；二是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并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权力；三是老百姓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这种民意推动环保部门走上“强势”地位。

当然，环保部门想取得环境保护的“强势”地位，还需要继续同各种利益集团“激战”，而同水电巨头的“激战”，只是刚刚开始。

4、环保执法缘何成了“空对空”？

来源：《新京报》2009年06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22801.html

　　6月11日国家环保部发出通报，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五大国有电企之一的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然而据媒体披露，在被亮黄牌以后，两家水电站的施工仍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对此，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相关人士表示，这是媒体的误解，两个水电站主坝工程早已停工，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按照环保部要求所做的安全度汛工作。

　　所谓的“安全度汛工作”，目前还只是一面之词，需要环保部门予以证实。但无论如何，两个电站未经环评擅自开工，性质严重违法已经无可质疑。华电集团相关人士表示，金沙江中游水电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政策，并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水电项目，不会轻易说下马就下马。显然，在水电开发企业眼中，“叫停令”并不足以为惧。

　　地方环保执法总遭遇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歇。为了加强环保执法，1998年始至今，国家环保局经历了国家环保总局、环保部两次升格。此次的水电“叫停令”，据称这是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但“黄牌”虽已发出，在被处罚者的强大背景之下，严厉执法却威慑力有限，所谓“史上最严厉”有成为“空对空导弹”的可能。如此执法尴尬，若再从升格、提级中去寻找答案，那可真叫“打错了靶子”。

　　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实之下，环保部直接介入一些地方的大项目的环保执法，有助于抑制地方利益，减少地方阻力。但是，这种执法在遇到与环保部属于同一管理序列的央企时，环保部就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总不能因为环保部在中央的地位并未强大到足以凌驾于央企之上，就再度提升环保执法的级别———若还要往上走，就只能请国务院出马，对央企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了。

　　央企给行政执法所带来的种种阻力当然绝不仅仅出现在环保领域，若是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在遭遇执法阻碍就寻求国务院的介入，这当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从部门的视角来看，部门升格或垂直管理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方或一些特权部门的干扰，提升执法的权威。但问题在于，环保执法（以及所有的行政执法）实则都是在执行国家法律，而非代表本部门意志。若被处罚方对行政处罚不予理睬，甚至公开抗拒，这并不仅仅是在轻慢执法者，更是在轻慢法律，是在损害法律的权威。

　　强化环保执法或其他行政执法，不应仅仅从执法者本身去寻求答案，而更应从行政执法部门之外去找寻制度的救济。无论是未经环评擅自开工，或是对“黄牌”熟视无睹继续施工，其实是公然地藐视法律。这样的情况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该项目的处罚上，还应追究具体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环评没有通过而下马的大坝。”这句话出自违法公司的一位总经理之口。在这句“实话实说”的背后，实则是“先上车后补票”、“先污染后治理”的开发观大行其道。史上最严厉的环评罚单所面临的执法尴尬，理应在“双罚制”的强制执行中得以解决。在环保部门之外，作为强制执行保障的司法机关也应发挥其职能———司法面前人人平等，央企当然也不能例外。

5、环保部成立后首张罚单成"空炮"

来源: 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2009-06-22

http://news.163.com/09/0622/02/5CCM8G2F0001124J.html

核心提示：11日，环保部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这是环保部成立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

扬子晚报6月22日报道 6月11日,国家环保部通报说,由于个别地区和企业严重违反国家企业政策和环保规定,进行项目建设,从即日起,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五大国有电企之一的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而有多家企业违规的山东省钢铁行业,也被整体暂停环保审批。这是环保部成立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这张大罚单可真是大,涉及到的投资有的过百亿,有的甚至奔千亿。可是,央视最新的一期《新闻周刊》显示,这张“罚单”却成了“空对空导弹”。

叫停的工程没有停

6月14日,在国家环保部宣布叫停华电集团鲁地拉水电站三天之后,赶到现场的记者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金沙江水也已经被引入了导流明渠,河床和两岸山体都成为了工地。华电鲁地拉公司安全技术部主任张湘涛表示,“从宏观上来讲的话”,电站是肯定要做的,环评肯定能通过。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卫东甚至表示,没有听说过水电项目因为环评而下马。

当事方否认环境出问题

同样位于金沙江上的观音岩水电站隶属于另一个赫赫有名的国企——大唐集团,在环评报告尚未批复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了坝基等主体工程的修建,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推进速度极快。大理州副州长许映苏表示,希望环评许可能够尽快完成。“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主观的是不对的,但是客观上已经做了”。另一个被环保部叫停的龙开口水电站总经理王永祥则称,他们“主观上认为”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站规划报告已经通过了国家的审批。而在水电站项目被叫停之后,记者赶到现场,并向有关负责人问到,停工是因为程序出了问题,还是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对方不假思索:是程序问题,程序没有到位。

“先上车后补票”太常见

“先上车后补票,先开工后补批文”,水电站最积极的“建设者”,地方政府和龙头国企,都对水电站的重新开工充满了信心。他们的“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纵观从2005年开始刮起的“环评风暴”,当时只有200多人的环保总局,一口气叫停了涉及13个省市的30个项目,其中包括仅次于三峡工程的溪洛渡水电站,但是“环评风暴”年年吹,却似乎面临着“高调叫停低调复工”的共同结局,“环境影响评价决不是橡皮图章”言犹在耳,但是公众心理却已经从期许滑落为失望。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世秋表示,2005年“环评风暴”的教训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印象是说我暂时、暂缓,但是终究能被通过。“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无论你处在哪一个阶段,当我们面对一些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法规或政策而言,要维系它的公信力”。

央视评论：环保部的考验到了

如何在“绿色”与“兴邦”当中找到平衡,无疑是留给环保部和发展中的中国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如何维护环评法的严肃性?如何打破“先上车后补票”的恶性循环?面对几百亿的大项目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2009,对环保部来说,的确是个考验。

“黄牌”会变成“红牌”吗,那国企的大额投资又怎么办?暂停真是“暂时”吗?一番补程序,接下来被批评和教育,然后继续开工?环境怎么办,未来的人们继续这么干又怎么办?有人也在反问环保部,为什么生米煮成半熟饭你才叫停,而可能环保部门也自己觉得冤,你以为总局改成了部,就一切都好使啊?但是解决问题不是大专辩论会,你对我错的争来争去,而是拿出真正的答案和方法,不仅解决眼前的事儿,也让未来不再出现让人这样难堪的事实。

6、李宁：环保部的罚单成“空炮”是谁的尴尬？

来源：荆楚网2009-06-22

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0906/t717760.shtml

　　11日，环保部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这是环保部成立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京华时报6月22日）

　　面对这样的新闻，我们不能在用审丑疲劳来概括，说实话，在当初环保部门叫停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在建水电站时，我就没有想到真正会叫停。如果真正叫停，那才叫特大新闻了。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情背景下，环保部门的一纸通报很难起到任何作用，环保部门五年激战水电巨头的艰难事例，还有审计风暴年年刮，审计违规年年犯的事实，我们就看出，像环保、审计这样的部门是多么的“弱势”。

　　其实，环保、审计等作为“看家狗”，负有看管人民财产和自然环境的单位成为弱势单位，这不仅仅是环保、审计之痛，更是国人之大不幸，未来之大不幸，可持续性发展之大不幸。

　　如今环保部门叫停的项目并没有停下来，虽然看上去尴尬的是环保部门，实质上并不只是尴尬了环保部门？那么还尴尬了谁？

　　首先是尴尬了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党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其中核心就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增加民族创新意识，用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花最少的成本，得最大的实惠。可是，我们看到，在金沙江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我们的水电巨头和地方政府虎视眈眈，他们对于中央在水电开发方面的原则即：“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有序的开发水电”置于不顾，而是采取“倒逼”的手段，先将下游的水电站建设起来，最后倒逼金沙江的开发核心——上虎跳峡开发，而上虎跳峡开发，目前认为是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并且因为地质、水资源保护等问题，争议较大，开发存在着变数。对于这样一个目前来说还没有解决科学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水电巨头急着上项目、搞开发，不是在违背科学发展还在违背什么？

　　其次，尴尬了我们人民的生存环境。假如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三江流域的自然遗产因为开发水电站被破坏，假如上虎跳峡因为截流使得上游的几百万群众利益受损，土地被淹没，那么我们的生存家园是否受到严重的威胁呢？说实话，我们每年都和韩国在端午申遗上斤斤计较，说我们的文化遗产被其他人家抢去了，可是，好好放在我们家门口的三江并流的世界自然遗产却要付之一炬了，我们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觉？真是悲哀与不幸。

第三，尴尬了我们全体国民。人们当家做主的权力被写入宪法，保障人民生产的权利也写入宪法，环保部门作为通过全国人大选举产生通过设立的机构，专司我们的环境保护事宜，实质上代表人民管理我们的环境和河山。但是，现在几个水电巨头和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人民设定和选举的环保部门当做一回事，这不是把人民利益当做一回事吗。水电巨头和地方政府不把我们人民当回事？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治治吗？没有。就像环保部门拿水电部门没治一样。

7、金沙江中游施工继续 环保部“叫停令”只叫不停？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9年06月23日梁江涛

http://env.people.com.cn/GB/9522367.html

　　11日，环保部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同时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各有一家在建的水电站，被责令停工进行整改。这是环保部成立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京华时报6月22日报道)

　　环保“大罚单”遭遇“大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固然涉及方方面面，涉及到如何处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上的各个部门、企业、行业，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不必过多阐述这样的利益博弈，因为它是每个执法部门都要遇到的，只是环保部成立较晚，情况特殊一些罢了，而应该更多的看到在制度设计上执行力的缺位。

　　环保部门除了依法作出“叫停令”外，一时实在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拿不出要挟对方的“撒手锏”来逼迫其严格按照罚单停工整改。人们常说：“税务有发票；银行有账号；公安有手铐；工商有执照；法院有传票……”，环保部门有什么？不仅法律没有授权环保自身有强制执行权，而且一时也无法利用其他权力救济或寻求其他部门配合处罚决定的立即执行。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环保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在对方拒不履行的情况下，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对华能与华电在建水电站无视罚单仍顶风施工的情况，到底是耐心等待对方的回心转意，还是依照法律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利用司法执行力迫其停工整改呢？如果司法执行力再次失灵，尴尬境地的环保部门还能有什么招数？

　　不过要看到，环保部门本来是可以占据先机，掌握主动的，因为金沙江上的这两座水电站在今年1月就已先后截流，为什么直到6月才被叫停？如果当地的环保监察部门和环保部的地区督查中心都能在第一时间向环保部报告这一苗头，也不致于使对方的违法行为“生米煮成熟米饭”。截流5个多月之后的叫停毕竟有些被动，尽管罚单已下，却让环保部门左右为难。这一细节警示环保部门，法律授予的环境监管权不是坐在家里等下面的情况，或等到网上信息炒热了再去兴师问罪，环保监管的执行力也不全是靠“掰书算命”的照本宣科，更多情形之下要靠一条线的环保人员积极主动去打拼。

在今年两会上，对刺激经济的４万亿投资会不会给我国环境保护带来新一轮挑战，环保部负责人作出正面回应：“我们宁可现在做‘恶人’，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一定要严格把关！”现在已经做了“恶人”，就要义无反顾地做到底；对方不买账，不能等到秋后再算账。环保正与水电央企“掰手腕”，一方面应借鉴以往区域限批的经验启动行业限批以掣肘这一行业内企业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寻求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更重要的是，依法对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申请强制执行，借助司法执行力将“叫停令”进行到底，否则，只叫不停的“叫停令”还有什么执法权威？！

8、环评不能再当橡皮图章

来源：京华时报2009年06月22日　王社坤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622/n264666080.shtml

6月11日环保部开出了被称作史上最严厉的罚单：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责令华电和华能在建的鲁地拉和龙开口水电站项目停止主坝建设，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然而，这份罚单似乎并没有起作用，两个水电站项目仍在继续施工。

是什么让施工方如此“嚣张”，敢和中央国家机关对着干？

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我国的环评法太软，对违反环评法的行为惩罚力度不够，使得违法者有恃无恐；我们也可以说我国的环评法允许补办环评手续，是在鼓励建设单位违法，或者说使违法者有法律漏洞可钻。这些解释都不错，然而又不够充分。

在建设方看来，环评只是一道“不得不走的程序”。程序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当忘却了程序的目的而走程序时，程序就彻底成了摆设和累赘。至少在龙开口水电站筹建处主任看来，环评就是可有可无的、不得不走的程序。环评在这里成了可以被随意摆布的棋子。建设方可以做守法公民，依法进行环评；也可以先上车，不得已时再补票，而且这张票肯定补得上。

金沙江水电站的建设方如此有信心从环保部门补到票，靠的不仅仅是项目的巨额投资，更重要的是来自经济或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正如龙开口水电站总经理不经意间告诉我们的那样：“除了项目环评和核准这个工作当时是正在报批，水保、土地预审、移民安置，其他的工作在相关部委已经获得了审批。”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开工建设，是因为已经走完了关键性的土地、移民审批手续，至于边缘的环评手续，慢慢来吧。

而按照环评法的规定，环评一般应当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完成并报批。换言之环评手续在整个项目的行政审批程序中属于前置性程序，只有办完了环评手续，项目的主管部门才能批准该项目。在包括金沙江水电站在内的大多数环评违法案件中，项目的主管部门无视环评法，违法审批项目才是建设方胆敢明目张胆违反环评法的根源。

2007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环境影响评价绝不是橡皮图章”的宣言掷地有声；环保总局升部后，“环保执法要像钢铁一样硬”鼓舞人心。斯言犹在，然壮志难酬。这几年从一次次的环保风暴，到一个个的区域、流域限批，结果却难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环保依然没有摆脱 “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无力。

悲观不代表放弃，事实上环保也不容放弃，希望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难堪事件。我们需要一种持续的制度性保障，而非一时的环保风暴。我们需要在环保意识、立法、行政体制、社会监督等层面构建一个系统的环保体系，而非就事论事的修修补补。

9、中国立法保护海岛生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06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6/23/content_11586730.htm

在6月22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海岛保护法草案因其首次“亮相”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格外引人注目。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在向会议作海岛保护法草案说明时指出，2003年11月，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了海岛保护法起草领导小组，广泛开展国内外海岛立法调研，多次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并征求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意见，多次修改草案。

三大问题催生海岛保护立法

中国是海洋大国，在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有6900个面积为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小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上万个。

汪光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国家海洋开发战略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自然资源的短缺，海岛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海岛开发利用活动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海岛开发、建设、保护和管理中还存在诸如海岛生态破坏严重、海岛数量急剧减少、无居民海岛被违法占用等三大问题。

仅以海岛数量减少为例。近年来，一些地方炸岛炸礁、填海连岛等严重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致使海岛数量不断减少。据初步调查统计，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辽宁省海岛消失了48个，减少数量占原海岛总数的18%；河北省海岛消失了60个，减少了46%；福建省海岛消失了83个，减少了6%；海南省海岛消失了51个，减少了22%。甚至部分领海基点海岛因侵蚀等原因也面临灭失的危险。

汪光焘指出，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了中国海岛生态，威胁着海岛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他同时表示，尽快制定海岛保护法不仅十分必要，也是切实可行的。

　　三大立法亮点凸显海岛生态保护

首次提请审议的海岛保护法草案除了明确其立法宗旨：“保护海岛生态系统，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根据现实需要，确定了“国家对海岛实行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海岛保护原则”，并对海岛生态保护和无居民海岛使用作出了系统规范外，其立法亮点主要集中于草案所建立的海岛保护规划、海岛生态保护和特殊用途海岛管理等3个方面。

草案专设“海岛保护规划”一章，建立了由全国海岛保护规划、沿海省、区、市海岛保护规划、沿海城市、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海岛保护规划、沿海县域海岛保护规划、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等构成的海岛保护规划体系，并对规划的原则、内容、审批、修改、公布与效力等作了规定。

为了加强海岛生态保护、防止海岛生态遭到破坏，草案专设“海岛生态保护”一章，设3节分别作出海岛生态保护的一般规定、有居民海岛生态保护规定、无居民海岛生态保护规定。其内容主要包括防止海岛生态破坏，严格限制海岛建筑物和设施建设，严格限制填海连岛工程，严格限制在海岛采石、挖沙和砍伐，严格保护海岛沙滩、珊瑚和珊瑚礁，严格保护海岛历史、人文遗迹和物种，严格保护海岛植被、淡水资源等，明确无居民海岛的利用必须在规划确定可以利用的前提下有偿使用，避免破坏和浪费等。

此外，由于领海基点所在海岛、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海岛、科学研究用途的海岛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用途海岛的生态保护，对于生态安全及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草案在“特殊用途海岛管理”一章中建立了多项特殊保护制度，以期对这些海岛实施比普通海岛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

　　确立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制度

近年来，在山东、浙江等地，一些单位和个人将无居民海岛视为无主地，随意占用、使用、买卖和出让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秩序混乱，不仅造成海岛生态破坏严重，也造成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

草案建立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制度，以期规范海岛开发利用，有效遏制目前的开发混乱局面，更好地保护和合理使用无居民海岛。草案规定：“除国防、公务、教学、防灾减灾、非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测绘、气象观测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岛外，经依法批准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应当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根据草案，中国对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实施不同的管理制度。对于无居民海岛管理，草案明确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实施管理，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负责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沿海县级地方政府对可利用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实施监督管理。

草案规定开发建设不应超出岛屿本身的环境容量，对海岛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对于改变海岸线、填海连岛等严重影响海洋生态行为，草案设置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并强化了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海洋等行政管理部门的责任。（刘晓林）

10、开征环境税将给环保业带来广阔市场

来源：《中国证券报》2009年06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22518.html

　　针对环境税即将出台的种种猜测，一位参与财政部环境税研究课题组的专家透露，多套征收环境税的方案已提交决策层，但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本应在去年底推出的环境税已经推迟了超过半年。环境税会以针对特定污染物的税种形式很快出台，环境税的开征不会给相关企业带来太大负担，同时会给环保行业的企业带来广阔的市场。

　　电力行业最受关注

　　上述专家透露，环境税将是针对某种特定污染物征收，但具体是对哪种污染物，主要取决于技术上的可行性；由于COD（化学需氧量）和硫化物的排污费已经征收了很多年，监控手段也比较完善，该向谁收取、收取多少早已清楚，极有可能是这二者选其一。

　　如果针对硫化物开征环境税，那么对火力发电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钢铁、建材、化工三大行业；若对COD征税，城市污水处理厂受影响最大，其次是化工、造纸等。

　　环境税迟迟不出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决策层出于对民生问题的担忧。从国际经验上看，如果对二氧化硫征收环境税，势必影响电厂的生产成本，五大发电集团要求上涨销售电价的呼声就越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和民生。

　　长江证券分析师李兴表示，从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普遍通过开征环境税推进节能减排事业。我国对“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的决心非常大，环境税的出台已步步迫近。如果针对硫化物出台环境税，将对脱硫行业的上市公司形成极大利好。目前我国发电机组脱硫率约为63%，尚有超过2亿千瓦的现役机组未安装脱硫，一旦环境税开征，脱硫行业的前景将非常广阔。

　　不过，相关专家认为，最初出台的环境税应该是经过多方折中权衡的结果，并不能一举解决所有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只能期待在今后不断完善和发展。

　　费改税面临难题

　　如果环境税最终以针对特定污染物的税种面目出现，业已存在的排污费则将被取消。

　　排污费改环境税，将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地方环保局的日常开支。有分析人士指出，排污费从开征伊始，经历了30年，总额也不过百亿元，但对西部的环保部门来说，这解决了经费和就业问题。费改税之前，必须先研究出合理明确的测算方式，以便对一些困难地区的地方环保部门进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位人士还认为，西部排污费的总量估计不超过每年30亿，对于转移支付来说是个很小的数字。

　　专家认为，从技术上说各地环保部门对何种污染物按何种标准征收排污费早已有了非常明确的技术操作规程，问题在于一旦开始征税，主导部门从环保部门变为自身不具备测算污染物技术能力的税务部门，在征收过程中，需要环保部门的技术支持来实现信息共享甚至代征，这为部门间的协调提出了新的问题。

目前排污费征管力度还不够，收费体系还不够健全，长年来一直是欠额收费，费改税之后可能面临同样问题。（朱宇赵晓路）

11、专家：到2050年中国西部平均冰川面积将减少27.2%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6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6/23/content_11586186.htm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２日电（张舵、王建）《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报告日前在京发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世铭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冰川退缩规律和未来夏季气温与降水量变化的预测结果，到２０５０年中国西部平均冰川面积将比现在减少２７．２％，其中海洋型冰川面积减少５２．５％，亚大陆型冰川面积减少２４．４％，极大陆型冰川面积减少１３．８％。

马世铭介绍，随着气候变暖，西部地区高山季节性积雪也将减少，春季大范围积雪提前融化，积雪量将较大幅度减少。到２１００年，青藏高原和新疆、内蒙古等地大范围积雪将可能在３月份提前融化，春旱加剧，融雪对冰川径流的调节作用大大减小。

“气候变化没有缓解中国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矛盾，相反，还将进一步加剧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自治区人均径流量减少，减少幅度为２０％－４０％。”马世铭说。

据悉，目前中国极端干旱区面积约为６９．７万平方公里，干旱区（包括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干旱区）的总面积为２９７．６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３８．３％，且干旱和半干旱趋势十分严峻。

此外，马世铭还指出，中国北方趋于干旱化，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各气候类型区的面积基本上均呈增加趋势。其中以极端干旱区和亚湿润干旱区增加的幅度最大，半干旱区次之。持续变干必将影响沙漠化的扩展。

12、学者建议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改革范围

来源：《中国证券报》2009年06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22495.html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建议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改革范围

财政部刚刚召开的2009年“两会”资源税改革类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透出了资源税改革已经迫近的信息。针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资源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教授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水资源的重要性要超过化石能源，未来资源税改革要考虑将水资源纳入其中。

　　中国证券报：为什么说水资源的重要性超过化石能源？

　　马中：我国的资源税准确地说应该叫“能源税”，因为关注的重点都在化石能源上。但实际上资源税不应该只限于化石能源，应该包括水资源。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水，水资源的战略地位远远超过化石资源。从替代性上说，水是唯一的，而化石能源具有多样性和替代性。水不应该视为一种行业、部门、行政区的资源，而是一种国家资源，具有国家安全的意义。所以，如果开征资源税的目的是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出现风险、危机，就应该充分关注水资源。

　　中国证券报：如果对水资源征税，我国是否具备了客观条件，是否会实际加重低收入人群的负担？

　　马中：对资源、环境、能源来说，任何政策和价格改革一定要依赖于技术条件，要有监测和考察的充分手段。目前我国对水资源使用的监测已经很完善，可以说已经完全具备了征收的条件。对水资源的利用可以施行阶梯性收费，对保障起码生活需求的量予以低税甚至免税，超过部分税率递增。此外，先统一征收，再向低收入的困难群体进行补贴或返还也是一种可行的手段。

　　中国证券报：针对水资源的税种，征收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出台之前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马中：水利部目前已经在征收水资源费，但市场通常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早已是共识，实行费改税，让国家利用税收作为一个信号对市场价格进行间接影响，对水资源配置和保护的效果必然好于行政定价。我认为，水资源税的征收可以分为国税和地税双税制，以国家税充分调节地方差异，包括水资源差异、人口差异、产业结构差异等。在资源税问题上，水资源是否设税，可以充分体现决策过程的长期性，否则只是解决短期问题。（朱宇赵晓路）

13、广东：练江因污染变黑江被曝光 4官员上电视道歉

来源：《南方日报》2009年06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22946.html

　　“对无牌无证的企业,一家不留,全部关闭,谁也不准说情。”普宁市市委书记杜小洋一席话掷地有声。

　　这番话,缘起电视台的曝光。5月21日晚间,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曝光了练江成为黑江的惊人现状。

　　关停排污企业、相关官员及企业主上当地电视表态……新闻媒体曝光之后,在当地,一场铁腕治污的风暴刮起。4名行政官员上当地电视道歉事件,再次引来媒体的关注。

　　官员道歉

　　当地官员比较坦然地面对电视曝光事件,同时希望对官员道歉“不要炒作”,给发展中的城市一个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机会

　　治污风暴从5月22日刮起。这天下午,普宁市召开练江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五套班子悉数到会。会议的议题是针对媒体的曝光事件。有关官员表示,“要端正态度,诚恳接受批评”、“勇担历史责任”。

　　是次会议上,市委书记杜小洋说了文章开头的那番狠话。他强调,“一定要关停无牌无证污染企业。对有牌有证的企业,要防止偷排漏排”。

　　在当地电视台上曝光的决定,也是在是次会议上作出的。“组织各镇(街道)、市直部门负责人和43家重点污染企业业主在新闻媒体上就依法管理、守法经营、落实练江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作表态”。

　　媒体报道,普宁市下架山镇镇长、占陇镇镇长、流沙东街道办事主任、流沙北街道办主任4位行政官员,近日分别在当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露脸,就本镇或街道存在印染企业偷排、漏排污染物情况,向市民公开道歉。

　　根据普宁电视台提供的播出录像,记者并未发现类似“道歉”的字眼,而诸如“强烈谴责”、“深感痛心”、“铁的决心”、“铁的手腕”等词语成为4位官员的高频词汇。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办事处主任陈维敏,因辖区两个印染厂偷排被查而上了电视。陈维敏坦承,“压力很大”。按照要求,6月10日前,要全部关停无牌无证的排污企业。

　　据陈维敏介绍,以纺织内衣为龙头、印染企业集中的流沙东街道,清查出无牌无照排污企业46家、有牌有证排污企业9家。这些已经形成产业链条的小作坊式工厂,给关停工作带来了难度。

　　截至记者发稿时,流沙东街道办已关停了近40家无牌无证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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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他们为环保而战斗竞报

来源：竞网 2009-6-5文/陈辉周怀宗

http://www.thefirst.cn/1365/2009-06-05/368992.htm

所幸的是，在我们的城市中，还有许许多多愿意为环保事业而奉献的人们……２００６年，刚下班的冯永锋挤在公共汽车上，“直面环境污染”，这是他为即将推出的环保项目所起的名字。这是一个质朴到没有文采的称呼，倒很符合冯永锋的性格，但他的朋友们都在犹豫：“太剑拔弩张了吧？”

　　３６岁，冯永锋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在此前，他是一名科技记者，采访各环保机构，并撰写各种各样的文章，然而，他越来越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中，做一名文人是件太简单的事，他迫切期待着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一个具体的事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检验我人生的品德与才能。”

　　像大多数曾经思考并偏执过的人一样，冯永锋期待着用更有价值的事，来转移对自己内心那份关注，这样，多少能卸掉一点因怀疑而产生的那份痛苦和焦虑。

　　“突然间，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名字。”２年多之后，冯永锋平静地回忆着当时的感受。“自然大学”就这样呱呱坠地了，如今，它的水学院、鸟学院、植物学院和城市环境学院几乎每周都有活动，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环保项目之一。

　　看到真相就是环保，因为环保需要一个民间视角，这个视角更有感情，也更真实。

　　２００６年８月，“自然大学”成立，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７日，它的“水学院”正式开始活动。“所谓大学，就是每周都出去走，亲自去看北京的水的情况，５环内２２条河，每个周末考察其中之一，这样我们一年下来，整整走了两圈。”在此之前，普通人没有权力去研究水，也没有能力去研究水。

　　在冯永锋看来，看到真相就是环保，因为环保需要一个民间视角，这个视角更有感情，也更真实。

　　自然大学是一个异常松散的组织，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最少的一次，只有５个人来观水，最多的时候，有１００多人。让冯永锋骄傲的是，水学院的参与者中，４０％左右是职业人，这证明了，自然大学不是带老人旅游、带孩子学习的环保项目。

　　人们慢慢看到城市建设治理了那些被污染的河，从表面上看，它们变得更加清澈，然而，这些水的生态系统已被彻底破坏，它们永远无法恢复到原状，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条河实际上已经“死”了。“环保的真相，就是发现，看到一条死去的河，我们就能明白自己的责任。”冯永锋认为，这，远比讲长江中９０％的鱼类已经灭绝更直观，也更打动人们的心灵。整整两年多，每个周末都在坚持，水学院跑遍了北京大部分水系。

　　虽然民间的研究可能不成熟，但往往能发现专家们发现不了的问题。

　　大量的观察，促使学员们思考。一次，大家在观水时，发现河水中漂浮着许多死掉的麻雀，麻雀生命力这么强，为什么还会大量死掉呢？学员们过去没做过环保方面的研究，但他们非常认真，经过讨论，逻辑性渐渐产生了，学员们认为，这可能与城市大量投放灭鼠药有关。经专业机构的检测，果然如此。学员们于是提出了新的问题：目前采用的大规模灭鼠的方法，是否合理？

　　１０名学员近１年的研究，一份完全来自民间的环境调查报告产生了，报告认为城市不应只强调灭鼠，而应转向控鼠，这样可以减少化学手段，更多采用生态、物理的手段。传统的全民灭鼠的做法，一是不安全，二是污染环境，三是财政负担大，效率低。

　　自然大学的研究结果在网上公布后，引起轰动。一些爱心组织提出，北京有这么多流浪猫和流浪狗，能否充分利用这个资源来控鼠呢？如今，自然大学正在就这个话题展开新的调查和研究。“虽然民间的研究可能不成熟，但往往能发现专家们发现不了的问题。”

　　冯永锋表示，民间的视角带着深厚的感情，容易有更多发现。

　　在传统的封闭盒子中，各部门没有应对公众情绪的预案，公众与各部门互相不信任。

　　冯永锋说，像北京、上海这种几千万人聚居的大城市，过去从没出现过，我们必须面对更多的潜在的危机。

　　但令人遗憾的是，应对这样危机的部门仍执著于传统的解决方案：信息公开度不足，习惯于暗箱操作。冯永锋举例说，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电力扩容和建无线通讯基站成了敏感话题。许多居民怕受电磁辐射影响，往往采取激烈的态度。在传统的封闭盒子中，各部门没有应对公众情绪的预案，公众与各部门互相不信任。这就需要独立的第三方介入。

　　今年起，自然大学成立了“城市环境学院”，购置了电磁波检测设备，义务给各小区检测，用冯永锋的话说，如今排队要求检测的小区，已经排到了２０周之后了。

　　虽然一些人对电磁波怀有恐惧情绪，但自然大学实际检测表明，还没有发现一例超标的个案，且所有检测的结果，均大大低于国家相关标准。事实证明，建变电站、无线通讯基站不会影响人们的健康。

　　不把某个人、某个部门或某家公司妖魔化，而是保持理性、善意、合作的态度，这对于正在走出封闭盒子的人群来说，还需要更多的适应时间。环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图片由冯永锋本人提供）

15、北京“垃圾危机”到来？每年8%的速度增长

来源：《北京科技报》2009年06月23日　谭娜蔡虹

http://env.people.com.cn/GB/9523139.html

“目前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8万吨，并且按照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预计到2015年，年产生垃圾总量将达到近1200万吨。如果不采取措施，北京的垃圾危机很快就要出现。”

　　厨房一袋、卫生间一袋、客厅一袋，这是席娟一家三口一天的垃圾量。每天早上出门时，她都会把这三袋垃圾扔到小区的垃圾桶内。席娟说，这些垃圾还不包括每天家人扔掉的饮料瓶和报纸。由于购买物品增多和商品的包装越来越精细，和几年前比起来，她能明显地感觉到家庭垃圾的增多。这也让席娟经常琢磨一件事，我只要把垃圾扔出家门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这么多垃圾都去哪了？

　　6月9日，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外表示，因北京市垃圾增长太快，现有的13个垃圾处理填埋场将在四年内填满，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和垃圾减量的压力很大。市政市容委设施处副处长魏攀明介绍，目前北京每天产生垃圾1.8万吨，并且按照每年8%的速度在增长，预计到2015年，年产生垃圾总量将达到近1200万吨。如果不采取措施，北京的垃圾危机很快就要出现。

　　记者来到位于距城区25公里的通州西田阳村，这里建设有全通州最大的垃圾填埋场——通州西田阳垃圾填埋场。由于从主干道通往垃圾填埋场只有一条路，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设施，到了西田阳村，记者大约步行了3公里抵达了目的地。

　　在路的两旁，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场和藕田，方圆几平方公里不见人烟。进入填埋场后记者看到，填埋场门口停靠着几辆大卡车，现场工作井然有序，很难让人认为这是一个垃圾填埋场。“这座山坡前面就是已经填埋好的垃圾。”顺着通州西田阳垃圾填埋场副主任王胜利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记者眼前出现一座山坡。山坡上布满绿草，零星点缀着一些白点，走到跟前记者发现是一些泡沫塑料。

　　“你现在看见的这座垃圾填埋地是一期工程。”王胜利告诉《北京科技报》，通州西田阳垃圾填埋场一期工程是2000年9月28日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工程总投资1500万元，占地面积为6.04公顷。按照设计，一期工程填埋作业面积达到4.3万平方米，库容84万立方米，日处理生活垃圾200吨。

　　然而这座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的一期工程在没有到达使用年限时就已经出现了压力，于是填埋场紧急向发改委提出申请要求拨款建设二期工程。记者看到，在一期工程的背面就是已经投入建设的二期工程。它于2008年3月17日开建，设计日处理垃圾800吨。

　　当记者翻过一期工程的垃圾堆体后，记者眼前二期工程内的景象让人震撼。已经竣工使用的填埋场内堆放着大量垃圾。方便面的盖子、皮鞋、塑料膜、马桶水箱，编织袋、牙膏皮，以及五颜六色的塑料包装袋，在炎热的天气下，散发着臭气。

　　“不要觉得这样我们是随便的堆放的。”王胜利告诉记者，填埋的工艺非常复杂，有严格的规范。不仅仅是填埋，除臭等工艺也很重要。一期工程是将填埋区内产生的沼气采取一定的方法抽出来并点燃，这样就可以达到除臭减排的作用。而除此之外，二期工程内还将安装远程喷雾装置。这种外形像炮筒一样的喷射器射程为40~50米的，摆头角度达到220度，它喷出的药物会与臭分子产生化合反应，从而达到除臭的目的。喷雾装置会沿填埋场周边每隔80米设置一个，共设9个。

　　尽管填埋场已经安装了先进的设施，并尽最大可能科学管理垃圾的填埋工作。但是，填埋场内垃圾增长的速度还是让人有些担心。

　　王胜利说，目前西田阳垃圾填埋场的日处理垃圾量为500吨，而在填埋场刚成立时，填埋场一天所处理的垃圾也不过就200吨左右。由于垃圾量增长迅速，填埋场的工人也由当年的十几个人增加到如今的40多人。“最忙碌的是早上，十几辆垃圾车在城镇和填埋场间不停来回。而在几年前，填埋场靠几辆垃圾车做日常的装卸工作就足够了。”王胜利说。

　　对于垃圾处理所带来的问题，北京市人大代表、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深有感触。他回忆说，早在1983年，当时北京的科研人员利用遥感技术发现，沿着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为突破垃圾重围，北京市斥资23亿，赶工建设了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逐渐改变这一问题。但是目前，老问题再一次重现，建设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记者来到北京市垃圾收购源头之一——西城区什刹海一带的密闭式清洁站。清洁站是一个15平方米的房间。墙壁上贴着干净的瓷砖。清洁站的地面上有两个大约4平方米左右的铁皮凹槽，专门储放保洁人员回收的垃圾。清洁站工作人员陈英伟告诉记者，每天早上六点，他们都会将一个能承载5吨重的铁皮箱放进凹槽里。等铁皮箱内的垃圾填满时，工作人员会将其密封，并用吊车输运到垃圾压缩场。

　　在西城区，密闭式清洁站大约有60家左右。陈英伟工作的回收清洁站所涵盖的垃圾回收区域包括前海、平安大道、大墙缝以及鼓楼西大街。保洁队的垃圾车每5分钟就会驶来一次。陈英伟说：“每天，都要有近100辆保洁车来这里倒置垃圾。”他要随时拿起扫帚清扫凹槽旁边的卫生。陈英伟说：“为了保持卫生环境，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喷雾除臭。环卫部门统一派发给清洁站除臭剂，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喷射一次。此外，我们还会喷射一些防止苍蝇、蟑螂等虫害的药物，保证清洁站的卫生。”记者在清洁站的墙壁上看到相关要求中提到：清洁站的地面不准有污水，工作人员每天必须进行除臭工作。

　　在陈英伟忙着打扫铁箱旁边的卫生的间隙，一位保洁员蹬着蓝色的垃圾车向清洁站驶来。这位徐师傅是什刹海保洁队的保洁人员，他告诉记者，他负责的区域是什刹海主路的垃圾回收。他每天早上5点开始工作，一直要巡视回收垃圾到夜晚11点。每天大约要来清洁站4次。

　　“街道办事处规定保洁人员在回收垃圾时需进行分类。”徐师傅告诉记者，2008年以前，什刹海一带的居民在冬天使用烧煤取暖。因此，他们回收的垃圾大部分都是煤、树叶等取暖的燃料。从奥运会以后，什刹海地区改善为“煤转电”取暖，垃圾量也开始有所下降。徐师傅说：“我们在回收垃圾时，也会注意到垃圾的分类。对于树叶、渣土等垃圾，我们会让清洁站的清洁车来进行处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将少量的树叶、渣土等垃圾单独包裹，进行回收。”在什刹海一带，就有两个保洁队来负责垃圾回收工作。

　　徐师傅所在的保洁队里，大概就有60多辆保洁车回收垃圾。徐师傅说：“一辆保洁车一次可以装700-800斤垃圾。垃圾车的清洁工作都是他们自己负责刷洗。垃圾车上都会标有“节约资源，造福子孙”等警示话语。

　　在一份北京市政管委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94.1％采用卫生填埋方式，3.9％采用堆肥方式，仅有2％采用焚烧方式。与国内其他城市比较，北京已经远远走在深圳之后：深圳已建垃圾焚烧发电厂7座，日处理垃圾11370吨，焚烧发电处理量已占总处理量的40%以上。

　　在北京市相关管理层中，焚烧已经成为主流意见，这也是专家认为解决目前垃圾问题的最重要的办法。目前，焚烧垃圾已经成为了很多国家都在使用的办法。在美国，垃圾焚烧已经超过垃圾处理量的20%。在日本，垃圾利用焚烧处理已经达到60%-70%。市政管委会各类公告中，“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成为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短语。而这个理念，最早正是由王维平提出来的，“北京填埋不是方向，就得发展焚烧，综合治理也在积极探索。”

　　据王维平透漏，此次北京市政府将会拿出100个亿用于建设焚烧发电厂，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目前，高安屯厂正在调试中，南宫的土地已获批复，六里屯焚烧厂正在进行专家论证，目标是保证2015年焚烧量达到每天8000余吨，这正是目前北京垃圾处理能力的一个缺口量。

　　对于焚烧垃圾进行发电的原理，王维平向《北京科技报》解释说，垃圾只要热值够就可以进行焚烧，一般来讲，每公斤垃圾超过热值4200千焦耳就可以进行焚烧，而北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6800千焦耳，完全符合焚烧发电的标准。

　　“建焚烧垃圾发电厂相对于建垃圾填埋厂可以节省75%的土地。”王维平告诉记者，建设焚烧垃圾发电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省土地，其次才是通过焚烧垃圾产生能源。

　　北京的焚烧垃圾发电厂运行后能产生多少电量？王维平说，只要每个垃圾场每天不少于600吨的垃圾焚烧就能稳定地产电。从目前来说，北京此后相继建成的焚烧垃圾发电厂稳定产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一年四季的垃圾成分不同，每个地区的垃圾也不一样，而发电量的大小要取决于垃圾进炉焚烧后产生的热值，所以产电量的高低并不能确定。

　　“无论是填埋、焚烧、还是施肥等垃圾处理方法，都是为了跟上垃圾产出的节奏。处理垃圾仅仅是我们要做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减少垃圾’。”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鲁明中告诉《北京科技报》，目前，北京市包装废弃物已占垃圾总量的50%左右。鲁明中说：“我曾经在今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做过一次调查。500克的月饼，包装物就接近2000克。包装物所带来的负荷是食品的4倍。”他认为，包装产品作为商业推销手段，虽然可以保护商品不易损害，便于运输。但是，它的存在却大大增加了垃圾产量。

　　此外，鲁明中还对比了国内外食品的不同包装方法。他说：“中国目前所销售的牛奶都是以200克、500克为计算单位的袋装牛奶。然而，在美国的超市里，人们喝到的牛奶都是1-2升的桶装牛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开始从食品包装下手，尽量加大食品的容量，降低包装物的产出数量。”

　　“在美国，扔垃圾需要向相关区域的物业公司缴纳一定费用。通常情况下，以‘别墅’为单位，一个别墅一个月最少要向物业公司缴纳100美金的垃圾管理费。部分公寓还会施行计量收费。比如，一公斤垃圾需要缴纳1元美金。以此来控制家家户户的垃圾产出。”鲁明忠说，在中国，很多人家把废弃物卖给收垃圾的人士，来赚取少量费用。这种垃圾处理方法的好处就是收垃圾的人自行分类垃圾，能更准确的提炼出可循环使用的有机废物。但是，由于可以将废物卖钱，普通人对于这些垃圾的危害就不会更加重视。

　　“如果垃圾没有进行很好的分类，即使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渣土、菜叶等不易燃杂质也会降低焚烧效率。因此，垃圾处理时还要添加助燃物质，这就提高了垃圾处理的成本。因此，垃圾分类就成为处理垃圾时相对关键的步骤。”鲁明中说：“目前，一吨垃圾处理需要花费150元—160元。北京目前每天产出1.8万吨垃圾，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成本就要在270万元。”

　　王胜利也表示，在日本垃圾处理会从源头就做起，他们要垃圾清楚分类。日本一般把垃圾分为四类——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类、瓶瓶罐罐类，甚至瓶盖和瓶子都要分别存放，并且每星期分固定的时间来回收分类好了的垃圾，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每周有两天是回收“生垃圾”，即那些做饭后剩下的菜叶子等垃圾。有的家庭怕这些生垃圾在家里放几天会有异味，因此还会把它装好冻在冰箱里。

　　但在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达到。“这是因为垃圾从源头就没有做到分类处理。”王胜利说，现在普通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不太理解，但他相信若干年以后，政府在财力、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重新将已经填埋的垃圾翻出并进行分类处理。

　　“‘减少垃圾’的根本就是改变人们肆意扔掷垃圾的行为。从教育入手，给孩子们开展环境卫生课，增加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鲁明中说：“在美国，我曾经看到一个大约2、3岁的儿童，在拆装完食品包装袋以后，一直将包装袋攥在手心里，直到看见垃圾桶，才将它扔掉。这种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所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身上无形中学到的环保意识。对于中国的孩子，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教育途径慢慢深入孩子的心中，形成一种公众普遍遵守维护的道德行为。”

　　对于鲁明中观点王维平也表示赞同，同时他也告诉《北京科技报》，要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首先是一次性投资巨大，建立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大约是一个垃圾填埋场投资的5倍，以高安屯焚烧发电厂为例，建立这样一个焚烧发电厂需要8.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而建立一个同等规模的垃圾填埋场只需不到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其次，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操作、运行非常复杂，要让固体污染物也就是垃圾在焚烧后不产生气体污染，需要严格执行烟气净化系统。

　　最后，垃圾焚烧发电的设备也必须要在高温下进行，炉温至少要超过1000℃。王维平就此解释说，因为像塑料或一些高分子材料垃圾在360℃到820℃的温度下燃烧会产生10多种致癌物质，而只有当炉内的温度超过820℃或者低于360℃时才不会有致癌物质产生。这里有一个技术控制的关键：垃圾焚烧发电时要求设备在起炉和停炉的时间要短，停炉时需要在3秒内即将炉内温度从1000℃下降到360℃以下，这可是一项需要超高技术的活儿。

　　“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兴建垃圾处理厂，而且还要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为什么不直接减少垃圾的产生呢？”王维平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北京市垃圾的根治方式。

“我们应该从源头上减少北京市垃圾的产生，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限制产品的包装。”王维平说。此外，王维平表示北京市现在实施净菜进城、重视旧货交易和废品回收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重要手段。

16、环境成本岂容忽视?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6-23 吴学安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06/t20090623_618683.html

　　据媒体报道，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正协作开展研究环境税，条件成熟时将会推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环境成本控制体系，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对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进行控制，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所谓“环境成本”，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总和。也就是说，将这些环境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同时还要加上环境保护的效益，由此得出的GDP，才是真金实银的净额，不含水分，有说服力，且更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科学程度、和谐程度。

　　近年来，油荒、煤荒凸显的经济发展资源瓶颈，以及局部在改善而整体在恶化的生态环境，正催生出人们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自觉选择。而推行环境成本核算，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对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所遭受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的反思，更是对区域的良性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诉求。正因为如此，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要比任何时期更要注重环保优先，更要强调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无数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不能只是靠耗尽资源，留下污染，产生GDP；更不是疯狂地“透支”资源，即以过度地掠夺资源、消耗资源来获取经济的增长。而之所以当前的环境透支会无节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考核官员政绩的标杆一直都在“盯”着GDP。尽管经济发展需要消耗资源、利用环境，但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握。即要根据环境容量、发展目标、产业特点，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对高技术、高效益、低污染、低能耗“两高两低”的产业，要加快发展；对占用资源少、污染少、附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要扩大发展；对技术水平低、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企业，则要分期分批加快淘汰。

　　企业是环境的责任主体，应该对环境负责。也就是说，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于以往经济活动对环境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因此，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于企业经济行为对环境负责的行为。而为了使企业能够具有这种自觉的责任感并且实际地担负起这种责任，就应该把在维护、治理和改善环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统统计入企业成本中。

　　不可否认，在以传统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是无需计算的成本，这样的GDP无疑会给决策者们提供一个错误的信息，使得决策者往往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考量环境成本，说到底，就是使发展真正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运用综合手段推进产业、企业进行技术重置，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从制度上完善相关宏观调控体系，才能推动经济在环境容量可承载的限度内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得发展进程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一起推进，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一起考核，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一起发展。

六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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