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20
三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人民日报： 200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启动
2、中新网： 水利部：中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
3、人民日报海外版： 绿色保险开始试点 将成环境风险保障体系重要一环
地方信息：
4、新华网： 重庆强化电磁辐射环境管理 严格环境影响评价
5、安徽商报： 安徽：巢湖生态修复将投2.75亿元
人与自然：
6、第一财经日报： 羌塘：构建人与动物的新和谐
人物访谈：
7、第一财经日报： 对话藏学专家：西藏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之道
深度报道：
8、新京报： 全球将有7亿人因缺水背井离乡
9、新京报： 铜都大冶：枯竭的聚宝盆
10、第一财经日报： 守护天堂口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出台始末
11、第一财经日报： 世界屋脊上的草地保卫战
环境时评：
12、新华网： 水资源危机呼唤“节水发展”
13、中国环境报： 让4万亿成为绿色经济的探路者
14、农业日报： 流域生态保护需利益补偿支撑
15、中国环境报： “城市矿山”缘何需要法制化管理?
1、200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启动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979165.html
人民网北京3月17日电 （记者武卫政、孙秀艳）200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并为参加宣传报道活动的记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据介绍， 2009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主题为“让人民呼吸清新的空气”，将以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资源立法和监督工作为重点，大力宣传我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典型，报道“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完成情况，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法制观念。
创立于1993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环资委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环保部等14个部门共同组织，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8家中央和行业新闻媒体共同参加。
2、水利部：中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
来源：中新网 2009年3月18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13721
中新网3月18日电 据水利部网站消息，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日前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上指出，中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十五”期间，每年因生产建设活动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增加的水土流失量超过3亿吨。
鄂竟平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大，分布广，强度烈，危害重。严重的水土流失已对中国的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防洪安全和水土资源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调查表明，中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1%，平均每年流失土壤45亿吨，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的水土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殆尽，粮食将减产40%；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翻一番，届时将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
鄂竟平说，中华环保世纪行开展17年来，积极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理念，大力宣传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水土资源的成功经验和巨大成效，但是，目前水土流失防治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鄂竟平指出，一些开矿、修路和建厂等的建设单位法制观念和水土保持意识淡薄，蓄意逃避水土保持法律责任，拒不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乱砍滥伐，乱采乱弃，造成大量的人为水土流失。
鄂竟平称，“全国水土流失和生态安全科学考察”成果显示，“十五”期间，全国各类建设项目扰动土地面积5.53万平方公里，弃土弃渣量92.1亿吨，每年因生产建设活动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增加的水土流失量超过3亿吨，人为水土流失继续呈扩大趋势，需引起高度重视。
3、绿色保险开始试点 将成环境风险保障体系重要一环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3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979153.html
据新华社上海３月１７日电 （记者陆文军）从１７日在沪召开的“２００９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国际研讨会”上传出消息，备受关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已经在国内多个省市开始试点，引入保险制度为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托底”，将成为未来中国环境风险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当前，中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易引发社会矛盾。企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旦责任事故发生，由保险公司及时对受害方进行赔偿，避免责任难以落实的情况，同时也通过市场手段平息纠纷，减轻政府的额外负担。
4、重庆强化电磁辐射环境管理 严格环境影响评价
来源：新华网2009年03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980751.html
新华网重庆３月１７日电（记者徐旭忠）记者从重庆市环保局了解到，近年来，重庆市不断加强对电磁辐射环境管理，严格环境影响评价，使得全市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状况保持稳定，处于较低水平。
重庆市环保局的监测显示，２００８年，重庆主城区综合电场强度监测平均值为０.３４伏／每米，功率密度监测平均值为０.０００４瓦／每平方米，均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１２伏／每米和０.４瓦／每平方米的限值。全市所有监测点位的广播电视发射台、移动通信基站和输变电系统设施的电磁辐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力军介绍，近年来，重庆市严格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对环境保护目标不明确、环境影响评价采用标准不准确、结论不清楚的项目不予审批。项目建设过程中，对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落实。项目竣工后，环保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监测和验收，并要求业主单位建立应急预案。２００３年以来，重庆市共审批电磁辐射类建设项目３３７个，电磁辐射类新建项目环境影响 同时，重庆市开展电磁辐射设备、设施申报登记工作，摸清了全市电磁辐射设备设施数量，建立和完善电磁辐射设备设施动态数据库，并将申报登记者纳入排污申报的整体工作体系，为电磁辐射环境管理提供了良好载体。
5、安徽：巢湖生态修复将投2.75亿元
来源：安徽商报2009年3月18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13696
记者从巢湖市环保局获悉，为使国家“十一五”重大水专项——巢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及工程示范项目与巢湖实际需求相结合，该市对此项目召开了对接会，与会专家认为巢湖生态修复工程要与巢湖滨湖旅游区建设相衔接，尽可能体现滨湖特色。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75亿元，分为受工业污染入湖河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受农业面源污染入湖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及工程示范；自然本底营养对巢湖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及其控制技术；湖泊直立堤岸基底改善与湖滨带生态修复技术与工程示范等。
在会上，有专家提出生态修复工程要与巢湖滨湖旅游区建设相衔接，尽可能体现滨湖特色；河道生态治理要与城市防洪要求相结合，不能影响城市防洪等建议。
6、羌塘：构建人与动物的新和谐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3月18日 胥会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18/03365989614.shtml
达瓦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西藏项目主任，他特别愿意和人谈论羌塘，这里有一个面积为29.8万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是世界第二大自然保护区，WWF从1998年开始启动了羌塘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相继建立了70多处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处，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40.1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土地面积的33.4%。
群众的力量无穷
羌塘平均海拔4500米，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该地区从未有人类永久定居。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也非常丰富，是天然的野生动物园，现约有100余种野生动物，被列入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有40余种，其中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黑颈鹤、藏原羚、藏雪鸡等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特有的物种。
然而，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修建贯穿西藏自治区北部的公路而带来了商业性盗猎者的进入，导致了人类对这些曾经数量众多的野生偶蹄类动物的大屠杀，曾经遍布羌塘高原的野牛种群被猎杀到了接近绝迹的边缘。
为保护这些濒危的动物，1993年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2000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覆盖了那曲地区西部的尼玛县、双湖特别区和安多县以及阿里地区的日土县、革吉县和改则县等六个县的部分乡、村。
目前，保护区内近2万牧民和100多万家畜生活在实验区和南部缓冲区的牧场中，而保护区的核心区和北部缓冲区依然是无人区，是野生动物的家园。
1998年羌塘自然保护区还处于初期，WWF召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提出了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的策略。“我们意识到除了政府投入，也一定要把当地的参与性加强，让当地牧民对野生动物保护有责任感，能意识到动物保护最终是为了自己。”
达瓦说，现在当地人的参与性极强。“羌塘到现在为止破获的盗猎的案子，都是牧民提供的信息。牧民看到有盗猎的，第二天信息就到县上了。”达瓦说，这都是长期教育和交流的结果。
一来到羌塘，达瓦就变成了牧民，用藏语和他们交谈，谈话的内容最后总要落到眼前看到的各类野生动物，要怎么保护，为什么保护。达瓦说，从2001年到现在，羌塘保护区所有的野保员、管理人员、乡领导都参加过他的培训，每人都在2次以上。
达瓦还记得第一次去申扎县讲课，讲了半天，提问的时候，当地的一个人大副主任说，你讲得非常好，我有一个提案酝酿了很久，能否让WWF提供一些资金，建立一个驴肉加工厂，把每年淘汰的藏野驴做成罐头发给困难家庭，野驴皮做成鞋子、皮夹克？
“现在我不用讲这些东西，现在讲的是怎么和国际接轨，怎么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周围的人。”达瓦说，保护区内的人观念已经很先进了，现在会说，野生动物也是我们家畜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提高羌塘自然保护区的反偷猎能力、加强保护区管理、推动野生动物的监测工作，WWF同西藏自治区林业局共同实施了“羌塘共管体系建设”项目。在安多的色吴、日土的多玛、革吉的盐湖等重要地区建立了管理站。这些管理站不仅开展反偷猎和巡逻工作，而且在牧民和管理机构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许多乡村干部和牧民能够直接参与环保工作。
现在羌塘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几百名野保员，都是由当地牧民兼职，他们定期不定期的要骑着摩托车、马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巡逻，保护着那片草地的安宁。
“举例来说吧，1989年时西藏野驴的数量约在5.6万头左右，1998年的总数接近8万头，目前，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万头，仅在羌塘就有近6万头。野牦牛至少在1.5万头以上。藏羚羊1989年的估算只有5万只，到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或超过10万，目前可能达到或超过15万。”
达瓦说，当今人类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许多物种一旦成为濒危就很难稳定和发展其种群数量。然而，青藏高原能够在不到20年时间里把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发展得如此庞大和迅速，可以算是当今保护事业的一个奇迹。
人与动物争夺生存空间
可是，随着野生动物数量的大幅增加，新的问题又来了。
比如，藏野驴会大量啃食牧民家的草场，棕熊会破坏牧民家里的房子、食物和衣服，公野牦牛会在交配季节直接跑到村庄里与牧民家养的母牦牛交配，把家养的种牛顶死，把母牦牛带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去。“野牦牛和家养的牦牛交配出的小牛，特别的野性，不好驯服，母的挤不了奶，公的驮不了东西，牧民损失很大。”
2006年4月，达瓦对羌塘的申扎县、双湖县、尼玛县的300户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随着保护区内人口、家畜和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加，彼此生存空间的重叠范围增加，以及全保护区范围内的禁猎使得动物对人类的畏惧明显减少。自2001年起，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迅速增多。
西藏的野生动物与人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羌塘地区、藏东以及珠峰地区，其中羌塘地区的冲突既复杂又典型。达瓦说，冲突主要呈现为四种类型：一是棕熊、雪豹及其他猎食动物杀死牛圈中和草场上的家畜；二是为寻找食物，西藏棕熊严重破坏牧人的房屋或帐篷；三是广泛迁徙的野生偶蹄类动物，尤其是藏野驴，对草场资源带来严重的压力，导致冬季牲畜饥荒；四是雄性野牦牛为建立自己的母牦牛群而虏走家养雌性牦牛。
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5年，尼玛县受损户数达到1444户，是尼玛县全县户数的30％；又如，吉瓦乡在1998年至2004年受损户有21户，但这21户的经济损失超过11万元，平均每户的损失达到5528元，这个数目对普通牧户来讲是无法承受的。
据自治区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阿里、那曲等藏北地区野牦牛、棕熊肇事频繁，而山南、日喀则等藏中地区雪豹、棕熊、狼肇事比较多。每年因野生动物肇事给当地农牧民造成的损失达上百万元，而每年仅投诉野生动物侵犯群众利益的金额就接近50万元。
西藏自治区政府已经为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埋单”。2006年，自治区政府施行《西藏自治区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由各级政府共同出资补偿，但由于资金筹措的困难，很多补偿并不能实际到位。
冲突造成最严重的损失莫过于野牦牛和棕熊致伤、致死当地牧民，2008年夏天，安多县一牧民在赶羊途中被棕熊咬死。这种伤亡对当地牧民和野生动物之间造成严重的敌对情绪，直接影响牧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不仅是动物伤害人，人的活动也给动物造成了新的困扰。在实行草场承包之后，牧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场，开始拉起了网围栏，防止野生动物侵扰草场。这种网围栏会伤害野生动物，切断它们的草路、水路以及迁徙路线，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威胁，逐渐缩小它们的生存环境。
达瓦2006年在申扎县附近考察时亲眼看到一只藏原羚被网围栏挂伤。2005年在尼玛县又目睹了藏野驴为了跳跃网围栏而被缠住，最后死在网围栏上，类似的“上网”现象经常发生。
“每年夏初，藏羚羊都要结群迁徙到北部羌塘产羔，它们迁徙的路线是固定的，如果传统迁徙路线上发现障碍物时，它们就会迷路，无法完成迁徙。”
WWF正在申扎县人和野生动物冲突多的地方试点，用坚固的围栏把羊圈和牧民的房屋圈起来。同时在尼玛县试点为牧民提供铁皮箱，让他们可以把重要的东西锁起来。“我们还需要时间观察效果，但绝对比没有好。”
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单纯的如何保护动物，而是如何把羌塘里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做到最好，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达瓦说。
7、对话藏学专家：西藏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之道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03月18日 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18/03405989682.shtml
特邀嘉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格桑卓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博士 杨晓纯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博士 旺希卓玛
“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西藏仍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但为什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2日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说，西藏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格桑卓玛：“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一个纵向比较的提法。当前，西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历史上从未有的发展高度。1994年以来，西藏GDP年均增长达13%，高于同期全国年均增速3.2个百分点。1965年到2007年，42年里西藏人均GDP猛增了49.79倍。
西藏城镇人口达到74.52万人，是解放初期的10倍，城镇建成区面积为158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达到25%。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目前西藏小学和初高中学生入学率已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就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也达到17.4%，接近全国平均水平（23%）。
即使2008年西藏遭遇了拉萨“3·14”事件、地震灾害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与考验，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8年甚至高达13.9%，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8%的增速，进入了全国发展的前列。
《第一财经日报》：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目前西藏经济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具有哪些特征？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在哪里？
格桑卓玛：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西藏同全国各省区一样从温饱进入了小康社会，并已经迈入推进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是，由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生态等因素的作用，西藏进入小康的时间晚，2000年全国从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而西藏到2005年人均GDP才达到1000美元。因此西藏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全国还相对滞后。
目前西藏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总量小、市场融入程度低、基础设施状况差、农村人口比重大、发展滞后且层次低。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拉萨“3·14”事件等因素给目前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不过，西藏经济发展也有诸多有利条件和宝贵机遇。中央对西藏长期的关心与全国的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国家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极大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条件，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地基础。
国内经济的大环境和大市场为西藏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青藏铁路的开通带动了西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具有巨大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西藏人民对社会稳定、生活富足的强烈愿望和他们对西藏未来经济的信心是西藏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当前国家实施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正是西藏争取更多投资、实现更大发展的难得机遇。
强化经济内生力量
《第一财经日报》：说到西藏经济的发展，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去年发生的拉萨“3·14”事件。在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曾表示，“拉萨‘3·14’事件后，旅游业遭受重创，矿产业基本停产，建筑业开工不足，产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目前的恢复情况如何？
是否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认为，西藏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相对脆弱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对外界因素的变化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藏研中心对此有没有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格桑卓玛：针对拉萨“3·14”事件对西藏经济造成的影响，西藏及时启动保民生、保服务、保旅游、保供应、保物价的“五保杠杆”，目前产业建设恢复增长，社会发展明显加快。以旅游业为例，2008年全年呈现出急剧下滑、逐步恢复、迅速回升的发展态势，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邮政通信等行业的发展也得到恢复。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214亿元，比上年增长11.8%。
旺希卓玛：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生态极其脆弱，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极其薄弱。除了以工业排放和环境污染指数构成的区域环境水平名列全国第一外，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标都还处于全国31个省区的最后一名，西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处于全国最末端。中央政府为了推进西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增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力度，使西藏呈现出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跨越式发展势头。
决定西藏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因素很多，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纵观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社会局势稳定，经济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每当社会局势动乱，西藏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1959年和1989年的骚乱使西藏痛失了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经济发展的良机。尤其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造成上半年全区经济增速降低7.3个百分点，回落到近年来的最低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西藏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相对脆弱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对外界因素的变化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稳定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知道，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中央财政和对口援藏部委、省市给予西藏大力支持。向巴平措曾形象地说，西藏财政每花10元钱中，就有9元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我们关注的是，在外部力量扶持的同时，西藏经济成长的内生力量培养得如何？能不能在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格桑卓玛：西藏一直注重对其内生力量的培养。西藏把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作为培养内生力量的主攻方向。
西藏第一产业的发展以特色农牧业为主导，不断提高水平；第二产业以优势矿产业、藏医药业、建筑建材业、民族手工业为重点，高原绿色饮品业（矿泉水、啤酒等）、民族手工业和藏医药业、水资源开发等在内的特色产业发展，成为西藏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中的有生力量，带动了西藏新经济力量的增长；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势头最强劲。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西藏将资源优势(1952.175,23.48,1.22%)转化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特色产业的经济效益也逐渐显现。例如，西藏旅游(6.05,-0.02,-0.33%)业正在成为西藏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2007年已占西藏生产总值的14%。
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第一财经日报》：说起环保，我记得向巴平措曾经说过：“只要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开发项目，哪怕是挖金子我们也不干。”西藏的环境保护为什么重要？
杨晓纯：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湖泊面积最大、河流发育最多的地区，水资源总量和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均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西藏生态系统类型独特多样，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是世界上山地生物物种最主要的分化和形成中心，拥有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藏区77%的国土面积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属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命禁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对西藏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有关研究表明，1961~2007年，西藏地区年平均气温每10年以0.32℃的速率上升，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贮量减少，高原冻土下界上升、冻融消融作用加强，进而诱发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问题。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西藏独特的气候特征、地理位置和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资源，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更直接关系着中华大地基本生存环境的面貌，关系我国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平衡。
《第一财经日报》：确保西藏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需要把握哪些原则？
杨晓纯：确保西藏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必须严格落实“环保第一审批权”，始终把保护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鼓励并优先发展节约型、低能耗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如水能、风能、太阳能、沼气等，减少作为燃料的薪柴、草皮的消耗，遏制草场退化。
如今，西藏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到90%，重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更是高达100%。与此同时，政府禁止发展重污染、高耗能工业，积极开展企业污染治理。“十五”期间，西藏共关闭了水泥生产线9条、小钢铁厂5家、小造纸厂4家。截至2007年，西藏共投入8000多万元用于污染防治，实现了污染企业的治理标准。
《第一财经日报》：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安居乐业，我想这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共同愿望和期待。就经济发展来说，据你们了解，目前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是什么？
杨晓纯：最期望的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农牧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和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华传统文化中素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作为中华大家庭一员的藏族同胞同样将安居视为“乐业”和“助业”的重要条件。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西藏的牧民大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农区农民虽然定居，但住房的防水、保暖、采光、排烟等条件较差，难以抵御高原地区的严寒与频发的自然灾害。实现安居和建设居住条件较好的民居是农牧民的普遍愿望。
西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情况图表
资料来源：本报整理
1959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08年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元) 35 582 878 1331 2078 317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13 4000 6448 8411 12482
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0.10 4.00 19.37 40.48 123.10 184.89
平均每人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元) 180 807 1558 4444 6440
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平方米) 18.94 20.00 23.16 19.55 22.83
城镇居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平方米) 14.02 19.86 19.91 33.00
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台) 94 102 120 135 131
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台) 0.4 1.3 13.7 47.36 61.8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不足2% 67.4 70.4 85.8 95.9 98.5
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人) 147 834 1278 1468 1832 1907
8、新京报：全球将有7亿人因缺水背井离乡
来源：《新京报》2009年03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982421.html
在世界水资源面临枯竭的严峻形势下，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于16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幕。来自全球的数千名代表与会讨论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此次水资源论坛吸引了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会，其中包括4位国家元首。东道国土耳其总统居尔在演讲时呼吁世界各国将水资源利用问题当作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议题来看待，希望能引起各国最高层官员的注意。
论坛秘书长塔巴萨兰表示，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全世界都了解，有效用水的必要和紧迫性。他引用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论坛召开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倘若全球不提高水资源利用有效性，到2030年，全球半数人口将生活在缺水的环境中。
塔巴萨兰提及的报告全称为《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缺乏会对人口流动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区域，这一现象将尤为严重。该组织预计将有2400万到7亿人会因缺水而背井离乡。
联合国去年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称，全球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达到91亿，在目前数量(65亿)上激增40％。
限制用水腐败是这次论坛的主题之一。论坛呼吁世界各国对水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用度和管理，避免腐败让全球用水“雪上加霜”。
据介绍，典型的“水腐败”包括伪造用水数据、在水资源设备购买时寻租、在签订水资源开发合同上任人唯亲等。在某些国家，用于水资源开发和节约的款项有30%被腐败消耗掉了。（张乐）
■ 现状
上世纪工业用水增加20倍
据新华社电 地球水资源总量虽然很大，但其中97.5%是海水，淡水仅占2.5%，而在这有限的淡水资源中，90%是人类难以企及的南北两极冰盖、冰川、冰雪，此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深层地下淡水资源很难被利用。因此，人类目前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相当有限，只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0.26%。
随着人口膨胀与工农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全球淡水用量飞速增长。全球用水量在20世纪增加了7倍，其中工业用水量增加了20倍。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用水量每年都以4%-8%的速度持续递增，淡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如按当前的水资源消耗模式继续下去，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5亿人口缺水，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将超过40个。
200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报告警告说，全球正面临“水破产”危机，水资源今后可能比石油还昂贵。
■ 声音
“解决水问题离不开政治努力”
据新华社电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架起沟通水资源问题的桥梁”，议题将涵盖干旱、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与水问题相关的健康、能源和农业问题，并探讨解决水问题的新技术和方法。
世界水理事会总干事卢瓦克·福雄在开幕式上呼吁，政治决策者们应高度重视水资源问题，解决水问题不仅要靠技术进步，政治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论坛有望达成“伊斯坦布尔水共识”，为政府机构、立法机构和国际社会提供解决水问题的方案。
中国水利部陈雷部长率政府代表团应邀出席此次论坛和水展。
■ 案例
私人控制水资源 智利小镇衰败
该国允许私人购买水资源，被指忽视公众利益
智利基亚瓜镇在过去37年中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称为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当地居民称，有时雨滴还没落地就在空气中蒸发了。如今干旱已越来越严重，2007年整个夏天没有落下一滴雨。
数十年前绿洲繁茂
就是这样的干旱之处，在数十年前却拥有充足的河流和繁茂的绿洲。不过，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当地环境发生了巨变，可如今一年当中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能看到溪水。所谓的“溪水”也不过是咫尺宽的水流，而且还被污染了。
在智利，水资源已成私人财产，而非公共资源。水，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买卖。在该国南部，80%的水资源已被来自国外的电力企业所拥有。在北部地区，农业生产在与工业化“抗争”———矿业公司几乎将地下水开采殆尽，几乎切断了当地正常的水供应。
小镇只有120位居民
缺水导致的问题十分严重。如今基亚瓜镇的人口只是20年前的五分之一，现在只有120个人勉强在此地生活。即使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一些经济学家还高度赞赏智利政府在1981年制定的“水资源买卖系统”。他们认为，这才符合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原则。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质疑。在其看来，该系统不能支持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会污染环境，会让小规模团体的利益屈从于诸如矿业公司等拥有强力话语权的部门。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智利水资源买卖的专家巴努尔称：“智利的例子距公平合理的方向相去甚远，它并未考虑公众利益。”
小学只剩16名学生
缺水和水污染给基亚瓜镇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也给当地人生活带来重大影响。通向当地的铁路甚至已中断，火车站被废弃，小学只剩16名学生。
智利大学地理学家拉乌·莫利纳称，当地在1987年以前环境不错，不过当地政府将该地区的水资源用量减少了三分之二还多，之后基亚瓜镇逐渐衰落。
当地一名77岁的老人阿里约得罗·斯堪克兹指着不远处黄土地的一架起重机说，那里曾种满了玉米和苜蓿。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基亚瓜镇不会存在太久了。”（张乐）
谁在吞噬中国水资源
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只注重开发利用，却不重视节约和保护，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另外，一些高耗水行业也在无情地吞噬着日渐稀少的水资源。为此，中国政府很早就提出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主张。
建立节水型社会需要强化全民的水资源稀缺和节约意识，并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和严重的用水浪费现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曾表示，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此举符合全球利益，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记者 李学梅）
9、铜都大冶：枯竭的聚宝盆
来源： 新京报2009-3-18 黄玉浩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deep/2009/03-18/008@022347.htm
昔日“恋税情结”无序开采，对矿业依赖曾使转型失败，黄石失业者中八成为矿业职工
3月11日，大冶铜录山铜矿附近，两名村民在捡拾矿石，以此卖一点钱。A20-A21版摄影 本报记者 黄玉浩
资源枯竭城市 之 个案调查
■ 核心提示
铜都大冶，被称作“百里黄金地，江南聚宝盆”，是全国六大铜矿基地之一、十大铁矿之一、硅灰石储量世界第一。而如今，与它紧密相连的是———资源枯竭。它与它的上级市黄石，先后被国务院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
依赖矿产资源而发展的大冶和黄石，转型势在必行。但如何处理好资源枯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让经济发展、让民生得到保障，都在考验着这个城市。
【前言】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城市，再次引起人们对资源型城市命运的关注。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我国大概有118个资源城市，它们不同程度面临资源枯竭问题。
当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倒塌，当单一的经济结构链条断裂，仅仅依靠资源承载的城市将何去何从？
尽管中央政府承诺给予这些地区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但积重难返的环保负债，经济衰退、发展减缓、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下降等问题无法根本解决。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探究资源枯竭城市成因，调查民生现状和困惑，展望这些城市的转型试验。
午后，一阵小雨突袭，让菜贩子叶松山十分懊恼，“今天的菜又卖不完了”。
3月11日，大冶市铜录山脚下石家湾村，叶松山慨叹，去年一天卖两百，今年变成一百了。
40岁的叶松山，从前种地，后来地被矿占了，他成了矿工。后来矿挖空了，他又去市区找工作，年龄大了又无技能，工厂都不要他。
去年，他买了辆旧摩托车贩菜，却又感觉矿区人越来越少，菜越来越难卖，
今年，他想去外地打工，赶上金融风暴，工作不好找。
这个3月，他还是骑着旧摩托车卖菜卖水果。从市区批发，然后拉到各个矿区村落去卖，“做些小买卖糊口”。
因矿消失的乡镇
因矿产枯竭人口锐减，铜录山镇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一个星期前，叶松山看黄石电视台，听到市长说，黄石成了“资源枯竭”城市。
他对于“资源枯竭”的理解是，“矿挖光了”。去年大冶被公布“资源枯竭”时，他就想，“以后怎么办呢？”
叶松山早知道矿快挖光了，外地矿工陆续离开，地面塌陷而房屋龟裂，许多人从矿区搬走，村子早就成了荒村，由穷人和老人守着。
大冶石家湾村，离大冶最大的露天铜矿铜录山铜矿和三鑫金矿很近，一度很繁荣，现在只有一些外地矿工租住，本地人基本不在村里了。
43岁的湖北人高法宝租住在此，2007年他跟着村里包工头到了三鑫金矿。每月一千多元，他说去年下半年后一直没发。他听矿领导说，顶多十年，三鑫矿产就该挖完了。
高法宝准备离开大冶，回家搞养殖去。
三鑫金矿附近，铜录山铜矿已濒临停产，矿上职工由鼎盛时的1万多人，只剩了两千多，依矿而建的铜录山镇，因矿产枯竭人口锐减，2002年已被市里撤销了行政区划，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因矿产枯竭而在行政地图上消失的，还有铜山口镇、龙角山镇。它们曾都是大冶显赫一时的矿产集中区。
矿区的人减少，叶松山觉得菜不好卖，钱不好赚。
曾经的“美好时光”
那时候，一把镐一个筐，一晚上偷的矿石，能卖几百上千元
40岁的叶松山，和他的乡亲，也曾有过“美好时光”，那时“钱来得太容易了”。
叶松山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都是国家在采矿。而90年代初，矿产价格暴涨，村民们发现，他们守着的山，原来漫山遍野都是“金子”。
“有本钱的，跟村干部或镇里搞好关系，自己开矿，一年赚个几百万很正常；没本钱的，到山上去偷采。”叶松山认为，当地贫富分化，是从那时开始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那时村里男女老少，晚上都到山上偷矿。一把镐一个筐，一晚上能采数百斤矿石，卖几百上千元。
“晚上去偷，白天就将偷来的矿石卖到矿上。”叶松山称，他了解的情况，大冶的乡民几乎没有不偷矿石的。
目前做矿老板的黄青云，当初曾是偷矿大军成员之一。
他说那时候很多小孩小学没毕业就辍学，背个筐上山，一晚上采200多块钱的矿石，“上学有什么用呢？”
31岁的黄青云就小学没毕业。在大冶矿区，30岁上下的人，大多数是小学没毕业的，“反正山上随便搞一点，就够全年花销的”。
2004年，黄青云从镇里承包了一口即将关停的小铁矿，“与镇干部搞好关系，能拿下矿继续开采”。他称他给干部送“干股”。雇了不到10名矿工的小铁矿，他说两个月赚到了40万元。
不过，在叶松山看来，乡民挖到了钱，环境却也被挖坏了。
他说，1980年“到处都是湖泊，可以养殖，水稻是一年两季。”当时一口人有3分耕地。而到了1995年，叶松山所在的叶家湾村，人均耕地变成了一分，而水也污染没法养殖了。他不得不去做矿工。
“聚宝盆”里的“流水”
开采无序和无度，当时政府对生态环境、经济结构协调，则几无考虑
是矿就有挖光的一天，不过，叶松山跟其他村民一样，至今也还在寻找答案，“不挖矿了，我们怎么活？”
从历史记载看，早在商周时期，大冶的铜录山就被开采了。到了宋代，因“大兴炉冶”，该县得名“大冶”。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大规模在大冶冶炼钢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投资建设了大冶钢厂、大冶铁矿、铜录山铜矿等二十多个重点工矿项目。１９５０年大冶的上级城市黄石，被设为省辖城市，与武汉一起成为当时湖北仅有的两个省辖市。1970年，大冶铁矿年产量600多万吨，被称为“武钢粮仓”。
那个时期，毛泽东、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十多次到大冶和黄石视察。
“当时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入大冶，支持国家的工矿产业。作为黄石人、大冶人，当时非常自豪。”黄石市政协副主席、原发改委主任程德新说。
他记得1975年被黄石矿务局推荐到焦作矿业学院学习，同学听说他在大冶工作，“都非常羡慕”。
当时令程德新骄傲的，还有每月27元的工资，他称当时学校能请客的人只他一个人。
上世纪80年代初，为发展基础工业，中央提出资源开发“有水快流”，鼓励矿业开采。这种背景下，黄石矿产的开采规模更大了，一派“全民采矿”盛况。
因矿而聚拢的人们，形成村落，继而许多镇诞生了。
资料显示，鼎盛时期，大冶境内有矿山500多家，采矿大军10万人。而每9个大冶人中，就有1人从事采矿业。
程德新回忆，当时去大冶考察，前段时间看见还是一座山，几个月后再去就成了百米深坑。
“国家在开采，民间在开采，各个部门也在开采，却没有统筹规划。”在程德新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采无序而过度。政府重视工矿生产，对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协调，甚至矿产的深加工和综合回收，都几无考虑。
矿工高法宝带着儿子在矿区打工。
3月11日，曾经做过矿工的叶松山，在大冶石家湾矿区卖菜。
根据大冶市委市政府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大冶累计向国家提供铁矿石1.74亿吨、铜矿石1.3亿吨，贡献利税130亿元。整个黄石则累计上缴利税２７０亿元，累计贡献３５０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同期投入的６倍。
大冶连续多年被评为湖北“十强县市”，黄石则被称为“黄老二”———经济全省第二的位置。
资源产业成为黄石和大冶完全的支柱。直到2008年，大冶市公开的数据显示，大冶工业经济总量的70%、税收的60%，来源于资源产业。而黄石发改委的资料显示，黄石采掘业及初级产品加工业，占到工业总量的近八成。
环境恶化与矿产枯竭
大冶境内几无一条干净河流了，两个淡水湖，湖水终年发臭，水土也在流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开发不重治理，程德新认为，当时政府追求税收，管理混乱，也加速了过度开采。
“尤其矿产价格在1990年暴涨以后，甚至出现了官矿勾结的情况，有的人只要和乡长甚至村长打个招呼，就可以直接采矿了，许多矿都有官员的干股，许多官员成了私挖滥采的保护伞”。
无序过度开采，尾砂库越来越多，库坝越建越高，给矿区百姓生命带来巨大隐患。程德新说，上世纪50年代采的矿，尾砂库到现在还没处理的，在黄石和大冶有很多。
1994年7月12日，大冶境内，龙角山尾砂矿溃坝，将坝下整个村庄毁灭，死亡28人。
尾砂库形成“悬湖”情景，在铜录山铜铁矿更显壮观。该库面积1200亩，坝体高出地面约10米，从库坝一侧望去，3公里外的大冶市区仅露出半截。
采矿造成大面积地表塌陷，而选矿加入的松油、黄药、硫化钠等药剂渗透到地下，大片农田无法耕种，水塘无法养鱼。
根据环保部门的资料，大冶境内几无一条干净河流，而两个淡水湖保安湖、黄金湖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湖水终年发臭，已基本丧失养殖功能、蓄洪功能。水土流失高达33%，不少地方水土枯竭，而大气也受到污染。
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资源枯竭的“警报”其实也早就拉响。
上世纪70年代，杨武山井田、北下陆井田、大路沟煤矿关停；上世纪80年代，道士洑井田，河口煤矿、肖家铺铁矿关停；上世纪90年代，章山井田、枫梨山铁矿、抱桐山铁矿关停；本世纪初，资源濒临枯竭后，铜录山、铜山口、龙角山从行政区划图消失。
黄石市在2008年向国务院申报“资源枯竭”审批的报告中称，目前市区１４２家矿山企业，相继闭坑２２家，关停非金属矿山３３家，无法正常生产急待关闭的１７家。在现存生产的７０家矿山中，１４座矿山保有储量在累计探明储量３０％以下，５０％以上的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不足１０年。
一成多居民因矿失业
黄石2007年10.8 万下岗职工中，来自采掘及加工业的职工，占到了80％
程德新介绍，资源枯竭的负面效应，其实早就显现。
上世纪90年代末，大冶钢厂、大冶铁矿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被动转型。当时黄石关停许多“五小”企业，全市300多家大小矿井合并成34家。
这一时期，失业人口大批开始涌现，而因长期轻重工业严重失调，他们难以找到和适应新的工作。数字显示，该阶段，黄石下岗分流隐性失业率高达２０％—２５％。
根据黄石发改委的数据，2007年，黄石采掘业及初级产品加工业从业人员7.59万人，占全市工业从业人员比重的92.5%。而截至２００７年，黄石市区下岗职工１０．８万人，其中采掘业及加工业占８０％，到占市区人口的１３．５％。
另一个数字是，2006年起连续三年，大冶失业率分别为11.5%、12.7%、14.2%，其中与采掘业配套的相关产业失业人数超过2万。
主导产业衰退，经济结构失衡，失业贫困人口增多，一系列问题显现。程德新说，近年来上访群众越来越多，“避免群体性事件，维持稳定发展”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
2005年，因大冶资源濒临枯竭的情况，黄石曾拟将大冶撤市改区。当年8月6日，近2万大冶人聚集到黄石市政府前，推倒大门，砸毁办公设施，并拦截武黄高速公路。后来中央介入处理，此事方平息，被称做“黄石事件”。
黄石一官员称，黄石事件后，尽管没再提撤市，但大冶的官员还是感觉到很大压力，“放任资源枯竭的话，资源型城市势必衰败，甚至消失”。
大冶市委书记曹立明认为，资源型城市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治理压力大，社会治安任务重，要“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
“依赖”情结曾使转型失败
做了8年发改委主任的程德新认为，黄石经济结构如此单一，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大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曾试图转型。
程德新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都有不同程度价格下降。大冶钢厂因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档次低等因素，全面停产改制。
这一时期，国家早期投资的许多大型国有工矿企业，均陷入困顿，
“当时工矿市场的不景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思考，资源型城市必须要转型。”时任黄石市计委主任的程德新称，当时的国企改制，是一次被动的转型。
黄石转型的这一时期，国家正大力发展汽车工业，“这对黄石和大冶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我们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可以形成新的产业链”。
不过，一切并没有得到顺利进行。
程德新说，当时的领导，包括他这个计委主任，都有强烈的资源依赖意识，“反正我们有矿，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省依然排在前列”。
而其他的产业没尝试过，“风险太大，税收来得太慢”，最后，黄石放弃了引进新产业。
做了8年发改委主任的程德新认为，黄石今天经济结构如此单一，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过分迷信了‘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他认为，这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转型失败。
今年两会期间，黄石市委书记王建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增长恐慌”，担心增长速度放慢会影响到社会评价，政府有“恋税情结”，企业有“恋矿情结”。
他认为，这种“守旧势力”，客观上构成了新型产业成长发育的严重障碍，不利于城市转型。
压力下的产业转型
在原发改委主任程德新看来，不转变思想，去除资源依赖情结，仍将是“坐吃山空”
3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黄石在列，而大冶是去年公布的第一批。
一个前景是，资源枯竭城市将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
去年大冶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城市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了2800万。
程德新说，黄石和大冶申报“资源枯竭”城市，是希望国家重视曾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牺牲的城市所面临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引起官员和群众资源依赖情结的转变。
“我们不是资源枯竭到了一点没有的地步，才申请国家支持，是主动求变。”程德新称。
2006年中央提出抓好“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
同年6月，大冶黄金湖畔，大冶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召开了一个会议，议题是经济转型。“一旦资源枯竭，一损俱损，百业萧条。经济转型是大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冶市委书记曹立明说，“早转柳暗花明，不转山穷水尽”。
程德新说，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一个新战略浮出水面：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接续替代产业，发展钢铁机械加工业等新型产业，逐步实现城市的整体转型。
大冶的民间储蓄资金达到100亿，居全省之首，如何拉动民间资金已被大冶当成城市转型的一个重点工作。
2007年至今，世界500强企业富士康配套产业园、中国500强企业南京雨润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先后落户大冶。
“资源枯竭是危机，也是发展的契机。”大冶市市长傅继成称。
2007年，大冶GDP同比增长13%，并被评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的百强县（市）。
不过，当地政府决策者仍深感忧虑。黄石市委常委、大冶市委书记曹立明描述该市经济发展，用的是两条抛物线：一条是矿石采掘量下行线；一条是大冶GDP的上升线。
大冶GDP上升，与近年来资源产品价格暴涨密切相关，而国内市场因启动内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钢铁、水泥、电解铜等需求旺盛。去年大冶采矿业、冶炼及其相关产业在总产值中占79.79%，在工商税收中占66.84%。
经济增长，依然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上。
程德新认为，转变官员和民众对矿产的依赖思想，并加大招商力度，是转型的根本点。
“我们不能靠国家来输血，要靠自己去解决问题，形成新的经济支柱产业链，不然即使给你28个亿，你不转变思想，去除资源依赖情结，仍然是坐吃山空。”程德新说。
“菜贩子”叶松山也在转型中。
3月15日，他说菜卖不上钱，他已选好投资项目，要办一家稻米加工厂，“现在正在积攒本钱”。
10、守护天堂口 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出台始末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3月18日 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18/03375989625.shtml
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下称《规划》）。这一天，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和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张永泽也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会场。
“在国家发改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后，温家宝总理对西藏的生态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就规划的落实提出了要求。”3月11日，在拉萨的办公室里，张永泽回忆当时的情景，显得十分兴奋。
“我当时在现场非常激动。4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张永泽说。
生态保护不应小打小闹？
早在2005年3月，张永泽就琢磨“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这件事。
当时，他发现，西藏的生态问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但基本上处于小打小闹、各自为战的状态。
“今天林业从国家拿到些钱，明天农牧也从国家要到些钱，后天环保也要一些钱回来，谁都没有从整体上来考虑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资金使用效率比较差。”张永泽说，应该从一个大的框架上，将西藏的生态保护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进行定位，统一规划，综合协调，整合各部门的力量。
“最开始的时候，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张永泽称，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这件事要由环保部门来牵头。但这件事很快得到了自治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
为了论证“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性，张永泽亲自出面，请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院士孙鸿烈担任咨询组组长，“整个咨询组有8个院士。”张永泽告诉记者，2005年5月，自治区成立了《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组。2005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专题论证会。
2006年2月8日，《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专家们达成共识：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不仅关系到西藏本身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事关国家生态安全。
当月，《规划》报请国务院审批。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将《关于构建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议》列为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重点督办的十二件重要建议之一。《规划》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有趣的是，《规划》最初提出的年限是2006年至2015年，在2006年2月8日的论证会上改为2006年至2020年。而最终的《规划》年限为2008年至2030年。年限的拉长，意味着国家对西藏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和着眼长远。
2008年6月下旬，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大学等单位的相关专家组成的赴藏评估组到达西藏，深入西藏人口相对集中的重点区域，深入西藏7地（市）、31个县（市、区）全面调查了解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针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所提出的项目进行深入调研。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孟德利对专家们说，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意义深远。生态保护、环境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今年2月18日，《规划》顺利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获得原则通过。这也是继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青藏高原实施的又一项重点生态工程。
3月10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分组审议并作发言时表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精心组织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切实保护好雪域高原这片碧水蓝天。
“这将对西藏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向巴平措表示，因为规划一直到2030年。而且，前五六年中，投资力度很大，在原有投入的基础上再增加近100个亿，这不仅对西藏自身的环境改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国家乃至亚洲生态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
西藏生态安全何以重要
作为一个离西藏数千公里远的北京人或上海人，该如何感受到西藏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呢？
为此，张永泽解释说，西藏独特的气候特征、地理位置和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资源，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可以说，没有青藏高原，就没有江南水乡。”“西藏的生态保护好了，可以避免西藏高原成为沙源地，这对全中国乃至亚洲都有重要影响。”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冰川最发达、湖泊面积最大、河流发育最多的地区，水资源总量和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均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此外，西藏生态系统类型独特多样，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是世界上山地生物物种最主要的分化和形成中心，拥有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牧场生态学家和农业发展专家丹尼尔·J·米勒上周在一篇题为《今天的西藏何以如此举足轻重》一文中认为，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言举足轻重。它拥有着广袤的高山草地，它的植物和土壤能够储存二氧化碳，因此是重要的碳库。储存在草地生态系统的碳对当地乃至全球的碳循环都至关重要，它甚至有可能改变全球碳循环，进而影响气候。由于全世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因此，青藏高原草原的变化会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连续多年的西藏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西藏高原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对西藏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有关研究表明，1961~2007年，西藏地区平均气温每10年以0.32℃的速率上升，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贮量减少，高原冻土下界上升、冻融消融作用加强，进而诱发草地退化、土地荒漠化等问题。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杨晓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加大西藏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促进西藏各类生态系统自然恢复，维护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是改善西藏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广大农牧民增收，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杨晓纯认为，构建这一生态安全屏障可以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产生效益。
《规划》实施后，森林和草原覆盖率得到保护与提高，湖泊、湿地等生态功能区得到有效保护，使“江河源”生态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沙化土地治理使林草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防止起沙扬尘功效提高，在全球碳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效保护和改善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
《规划》可有效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新型能源的推广使用，促进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
《规划》的实施可以实现草地的可持续利用。项目区的广大农牧民还可以通过参与草场保护与建设、沙化土地治理、植树种草、森林管护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获得报酬，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杨晓纯同时指出，对于生态保护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认识和积极解决。
一是经费。生态维护周期既长，耗费亦巨。与此同时，青藏高原是南亚主要江河源头，印度著名的恒河、印度河均发源于此。国际社会尤其是南亚诸国应从维护全球生存大环境出发，共同重视和保护脆弱的青藏高原，加强生态保护和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
二是生态移民及其相关问题。如青海省三江源保护、西藏及其他藏区实行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措施，对生活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无人区的游牧民进行了搬迁，客观上使部分农牧民改变了传统农牧的生活方式。这部分农牧民的转移就业问题和收入保障问题，以及深层次的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
环保监管仍不会放松
按照《规划》，西藏将实施天然草地保护工程，退牧还草1322万公顷；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建设拉鲁湿地等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5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保护工程，重点保护11个重要湿地。
同时，西藏将实施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建设15.42万公顷防护林；人工种草与天然地改良工程，建设灌溉人工饲料草料基地6.67万公顷；建设旱作人工饲料草料示范基地23.33万公顷；防沙治沙工程治理沙化土地48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1.1万公顷。
张永泽表示，今年将积极配合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农林、水利等部门，加强与国家相关部委的衔接协调，认真落实并实施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加强生态监测能力建设，研究建立生态安全屏障的指标体系和评估体系。
张永泽介绍说，为了建立保护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自治区环保局已会同财政厅开展了西藏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包括森林、草地、水资源、自然保护区和矿产资源开发等五个领域的生态补偿政策。
截至2007年底，到位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46874万元，对全区7地（市）、59个县（市、区）的3266.82万亩国家重点公益林进行了长年管护。
张永泽介绍，目前正在争取将西藏纳入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试点范围，对西藏因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维护重要生态功能而形成的支出予以补助。
监测表明，西藏高原水、气环境质量状况一直保持在良好状态，西藏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我们不会因为有了《规划》和国家上百亿元的投入，就放松了环境的监管。”张永泽表示，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目前“保增长”中，西藏仍将严格执行环保准入制。据介绍，目前西藏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90%，重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
多年来，在经济建设中西藏始终坚持“慎重发展工业”的原则，明确禁止发展造纸、钢铁、化工等重污染、高耗能的工业，严格环境准入条件，杜绝环境污染重、生态破坏大的项目进入西藏。
自2006年以来，西藏开展了禁采砂金活动，并自2008年起全面禁止开采砂铁矿。建设青藏铁路时，按照建设生态铁路线的要求，有关部门投入15.4亿元环保资金，有效地保护了铁路沿线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创造了铁路建设史上的环保典范。
“只要是对生态保护不利的项目，即使是挖金子我们也不干。”向巴平措说。
11、世界屋脊上的草地保卫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3月18日 胥会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18/03345989576.shtml
西藏，这个超过68%的面积都是天然草地的地方，由于全球变暖、过度放牧、人口增加和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不得不面临草地退化的状况。
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西藏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这里不仅是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启动器”和“调节区”。保护好草地生态，是保持青藏高原生态链完整有序的重要一环。
日益减少的载畜量
来自日喀则地区萨嘎县农牧局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草地退化趋势加重。全县8个乡镇39个行政村90%的天然草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且还以每年1%的速度扩展。加之鼠害、人为等多种因素，全县1212.5万亩可利用草场中，已退化沙化草场面积达到了323.5万亩。
此前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一项《应用卫星遥感技术研究藏西北高寒牧区草地退化机理》的研究表明，包括那曲、日喀则等地在内的藏西北高寒牧区草场退化面积正以每年3%至5%的速度扩大，1988年至2005年间退化了39.64%。
根据初步调查，萨嘎县草原植被覆盖率不到80%，利用率在65%~75%之间，平均每亩产草量在50公斤以下，退化草场每亩产草量不足25公斤，冬春季节牲畜多处于外寒内饥状态。
一方面是草地退化使得载畜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又使得草地的超载进一步加剧，草地退化也进一步加剧。
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全区草地资源普查，当时的理论载畜量为3696万个绵羊单位，实际存栏数为3538万个绵羊单位。“并不超载。”西藏自治区农牧厅畜牧草原水产处处长蔡斌说。
但是到了2007年，根据西藏自治区草原监理站所做的《2007年西藏自治区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报告》，当年全区草原鲜草产量7377.6万吨，折合干草约2374.1万吨，载畜能力约为3381.94万个绵羊单位。“以2007年牲畜实际存栏计算，超载率在40%左右。”蔡斌说。
为更好地承担起生态安全屏障的功能，西藏自治区自2004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首先在那曲、比如、改则三县进行试点，对严重退化的草原实行禁牧制度，对中度退化草原实行季节性休牧制度。同时，鼓励农牧民改变畜牧业经营方式，并进行补饲相结合。
西藏全区有14个纯牧业县，24个半农半牧县，这38个县的草场面积达到10亿多亩，占全区草地面积的绝大部分。蔡斌告诉记者，目前累计在12个县实施了退牧还草工程，已报请国家有关部委批准西藏扩大退牧还草实施范围，以满足草原保护建设的需要。
借助于退牧还草工程，蔡斌说，近年来西藏草原退化趋势得到遏制，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根据西藏自治区草原监理站2007年对安多县和那曲县2005年退牧还草工程效益进行监测，工程区内与工程区外相比，植被覆盖率平均提高8.9%，植被高度由4.98厘米提高到7.27厘米，产草量提高28.4%。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在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中，规划总投资的55%是草原生态建设，同时规划退牧还草1322万公顷。而2004到2008年，国家累计批复西藏全区4591万亩退牧还草，仅占全区草场面积的4%左右。“我们的工作，得进一步加快了。”蔡斌说。
寻找牧民的增收渠道
在退牧还草之前，自治区还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完善草场承包经营到户工作，这是实行退牧还草工程的一个重要前提。草场承包类似于“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牧民家庭人口数、牲畜数以及草场状况来划分草地的承包数量。
喀则地区萨嘎县拉藏乡西果村卡热草组的牧民洛珠家有4口人，通过承包制承包了1683亩草场，2007年他家的人均收入是2700多元，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出售畜产品。
据了解，目前自治区草场承包到户达5.43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66%，其中冬春草场3.47亿亩，占全区冬春草场面积的85%。在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展了推进草场有偿使用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吃大锅饭问题，改变了以前只用不管不保护的问题。
来自那曲地区的资料显示，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不少地方开始探索草场入股、牲畜入股、合作经营等形式。“少畜户、无畜户将闲置草场入股，按股分红；或者租赁给其他牧户使用收取租金。”蔡斌说。
而在承包制推行的同时，西藏自治区农牧厅草原监理站站长马少军说，以草定畜、草畜平衡也在推进。比如昌都地区就根据牧民家庭的草场面积以及等级来合理确定牲畜载畜量，对超载牲畜进行限期出栏，不出栏的牲畜，一个绵羊单位按照第一年15元的标准收取超载费，以后逐年加倍收取，超载费20%由乡村统筹安排使用，80%返还各乡用于乡村草场建设。
不过，由于禁牧、休牧，以及以草定畜，使得牲畜数量减少，对于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的牧民来说，就可能直接导致收入减少。
2007年，洛珠所在的乡实施了退牧还草工程建设项目，他家共有761.28亩草场要禁牧，697.84亩草场要休牧。县农牧局根据实施禁休牧后他家实际草场面积核定了载畜量。他家年理论载畜量是105.99个绵羊单位，实际超载53.3个绵羊单位。
萨嘎县农牧局乔卫平说，借助于提高出栏率、结合藏系绵羊改良项目，大力开展短期育肥上市以及利用边贸市场加大活畜出口力度等措施，洛珠家的收入并没有因为实施退牧还草减少牲畜而减少，相反，2008年他家年人均收入达到了3400元，增收600多元。
为了建立牧民的长效增收机制，“我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拓宽牧民的增收途径，尤其是农牧业特色产业出力不少。”蔡斌说。
从2004年开始，西藏开始着手实施农牧业特色产业建设项目。来自《西藏日报》的报道称，在特色产业激励政策引导下，一个个农牧业特色产业基地在高原兴起。在藏南谷地，由国家投资1383万元建设了山南地区藏鸡养殖基地，共有3800多户农牧民通过养鸡尝到了甜头，现在年户均增收达1万多元；在藏北草原，国家投资2695万元实施主要包括糌粑加工、牛羊肉加工等49个项目；在藏东林区，国家投入176万元启动了昌都地区类乌齐县牦牛育肥项目；在阿里高原，建立了绒山羊基地，共在4县、23个乡镇设立绒山羊养殖示范基地，养殖户达1166户，项目区人均增收961元。
藏西北绒山羊、藏北牦牛、藏西绵羊、藏东南林下资源和藏药材、藏中优质粮油和城郊无公害蔬菜以及藏猪藏鸡开发，如今，高原“特色产业”已成为西藏农牧业经济新的增长点。
萨嘎县拉藏乡久嘎村的洛追，就在当地发展特色产业的带动下成为了拉藏乡白绒山羊养殖的带头人。通过他的引导，目前拉藏乡已有10户养殖户，其他乡推广的范围达到80户。
今年年初的一项统计调查发现，在西藏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市又有13个行政村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万元，至此西藏乡村人均收入超过万元的行政村达到15个。而日前刚刚发布的《2008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176元，增长13.9%，这也是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连续6年实现2位数增长。
蔡斌表示，作为最直接的补偿，今年西藏自治区将试点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在建立草畜平衡制度过程中，对减畜的牧户进行奖励，并在薪柴替代上给予必要补贴。
12、水资源危机呼唤“节水发展”
来源：新华网2009年03月18日 李学梅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3/18/content_11030057.htm
本月１６日，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拉开帷幕，１０７个国家约２万多名代表与会，其中包括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水资源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科学家们的权威报告指出，水这一地球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正面临枯竭恶化的危机。人类社会走资源节约型的“节水发展”道路已刻不容缓。
本月１２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报告》指出，随着世界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各国发展的需求日益增加，造成全球水资源供应日趋紧张，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将有近半数人口用水高度紧张。《报告》还预测，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缺乏会对人口流动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将有２４００万到７亿人会因为缺水而背井离乡。
地球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目前一些国家已经达到用水的极限。伴随着水资源的稀缺化，无论是国家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还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对水资源的争夺已开始出现，这使得水资源的分配与使用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引发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水资源分配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非洲，水资源分配也引发了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
如何有效利用水资源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大和现存水资源的进一步萎缩，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毋庸置疑，应对水资源危机的关键在于“节约用水”。而“节约”不是让人们少用水，而是要人们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更科学地管理水资源，走“节水发展”的道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报告发布之际说，在水资源短缺日益加剧之际，有效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对于消除贫穷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关键是要建立有力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使得各行各业、社会成员受到普遍的约束，有责任节水，也要使得全社会能够在制度中获益，有意愿节水，从而形成人人关心节水、时时注意节水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发表报告，建议以市场的手段加强水资源管理，比如建立水权制度，将传统的水资源分配权益转变为可以交易的水权，明确规定国家、社区、企业和个人在取水、用水、水权保护和转让方面的条件、程序、权利和义务；其次，对节水技术和节水行为给予鼓励，设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等等。
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只注重开发利用，却不重视节约和保护，在生产和生活领域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另外，一些高耗水行业也在无情地吞噬着日渐稀少的水资源。为此，中国政府很早就提出了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主张。建立节水型社会需要强化全民的水资源稀缺和节约意识，并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和严重的用水浪费现象，使以节水为荣，以浪费为耻的观念深入人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曾这样表示，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此举符合全球利益，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只有全世界都树立起珍惜每一滴水的意识，这句提醒人们节约用水的广告语才不会变成现实。
13、让4万亿成为绿色经济的探路者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3-18 张俊 赵晶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0903/t20090318_599898.html
中国最早的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近日发布了2009年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09)》(以下简称为绿皮书)。自然之友从2006年开始每年编写一本年度环境报告，今年已是第四本。
绿皮书用环保民间组织的视角，纪录、审视和思考中国环境状况，并主要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强调实证性和真实性。绿皮书指出，2008年，中国环境问题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异常紧密。
在发布绿皮书的同时，自然之友发出“环保组织呼吁‘两会’:密切关注4万亿元投资的环境监管，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的倡议。
2008年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一书的英文版，已由荷兰Brill出版社面向全球出版发行。
资源环境问题紧扣国家命运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说，2008年对中国环境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在这些事件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公众既是环境问题的承受者，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力量。自然之友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参与到公众活动当中，绿皮书是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绿皮书主编、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说，2008年作为节能减排的关键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同时面临着困难与机遇，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压力并没有解除。
他说，“限塑令”作为2008年中国环保领域的一件大事，其减少塑料袋消费的效果十分明显，但不合格塑料袋依然泛滥，回收利用等政策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集体林权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也可能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西部地区引发新的社会和生态问题。
绿皮书总报告作者李楯教授表示，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我国近海海洋污染总体形势严峻，大部分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部分排污口邻近海域污染严重；频发的农业污染事件给我国经济和农民的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农业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城市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已成痼疾，而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等新问题也开始在城市中显露。
李楯说，面对我国复杂的环境问题，需要政府继续加强综合决策与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在环境治理中要大力提倡公众参与。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标志着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转型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环境主管部门推出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将环保要求渗透到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新时期环保工作的一大亮点。
绿皮书披露，2008年是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的重要节点，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环境立法相继出台和修订，对所调整的环境要素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公众的启盼下，环境公益诉讼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绿皮书也对环保的公众参与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点。绿皮书中指出，环境立法活动本身已成为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渠道，公众参与理念得到普遍提倡，但是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和方式还有较大改善空间。
绿皮书指出，2008年，党政领导、企业、媒体与新媒体、人大与政协、专家学者、公众，特别是民间环保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做出了回应。但总体而言，参与仍然不够，特别是各方的合作和协同行动仍然不够。
关注4万亿元投资的环境监管
绿皮书发布会正值全国“两会”期间，自然之友在发布会上向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发出倡议:“密切关注4万亿元投资的环境监管，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自然之友在倡议书中写道:“当4万亿元投资在快、重、准、实的原则下向全国各地分流的时候，当地方政府紧急出台刺激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投资和开发的行为应该在透明、科学、合法、全面的环境监管措施下推进。”
自然之友进一步指出，加大环境监管不是阻碍发展，淘汰不合适的生产方式及项目有利于中华民族激发可持续发展的大智慧、与自然和谐长存的大智慧。
他们吁请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加大对4万亿元投资的环境监管，让4万亿元投资的决策过程更加公开化，让4万亿元投资成为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探路者。
他们在倡议书中还做出了具体的建议:在保增长和严格控制“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行业两种思路上进行科学决策，不能以牺牲节能减排的长远目标为代价保护没有生命力的高耗能行业；投资项目依法严格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依法及时地向公众公开相关的信息；严格把握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环节，让环评公示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真正落实到实处；加强环境监管部门的问责。
14、流域生态保护需利益补偿支撑
来源：农业日报2009-03-18 张应松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environment/788221237341418_1.shtml
发源于江西的东江不仅是江西、广东两省的母亲河，还是东方之珠香港最主要水源。但东江上游为保证“一江清水向南流”，民众牺牲巨大，不仅不上一个有污染的工业项目，而且为涵养水源，沿线许多地方只种植生态林甚至连经济果木都不栽一棵。从2006年开始，广东省每年拿出1.5亿元，交给上游的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这被认为是生态补偿中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次成功尝试。
众所周知，“上游保护，下游受益；上游污染，下游遭殃”是目前我国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中体制性矛盾的生动写照，也是区际生态利益失衡的集中表现。因此，有必要通过在重点流域开展试点实践，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生态补偿标准和保障体系，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山水画廊新安江跨越皖浙两省，上游黄山市流入新安江水库的地表水水质均达到国家Ⅱ-Ⅲ类水质标准，这些优质水资源为下游地区的电站、千岛湖景区和杭州等地供水提供了坚实保障。作为新安江的源头及上游地区，黄山市也明确提出不上一个污染项目，使其成为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健康河流之一。不久前，全国人大代表何少苓在长达7000多字的《关于在新安江流域建设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构建“和谐流域”试点的建议》中提出，目前国内尚未有从流域层面出发的生态示范区，建议选择新安江流域作为先行的试点，建立全国第一个“新安江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并进而在全国示范和推广构建“和谐流域”。该议案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2006、2007连续两年被全国人大列为重点督办议案之一。尽管杭州和黄山两市已对建立生态补偿共享共建机制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却各持己见，现今面临的最大技术难点是如何界定利益主体责任。针对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这种尴尬现状，原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8月下发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只是下游对上游给予经济补偿，还包括受益地区为上游从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劳动力转移与培训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意见》还吁请国家建立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流域上游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恢复补偿，并兼顾上游突发环境事件对下游造成污染的赔偿。
然而，由于生态补偿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目前我国还处在探讨阶段，针对具体地区、流域的实践探索较少，目前国内外都缺乏一个标准的核算体系与政策体系，如广东省补偿东江上游的1.5亿元是如何具体计算出来的也无从知晓，由此导致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生态补偿案例中，上下游双方或者是补偿方与受补偿方始终处在讨价还价的博弈中。原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也仅仅是个抽象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的部门规章而已，具体操作上的关键问题如上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何核算，生态补偿指标如何量化，补偿依据和标准怎么确定，如何明晰水权，如何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律保障等都是一片空白。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区域的和谐健康发展往往离不开流域的协调发展，流域各省不仅要成立相关机构进行跨省的定期协调与联席交流，更急切需要国家出台一个法律依据和政策平台来指导实践，因为补偿行为不能仅从道义良知出发，而应该依靠一个长效机制来切实保障。
15、“城市矿山”缘何需要法制化管理?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3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982505.html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近日由国务院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我国作为电子产品的生产、消费大国，正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废旧电子电器回收处理法律体系，预示着一座特大“矿山”的开发前景趋于光明。
当今世界，电子工业已经成为规模最大和发展最快的产业，与此同时，大量衍生的电子垃圾也造成许多令人烦恼的环境问题。如何处理电子垃圾曾经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课题，然而当人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环境难题时，却欣喜地发现，电子垃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而是亟待开发利用的“城市矿山”。若处置得当，即可化危机为商机，实现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双赢。
在国外，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电子垃圾中蕴藏的巨大价值，纷纷制定相关法令促进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利用。其中，美国的回收利用率达到97％以上。而日本这个人们印象中的资源贫困国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更出人意料，宣称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银、铅和铟的资源国，其铜、白金和钽资源也位居世界前3位。这一数据是对日本国内废弃的电子产品中可回收金属总量进行计算后得出的，也就是说，日本依靠“城市矿山”已经成为稀有金属的资源大国。
在我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产品普及率不断上升，更新换代速度逐步加快，电子垃圾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我国洗衣机、电冰箱、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保有量7亿台，电脑保有量8000万台，手机保有量5.5亿部，各类家电的年报废量超过3000万台。可目前这些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90％以上都被走街串巷的“街头游击队”收入囊中。虽然有些地方也建立了正规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由于竞争不过这些回收垃圾的“游击队”，导致常常“无米下锅”、开工不足，处于半停顿状态。
在这种状况下，大部分电子垃圾流向散乱，处理方式原始:整机能用的，经简单处理后进入旧货市场；整机不能用的，经拆解卖出有用部件，剩余的实行填埋或焚烧处理。这样，不仅使丰富的资源被白白浪费，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给那些使用二手家电的消费者带来了安全隐患。
虽然我国曾颁布过近10部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中对电子垃圾流向的问题规定得很少，为电子垃圾监管留下了漏洞。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的发布，宣告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正式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要实现电子垃圾的有序利用，并不是仅靠立法就可以彻底做好的，还必须建立、健全架构完善的回收体系和集中处理体系。要充分借鉴国外电子垃圾拆解产业的成功经验，开发和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器废物资源化处理技术。同时，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生产绿色家电，激励企业进行生态设计，从源头减少甚至淘汰有害物质的使用，采用更有利于循环利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各种环保活动，让公众了解电子垃圾中蕴藏的经济价值和随意处置会对环境产生的危害，不断提高全社会的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形成开发“城市矿山”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