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十一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专题报道：

1、走在德国的河边之五——德国河流因施工而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

特别推荐：

2、德国供水水源与供水安全简析

“绿色记录”散记系列报道：

3、“绿色记录”散记（之一）

环境资讯：

4、人民网环保频道：　　　　　我国首部NGO媒体工作指南问世 可在网上下载

5、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每年沙化损失达540亿 已影响近4亿人生活

6、新华网：　　　　　　　　　国家防总批准今冬明春对珠江实施水量调度 

地方信息：

7、新华社：　　　　　　　　　江西启动最大规模水保项目防治鄱阳湖水体污染

8、新华网：　　　　　　　　　江苏将斥资500多亿元治理太湖 

9、中国新闻网：　　　　　　　昆明首设环保警察队伍 完善环保执法新机制

10、新华网：　　　　　　　　　太湖流域饮用水安全实行问责制

人与自然：

11、新华网：　　　　　　　　　中华鲟内塘驯养全人工繁殖再获突破 

环保人物：

12、人民网天津视窗：　　　　　廖晓义：环境质量就是国家尊严

13、人民网天津视窗：　　　　　马军：为了祖国的水更绿

民间视点：

14、搜狐绿色：　　　　　　　　经济林正在成为中国天然林树的快速杀手

深度报道：

15、经济参考报：　　　　　　　污水里还要参污水？ 节能减排还是玩数字游戏

1、走在德国的河边之五——德国河流因施工而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

文图/汪永晨

在我们密切关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是不是会遭到破坏，联合王国教科文组织对怒江上的水电建设会有什么关注时，200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在7月4日宣布，暂时将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中，并希望当地政府停止在该地区实施建桥工程。

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天发布公报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决定。该委员会对在易北河谷修建桥梁表示“遗憾”，并希望当地政府修建地下隧道以取代目前的方案。如果当地政府执意建桥，而且未能按要求恢复受损景观，该委员会将于2009年把易北河谷从《名录》中删除。

在德国，听朋友向我说起这个消息后，在网上查到新华网上的文章。文章中说： 据介绍，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是一处著名的文化景观，在全长18公里的易北河沿岸，可以看到皮尔尼茨宫等18到19世纪的宏伟建筑。易北河谷在2004年被列入《名录》，但此后不久，当地市政部门就规划在该河谷建造一座现代气息十足的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计划会对河谷风景的整体性造成严重影响，并在2006年将其列入濒危遗产名单。

2007年，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因面积急剧减少被从《名录》中删除。

目前，全世界共有141个国家和地区的851处景观被列入《名录》，其中文化遗产660处，自然遗产166处，另有25处为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藏在森林中的小河

自然

它的家也在河边

河两岸

我没有去德累斯顿，但却既为他们遭到的警告而遗憾，也更担心我们中国的三江并流目前还处在高度开发的准备当中。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从2003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几乎每年都受到了警告。虽然目前还没有被亮黄牌，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人2006年到了怒江，2007年到了丽江，这些都让我们知道世界遗产不是被评上就完成使命了，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保护。前两年德国科隆的大教堂也遭到过警告，不过他们及时进行了保护，使遗产继续保留在名录中。我们中国对申请遗产有很大的热情，可是申请到了后的保护却不容乐观。这次在德国听到易北河上因建桥而遭到警告，我想对我们中国云南的三江并流遗产不能不说是一个提醒。

这次在德国采访，一位长住德国的中国朋友还向我介绍了这样一篇文章，看后让我很是感慨。就在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淮河卫士霍岱珊刚刚向朋友们提供信息：河南省商丘最近发生严重的砷污染事件。我不知道怎么回应霍岱珊，还是把下面这篇文章介绍一下吧。

文章说的是12人管好莱茵河的启示。

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1月。文章中说：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最新统计表明，流域省界断面水质劣于三类水的比例，由上世纪末的两成上升到目前的接近一半，省界断面水体水质呈现不断恶化趋势，导致全长江水质恶化趋势日益明显。上游污染中游，中游污染下游，下游污染河口，河口污染海洋，形成了转嫁污染的连锁反应。

说到长江污染，触目惊心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沿岸90％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直排江中，1秒钟污水排放量达3吨，年均污水排放量256亿吨；长江干流60％水体遭遇不同程度污染，危及沿江500多座城市的饮用水；1985年，长江口观测到126种底栖动物，2002年，只剩下52种；长江生态寿命只剩十年。

留不住的秋色

河边的雕塑

河桥

恢复中的河流

改变省界断面水质污染导致的长江污染，最应该反思的是如何减少和杜绝跨省、跨流域、跨地区的河流污染治理问题，莱茵河的有效治理很有启发性。

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是沿途好几个国家的饮用水源，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也是世界上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一条河。然而，莱茵河并不是一直就这样好，曾经也号称“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现在的成功，全因为莱茵河流域各国的有效协调合作。莱茵河由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轮流由各成员国的部长担任，但这却是一个民间组织，从来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现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仅仅12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小组织，却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莱茵河。

汉堡船博物馆

汉堡船博物馆里的大海

汉堡船博物馆里的人

汉堡船博物馆里的收藏

汉堡船博物馆里收藏的灯塔

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惩罚机制，无权对成员国进行惩罚的前提下，12人之所以能够管好莱茵河，一是各成员国对污染的认识都很明确，认为流域是指一条河的集水区，一个“流域”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彼此息息相关；二是个体对环保工作的热爱，很多人自愿加入到民间环保组织中来，工作起来自然就热情卖力，不像国内一些环保机构的工作人员，仅仅将环保当作饭碗；三是决策会议少，执行会议多。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各国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决定重大问题，各国分工实施，费用各自承担；但是莱茵河上多个分委员会监管和执行讨论的会议，一年要开70多次，基本上是一周一次，执行效率相当高；四是环保羞耻感在成员国之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评论和批评很有效果。此外，还有赖于最有创意制度的精心设计和有效实施。

用心在拯救河流的德国志愿者

地铁里卖绿色食品的老人

德国议会

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中的观察员机构把自来水、矿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业等“水敏感企业”都组织了进来，使之成为水质污染的报警员。荷兰的一家葡萄酒厂，突然发现他们取自莱茵河的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化学物质，酒厂立刻把情况反映到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分布在各国的8个监测站，迅速检查出来，这种物质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的农药，流入了莱茵河。很快，这家葡萄园就赔偿了损失。

虽然主席轮流转，但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总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在河水污染的问题上，荷兰人最有发言权，最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更重要的是，处于最下游的荷兰，受“弄脏河水”之害最大。因此，对于治理污染最有责任心和紧追感。

多年来，长江上省界断面水质上游污染中游，中游污染下游，下游污染河口，河口污染海洋，转嫁污染导致的摩擦和争执屡屡发生，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地方保护和追求地方GDP的大前提下，牺牲环保利益换取经济利益就成为环长江经济圈破坏式发展思维和模式的时髦病，“你污染我，我污染他”成为灰色的环保潜规则。

12人的莱茵河保护委员会虽然很难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但却硬是保护好了流经9个国家的一条大河。而流经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江，尽管属于一个中国管理，尽管有数万人在管理，却出现了严重的水源污染恶化趋势，两相对比，发人深省。

治理中国江河污染，我们从来不缺少文件、规定、制度、人力甚至资金，缺少的是有创意的、人性化的、精心设计的有效制度和协调执行力。治理中国江河污染，莱茵河的经验应该给我们很多有益借鉴。

街边的商品

二战期间被烧毁的百货商店现在成了艺术家的“工厂”

当年的商店，今天的艺术宫

教堂音乐会

柏林夜景

柏林的埃及博物馆

结束在德国的采访后。如果让我做个总结，我最想说的是，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人们的环境意识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的国家，环境问题仍是人们生活中的大问题。德国的江河已经治理了几十年，污染事件还时有发生；德国是个法制社会，可为了保护自己家乡河流的自然，他们也要奋斗十年。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法律还有待于进一步地完善，人们的环境意识尚需提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这些关注环境的记者、关注环境的民间环保组织、呼吁环境保护要有公众参与的志愿者应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我想，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我们不必为中国现在有污染、有环境遭到了破坏就痛苦不已，人家用了十年为了家乡的河还在呼吁，我们同样可以为了留住家乡的河的本色、早日恢复家乡的河的本来样子，一直努力。 关键是我们在做，我们有朋友，不仅是本国的，还有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其他人。大家手拉手，在一起做。

在柏林，陪我采访的文化人类学、汉学学者雷娜还带我去了柏林人永远都会记住的地方。柏林墙所在地。向过去学习，是德国人爱说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我把拍的几张照片放在这次采访的最后。

今天的柏林墙

河边为当年向往自由的人祈祷

不能忘却的记忆

今天的柏林墙在地上

2、德国供水水源与供水安全简析

张健

一、             德国供水水源概况

德国自来水普遍是直接饮用，即我们常说的直饮水。德国大多数自来水厂处理工艺较简单，臭氧活性炭等深度处理应用比例相对较小，有的自来水厂甚至没有消毒工艺。德国长期实施土地过滤这样接近自然的净化水源的做法是其整个供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早期德国水界也有过关于直接取地表水还是河床过滤的探讨。土地渗滤作为一个安全自然的供水预处理系统得到广泛认同和普及。虽然德国的一些地表水也经历了污染较严重的时期但是在供水水质上一直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德国供水水源有62％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地下水。即由自然水文循环，通过地表水下渗而产生的地下水。

另外38％的水源的详细组成见表1，在采用地表水为水源供水中，直接使用河水的比例仅5％，河床及人工土地渗滤占43％。   

二、地表水直接做水源供水

巴登弗腾堡州的波登湖（Bodensee）供水是德国最大的地表水直接作为水源的供水系统，建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供水量约1.7亿吨水，服务人口约370万人，按德国人口8250万计，这相当于表一中水源水库、湖泊一项的41%。波登湖供水量是湖进水量的约1/80，所以取水不会对湖泊原有的水文循环产生影响。取水处湖水深约250米，取水口设在60m深度，水温5℃，从而避免湖表面层水质及底泥的影响。湖水经过滤、臭氧氧化、沙滤、加氯消毒，输水，供斯图加特等地区用水。

波登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出现了明显的富营养化等污染，污染主要来源是农业面源（化肥、农药），铁路周边使用的除草剂，生活废水中的含磷、含氮物质。通过广泛的控制措施（包括污水处理）湖水水质得到有效改善。

9．11事件后，波登湖供水的防、反恐又是人们关注的议题。其实早在七、八十年代“红色旅”（RAF，德国恐怖组织）时期就制定和实施了广泛的安全措施。也有人认为，系统从取水和处理的设计上有对供水安全性方面详尽的考虑，“即使投毒，作案者也要开着卡车投毒才能对此系统构成威胁”，而严密的监测、监控措施应该能及时检测、发现和报警。

波登湖供水联合体自五十年代成立以来已发展到170多个县、市。极端情况下，成员单位启动其加盟以前的供水系统。

三、河床过滤

河床过滤在莱茵河、易北河等周边供水采用的较普遍。其做法是不直接取河水而是在河岸边打井取水，严格讲应是河水与地下水的混合。

地表水（河水、湖水）靠水的压力下渗（见图1示意）。河水与地下水的比例受季节（水位）和取水量的影响。污染物在过滤中的去除主要通过吸附，生物降解。河岸过滤已经使用了几十年，早期对污染物的去除机理并没有很多认识，更多来自对自然过程的模拟。有关于莱茵河河岸过滤的研究显示，在出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后，河岸过滤可以起到天然屏障的作用，污染物的穿透率可减至河水高峰浓度的1-2％。

除了直接地利用河岸的土地过滤之外，在自然河岸过滤通量不够或其他方面不具备条件时，人工的地表水反渗地下水成为重要的补充方案。

四、人工渗滤地下水

用主要成份为雨水和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河水经处理后反渗地下水，西柏林的Jungfernheide水厂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柏林地下水水位下降了1.5米。为保持地下水位，西柏林开始系统实施地表水反渗地下水工程。1966年起开始用流经市区的Spree河水在给水厂周边设反渗厂来制备地下水。最初是用筛滤（60um）来去除藻类和颗粒物。与此同时河水水质不断下降，磷、藻类浓度逐年上升，特别是干旱季节，河水中含污水处理厂出水已达50%，所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得不对河水作进一步的处理（混凝絮凝、沉淀、二次混凝和多介质过滤）。处理后的水经渗滤场（图2）和人工沟渠湿地制备地下水。取水点处设有水质自动检测，在污染物含量高时（如船只漏油）取水停止。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柏林共建了四个类似的地表水处理厂，用于补充地下水源，其中Tegel地表水处理厂出水先作为湖水（浴场、景观）然后补充地下水。

这些地下水补充设施所补充的地下水占地下水开采总量的约1/5。虽然总量有限，但它避免了1）地下水水位下降2）用地表水作为水源。

五、雨水回渗地下水

城市区域雨水对地下水的补充的意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得到广泛共识与重视，但德国雨水管理的历史更久远。城市区域最早实施雨水分片蓄积的思考是为了消减暴雨径流对城市管网的冲击。七十年代后普及分散雨水蓄积、回渗地下水的做法除生态意义外，同样重要的目的是排水管网经济性方面的考虑，因为进入七十年代后历史上修建的城市管网进入了翻新、扩建的高峰期。

虽然城市区域雨水回渗地下水对维护地下水源的贡献量尚未见到系统的统计，但案例研究已充分说明其生态和经济意义。图3显示汉诺威一个新建居住区的雨水去处分布比较，通过系统的雨水管理工程，雨水在城市化后下渗量可以达到城市化前的通量。

（作者：张健博士，EnviroSystems万若环境,原稿刊登在中国水利报2006.3.30）

3、“绿色记录”散记（之一）

文图/田松 汪永晨

绿色记录（Greenaccord）是意大利的一家环境NGO。自2003年起每年举行一届国际环境记者论坛。2005年，因为汪永晨的介绍，我被邀请参加论坛。2006年因为签证以及与去美国的时间发生冲突，没有参会。这是第三次参会。汪永晨则一次不落。由于参会人员相对稳定，大家每年都能遇到一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绿色记录”就如同一个国际大家庭。

2008绿色记录论坛

意大利人开会喜欢在古老的建筑里。绿色记者论坛前几年都是在一个古堡里，这一次会议安排在了罗马以北两小时车程的Viterbo。在意大利，有很多小镇，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深究起来，有很深的文化孕育其中，有点儿像在中原一代旅行，动辄会遇到中世纪的遗迹。我们住的这家旅馆，有一部分建筑是文艺复兴期间一位著名建筑师设计的，这位建筑师与米开朗基罗齐名，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我需要查一查。

会场的设计师与米开朗琪罗齐名

会场外的古建筑

酒店的古建筑

酒店的走廊

酒店内的壁画

今年的会议从2008年11月25日开始，到28日下午结束。

今年大家一见面的话题就是经济危机对环境的影响。

11月25日和澳大利亚的记者、巴基斯坦，印度的记者一起吃早饭时，能源交通问题被大家认为现在是各国都面临的挑战。澳大利亚的记者说，他们现在确保的是校车用油。最后大家的共识是：发展公共交通。

前几年记者们说的大多是他们报道的领域，各国的环境问题。这次，媒体与NGO的合作成了各国记者要介绍的内容。菲律宾广播记者艾米莉就说，在菲律宾一个记者的背后要是没有NGO的支持会觉得很孤独。

而牙买加、马拉维的记者说他们也有自己的NGO，记者现在也组织很多环保活动。看来媒体关注环境的优势，被越来越发挥出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牙买加南拉美日报的记者米蒂拉是个活跃分子。也很得意于自己国家现环境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河流的污染并不严重。现在要狩猎，不然野生动物太多了也会失去平衡。当然狩猎在牙买加是要有狩猎证的。

会有那么多野生动物吗？我问米蒂拉。她笑着对我说，我们工作得很辛苦。从那笑里能看出，他们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第一天的会议于9：30开始，不过，意大利人的效率也比较低，常常迟到，也常常延时。首先是致辞，绿色记录的主席Gian Paolo Marchetti，Viterbo主教Lorenzo Chiarinelli，Viterbo省的主席Alessandro Mazzoli等分别致辞，表示支持，祝愿。等等。

第一场会议由Tuscia大学科学环境系主任Annamaria Fausto主持。一个NGO FOCSIV的主任Sergio Marelli做第一场报告，题目是“第三世界国家和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不过他的报告，我并没有听出所以然来。他说到了很多主题，环境问题自然是少不了了，贫穷问题也总是要说的，他甚至还说到了食品安全问题。他强调，环境问题不单纯是环境问题，总是与各种社会问题相关，与社会正义问题相关。

布隆迪记者加布里尔的提问非常尖锐，他在提问中提到了该国的垃圾问题，欧洲对非洲的环境侵害等问题。澳大利亚一个环境NGO负责人Joe Dee提了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如何约束我们当下的经济？

我对第二场报告更感兴趣，报告人是Walden Bello，菲律宾大学社会学和公共行政教授，会议简册上介绍说他是2003年Alternative诺贝尔奖得主。简册上原定的题目是“发展的资源约束”，他更改为“作为可持续体系之威胁的全球投资体系”。他说的是英文，经过同声传译的过滤，再加上他的PPT已经呈现了他讲稿的全部内容，信息传达更加丰富。他讲了当下的经济危机，讲了华尔街为什么会崩溃，还讲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但是遗憾的是，他过多地关注了经济，而几乎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全球投资体系是怎样威胁环境的。

绿色记录论坛的主讲人有充分的时间，每位主讲人讲45分钟，并有15分钟提问。但是即使如此，Walden Bello先生仍然超时了，议程表上13：30的午餐推到了两点多。

秘鲁记者娜戴维塔、巴基斯坦记者乌玛、澳大利亚Joe Dee，马里记者木沙，印度记者D’Monte纷纷提问。Walden Bello一一作答，他强调，亚洲不能拯救这场经济危机，因为亚洲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当下的经济模式，要对我们的收入重新分配，要对提高生活质量重新解释，强调社会进步不等于经济进步，强调我们重新寻找一种合作的模式。

上面说到的这几位提问者都是绿色记录的老朋友，我分别在2005年和去年见过他们。尤其是加布里尔，去年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对中国表现出了特别的友好。为了答谢他的友好，去年我把我的摄影作品隆重地送给了他一幅。

为了配合绿色记录大家庭的气氛，今年出发之前，专门冲洗了很多去年的照片，派发给照片上的主角。

很多人是今天才来的，包括台湾的邱育慈。我们在Facebook上来往频繁。我带来了我的两本书《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和《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相赠，她则回赠台湾的高山茶。在这个会场上，除了我和汪永晨，只有她是能说中文的。所以别人也就不用送书了。

下午延迟了至少半个多小时。第一位主讲人是非洲马里的前文化与旅游部部长Diadie Dagnoko，现在World Social Forum的协调人。这位黑人兄弟也讲得非常激动，他的标题是“从殖民化到边缘化”。内容可见一斑。这个演讲同样超时了。议程上下午的第二位主讲人没有出现，理论上节约了一个小时，但是仍然超时。

木沙是个活跃的提问者，每次提问他都要发挥很长一段时间。提问时他说法语。我只能通过同声传译大致知道他的意思。他很激动，对于非洲的遭遇很感到不公平。他提问的时候，镜头摇到他，我们在大屏幕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轮廓，至于面部细节，实在是太黑了：）

Diadie回答提问的时候也很激动，他说：非洲有太多的债务，还不起，根本还不起。他指责了一个东西，听起来是孟山都公司，但是我不能确认。

随后，是马可波罗环境组织的主席Antonio Bertolotto介绍技术如何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和发展，我对于这种技术主义是不以为然的，按照我的理论，在当下的经济框架下，技术不能帮助解决第三世界的环境和发展，只会使之更严重。

会议现场

会场内

在意大利，开会能开到晚上8点半。晚饭从9点正式开始，三、四种食品可以上它两个钟头。欧洲人喜欢晚饭慢慢吃，边吃边聊。晚饭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吃饱肚子，也还要说够想说的话。

马拉维的记者吃晚饭时坐在我的旁边。他对中国很有兴趣。

对了，来参加会的老外们对奥运会的话题还关心着。我是不是报道了奥运会，几乎是每一个和我打招呼的记者都要问的。奥运后的北京环境如何，也是他们都要问上一句的。马拉维记者说到他们那儿的野生动物时，也强调了生态平衡，现在野生动物有点多了。在马拉维，环保法起着很大的作用。当我问到，你们国家的河流是否自然、污染严重吗时，他都说保护河流要靠法律。

开会时乌拉圭的记者看我旁边有空位，一边坐下，一边说，小国的记者要挨着大国的记者坐。前两年我就和他聊过。经济发展没有那么快的乌拉圭，环境问题也没有我们那么大。他说自己每年来这里，主要是想多了解了解其他国家关注环境的记者们都在做些什么。

媒体可以向公众学习很多东西；公众可以给大公司很多压力；可持续发展没有现成的样板；不同层次的问题，要在不同的层次解决；经济危机可以带来新的希望，是第一天大会上的热门话题。

向过去学习，这次在欧洲采访，是我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

　　　　　　　　　　　　　　　　　　　　　　　2008年11月26日 罗马时间 10：33

　　　　　　　　　　　　　　　　　　　　　　　　　　　　　Viterbo

4、我国首部NGO媒体工作指南问世 可在网上下载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8年11月26日

　　人民网北京11月26日专电 （记者扎西）25日，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简称“中国民促会”）和德国伯尔基金会共同组织编写的《草根组织媒体工作手册》在北京问世。作为国内第一部专为非政府组织（NGO）编写的媒体工作指南，该手册印刷版免费赠送给全国各地NGO工作人员，同时推出的电子版供网上阅读下载。

　　这本手册共收入NGO媒体宣传工作成败案例20个，媒体工作小常识图表和贴士14个，NGO网站和博客地址近500个；并且向NGO推荐了热心公益事业报道的新闻媒体近80家，向读者推介了公布其2010年年底前项目计划的环境保护类、公益、救助、助学类、社会工作类、医疗服务类、残障服务类、NGO近30家。

　　“这本媒体手册就是希望在媒体宣传方面给民间组织提供“实用可行的帮助”；手册从构思到付印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与媒体紧密合作，共同参与的过程。”手册编写负责人、德国伯尔基金会项目顾问朱易说。

　　中国民促会秘书长黄浩明指出：“建立民间组织与媒体的互动关系是提升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提升民间组织与媒体合作的技能，通过媒体客观真实报道，加深公众对民间组织的认识。”

据悉，目前我国共有至少300万个NGO（又称“民间组织”），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活跃在环保、慈善、维权、扶贫、民生、医疗、儿童、性别平等、残障服务、教育培训、乡村建设等各个领域上，日益成为与政府和市场相并列的“第三部门”。

5、中国每年沙化损失达540亿 已影响近4亿人生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1月26日

　　据新华社天津１１月２５日电 （记者周润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交贸易司司长唐元２５日在此间透露，中国每年因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５４０亿元，已影响到近４亿人口的生产和生活。

　　唐元在出席天津举行的第四届海洋强国战略论坛时说，中国是世界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１８．１％。全国水土流失面积３５６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１７４万平方公里，９０％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同时，由于沙化导致湖泊干涸，扬尘加剧，沙尘暴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京津等北方地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据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粉尘能谱分析和电镜扫描分析，内蒙古、甘肃、新疆地区的干涸湖泊含有大量粉尘，中国京津等北方地区９０％以上的粉尘来源于北方干涸湖泊。

6、国家防总批准今冬明春对珠江实施水量调度 

来源：新华网2008年11月26日

    新华网广州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徐清扬）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２５日通报，国家防总２５日正式批准实施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枯季珠江水量调度工作，以保障澳门、珠海今冬明春的用水安全。这是珠江流域实施的第五次水量统一调度。

    根据批复，此次珠江水量调度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下旬开始，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底结束。参与此次调度的骨干水库主要有西江天生桥一级电站、龙滩水电站、百色水利枢纽和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

    此次水量调度以天生桥一级电站、龙滩水电站为主，百色、飞来峡水利枢纽为辅，岩滩、长洲水电站维持出入平衡运行，不拦蓄上游来水。调度期内，调度时段内控制珠江广西梧州水文站断面流量不低于１８００立方米每秒；天生桥一级电站月均出库流量不低于４５０立方米每秒；龙滩日均出库流量不低于１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百色水利枢纽月均出库流量不低于２５０立方米每秒；飞来峡水利枢纽１１月底前蓄至２４米。

    国家防总要求有关省区和单位高度重视珠江水量调度工作，把保障今冬明春澳门、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饮用水安全作为珠江水量调度的首要目标，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务，落实保障措施。严格执行珠江防总的水调指令，根据水量调度方案合理安排电网调度，确保供水安全和电网、水利水电工程运行安全。

7、江西启动最大规模水保项目防治鄱阳湖水体污染

来源：新华社2008年11月25日

　　“水土保持措施调控鄱阳湖径流泥沙技术研究”项目２５日在南昌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从调控径流泥沙等水保关键技术的研究入手，防治鄱阳湖水体污染。这也是建国以来江西最大规模的水保科研项目。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所长方少文介绍，该项目将从鄱阳湖流域水质水量状况入手，查清径流泥沙及其携带化肥等污染物的含量，构建该流域径流泥沙与面源污染物的关系模型；针对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环境特征，构建多层次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并开发鄱阳湖流域重点区域水体污染监测预警系统。

　　方少文表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为政府部门对鄱阳湖流域的水环境安全管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同时也将为中国其他类似流域水体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参考。项目总经费３１０万元，由江西省水保所、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南昌大学共同承担。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其“健康”状况维系着长江中下游的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近年来，鄱阳湖水系出现水土流失现象，产生的径流泥沙不仅淤积江河湖库，而且是面源污染物的重要载体。因此，综合治理流域水土流失成为控制面源污染，实现“人水和谐”的重要途径。（记者刘晨　郭远明）

8、江苏将斥资500多亿元治理太湖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1月25日

    新华网南京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孙彬）记者从江苏省无锡市获悉，《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已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启动，江苏省将投入５８３亿多元治理太湖。

    为监督太湖治理工程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评价项目的绩效，日前，江苏省审计厅有关人员已在无锡展开审前调查，为即将实施的太湖水污染防治跟踪审计做准备。此后，太湖治污将实施跟踪审计，并贯穿于项目施工全过程，包括对项目实施过程的合法性、真实性、规范性进行监督，审计将贯穿于开工前、施工期、竣工结算和财务决算全过程。

太湖水治理项目江苏省预算经费，主要用于饮用水安全、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置、生态修复、工业点源污染治理等十大类项目。

9、昆明首设环保警察队伍 完善环保执法新机制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1月26日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近期遭到砷污染，恢复到三类水质至少要三年左右时间。阳宗海距昆明三十六公里，湖面积三十平方公里。

　　昆明市公安局环保分局11月25日在此间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国首创的环保警察队伍，这是昆明环境保护执法新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

　　近年来，社会反映强烈、教训惨痛的环境污染事件在昆明时有发生。特别是近期昆明阳宗海发生的砷污染事件，直接影响了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六人饮水安全。而在环境保护执法工作中，一方面存在着阻碍执法、抗拒执法的情况，另一方面存在着对违法行为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此，昆明市决定在中国首次建立环保警察队伍，进一步完善昆明环境保护执法新机制。

　　据了解，昆明市公安局环保分局主要负责在昆明行政管辖范围内环境保护方面的刑事执法工作，支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并预防、制止和侦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严重后果的案件。

　　昆明市副市长杜敏表示，此次环保分局的成立，将有望解决环保执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进一步加强环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有效的制止破坏、影响环境的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环保分局的有效执法，护卫好昆明优美的环境，造福子孙。”

有关专家认为，环保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此次昆明首设环保警察队伍，是完善环保执法机制的一次有效尝试，作为经验值得全国各地借鉴。 (记者 保旭)

10、新华网：太湖流域饮用水安全实行问责制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2008年11月26日

新华网浙江频道１１月２６日电（记者　岳德亮）浙江省政府日前决定加强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各市、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确保流域群众饮用水安全。

太湖全湖营养盐浓度长期在较高水平波动，南太湖每年的蓝藻水华暴发期有所提前，持续时间拉长，面积和程度加大，而且呈现常态化趋势。特别是湖州地区近岸水域及环湖河流，由于受风向、太湖环流、太湖水位抬高造成顶托倒灌等影响，蓝藻水华暴发的严重性和饮用水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河网水体水质水情也不容乐观。

浙江省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到２０１２年，太湖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有较大改善，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有所改善，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超允许排放量部分削减５０％（２００５年为基准年），入湖断面水质保持三类；有效防治蓝藻水华。

应对太湖蓝藻、保障饮用水安全事关重大、任务艰巨。浙江省政府指出，市县政府是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和蓝藻应对应急工作的责任主体，杭州、嘉兴、湖州三市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应对蓝藻和水污染突发事件、确保饮用水安全的应急预案，抓紧报省政府备案。同时，进一步明确发展改革、环保、水里等有关部门的职责。

浙江省政府表示，因工作不力造成饮用水危机的，严肃追究有关地区、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并在生态省建设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据了解，２００７年发生的太湖蓝藻在湖州界的太湖水面蓝藻污染尤其严重，许多都是蓝藻颗粒，从湖中取出的水已经成糊状。从２００７年春天到当年年底，湖州市多次启用备用水源。

11、中华鲟内塘驯养全人工繁殖再获突破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1月25日

    新华网成都１１月２４日电（曾朗）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宜宾珍稀水陆生动物研究所翠屏区宗场基地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该所内塘全人工驯养的、被誉为“水中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水生动物中华鲟，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内塘全人工繁殖取得成功后，时隔四年，这条中华鲟再次开始排卵。

    宜宾珍稀水陆生动物研究所１９９１年引进的中华鲟苗子，经过１０多年的精心人工内塘驯养，已经成为该所的中华鲟种鱼。据该研究所专家介绍，中华鲟排卵以后一般就不再进食，所以过去的办法是要么把种鱼放回长江，要么任种鱼自然死去。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该所内塘全人工繁殖取得成功后，这条中华鲟种鱼将近一年多不进食，然后逐渐慢慢进食；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慢慢恢复，四年之后，即今年的１１月２２日开始排卵，标志着中华鲟内塘驯养全人工繁殖再获突破。

据宜宾珍稀水陆生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过去我国中华鲟人工繁殖主要采取从长江中捕捞种鱼的方法进行繁殖。此次，中华鲟内塘驯养全人工繁殖再获突破，为今后的中华鲟大量繁殖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

12、廖晓义：环境质量就是国家尊严

来源：人民网天津视窗　2008-11-26

    简要内容：1995年回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建立了面积为2800亩山地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培训基地。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作为中国七位民间环保人士代表之一参加了总统的圆桌会议。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

　　1993至1995年间，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渐对环保感兴趣。1995年5月，她带着尚未杀青的环保电视片《地球的女儿》回国，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播放，反响很大，也得到了一些资助。次年，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问世。1998年，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里，廖晓义在《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上签了字，理由是：留在中国搞环保。

　　1996—2001年中央电视台“环保时刻”专栏独立制片人。她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 获得者。2005年廖晓义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2006年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之一，被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聘为环境顾问。

　　廖晓义认为节约是最大的环保，而节约就是减少没有必要的消耗。在节约型社会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曾专门提到过“26度空调节能行动”，这个影响全国的“26度空调节能行动”就是廖晓义等人首先发起的。

　　廖晓义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先行者、守望者，她以具体细微的角度，从身边小事实施环保大题，对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她老说自己是个“东拉西扯，上蹿下跳”的人，因为，“做NGO，必须有最草根的经验，又要努力推动政府的工作。”她说，NGO完全可以考虑用合作伙伴的方式，与政府共同推进环保事业。

　　廖晓义认为，这几年“地球村”在环保方面做出的贡献，一是致力于公众教育。2006年9月22日，她在国际无车日，在北京倡议“每月少开一天车”，得到不下20万有车族响应。这表明，通过更明智的交通方式，享受更健康和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既是时尚，也是生存智慧；二是立足社区，在社区推广垃圾分类，她认为垃圾分类就是改善生活环境。北京承诺举办绿色奥运，其中包括垃圾分类达到50%，这一工作主要由“地球村”负责承担；三是促进草根伙伴的交流。2000年，她和其他草根同行一道协调了民间组织的地球日活动，中国草根环保组织首次走到一起。

　　作为哲学硕士，廖晓义始终坚持环保的文化渗透。1998年3月，“地球村”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编写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和《儿童环保行为规范》。在卷首语里，廖写道：“21世纪，环保行为意味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教养，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力量。”

　　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

　　1993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国际政治专业做访问学者，并自费拍摄《地球的女儿》。

　　1995年回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非营利性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建立了面积为2800亩山地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培训基地。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廖晓义作为中国七位民间环保人士代表之一参加了总统的圆桌会议。

13、马军：为了祖国的水更绿

来源：人民网天津视窗　2008-11-26

    简要内容：马军，一个在中国并不为很多人知晓的名字，2006年一年却获得了两项殊荣：2006年5月被美国《时代》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2006年底又获得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起的2006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马军，一个在中国并不为很多人知晓的名字，2006年一年却获得了两项殊荣：2006年5月被美国《时代》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2006年底又获得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起的2006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199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的马军，受聘于香港《南华早报》，担任新闻助理和研究员。在近10年的新闻生涯中，马军走遍全国，并意识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危机，而污染最重的要数空气和水源。空气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水源污染则遍布城乡，直接危及到全体中国人的生存质量。

　　1999年，马军在数次实地采访的基础上，搜集、研读大量文献典籍，写成并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这本深入探讨了黄河、长江、西北、东北、华北、东南、西南七大水域问题的著作，美于2004年翻译成英文出版，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大篇幅介绍马军和马军的调查报告。

　　正如美《时代》周刊的评述：“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个电影明星。”

　　所获奖励和荣誉：

　　1999年，他编著的《中国水危机》出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2006年5月，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

　　2006年6月，组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领导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

　　2006年底: 获得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起的2006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14、经济林正在成为中国天然林树的快速杀手

来源：搜狐绿色　2008-11-22　冯永锋

2008年4月份，一本名叫《没有大树的国家》的环保报告文学出版，因为我是本书的作者，因此每每有人一看到书名，就要疑虑重重地问：你这个说法对吗？中国真的没有大树？有些生态专家反应快一些，知道我指的是天然林或者说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但有时候，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费很多的口舌。

（小题）城市里的大树算不算大树？

许多城市都有古树名木，有些树龄上千年的都有；像南方福建一些地方，一棵榕树占地面积足足有一两亩，简直就是一片森林；而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一棵树往往生长着许多的传说，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因此，说中国没有大树，似乎让许多城市人难以接受。

可是，如果用生态系统的眼光来看，城市里这些树都很可怜，生态价值很低，一棵再大的树、一棵历史再悠久、文化积淀再深厚的树也是“孤树”，它未来的出路非常清晰，就是在孤单中老死，它不会有子孙——因为它的子孙一落地就被人扫走，甚至没落地就被人摘光；不会有邻居，不会有朋友，不会有抵风抗雨的能力——风雨随时可以欺凌它，闪电一劈它就折，风一吹它的树枝就断，酸雨一淋它的叶子就得凋零；即使是榕树，在周围高楼大厦重重包围面前，也显得非常的渺小。

造个天坛公园容易，造个故宫都容易，但要造一棵有千年历史的大柏树，就非常难了。一些新的城市领导者却以为个人非常有才能，急于在城市里“制造大树”，于是就想出了办法到深山老林里搬运大树。此风据说从上海刮起，后来的西安、武汉、长沙、广州等地都跟风猛进，结果是江西、福建、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大树遭了殃，这些原来在天然林里生活得非常悠闲的大树，自从被赋予人文价值，有了“城市户口”，成了名贵的“经济林木”之后，生活突然变得出奇的艰难和孤单。水土不服，一起被搬迁来的朋友在纷纷死去，身底下除了一米见方的土地，其他地方都是水泥或者石头，没有动物在它身上奔跑，没有鸟类在它身上歌唱，没有昆虫在它身上栖息，没有旁边兰花飘来的幽香，没有树叶在林中酵解后醉人的醇味，没有阳光风雨来串门，没有朋友可供倾诉，没有婚姻，没有繁殖。它要有极强的意志才能活得下来，而城市带给它的待遇，就是它活得越久，生命越孤单，“幸福指数”越低。与它命运最相似的，就是动物园里的圈中兽、笼中鸟。这样的大树，徒具外形，显出了移植这棵大树的城市居民卑劣的“人文气质”。

（小题）健康生态系统要足够“荒凉”

衡量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天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能力，包括天然的森林、天然的湿地、天然的山地、天然的草原、天然的沙漠、天然的海洋、天然的河流、天然的湖泊等。用最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荒凉”在一个国家领土中所占的比例。

 “荒凉”用自然保护者的词汇来说，就是野地、保护地，就是杂草地和杂木林地，因为原生的就是庞杂而丰富的，互相牵挂的；而用经济开发者、资源开发者的词汇来说，就是“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一个国家保持“荒凉”的能力大概是环境保护的唯一指标，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时候，仍旧能够保持足够的荒凉，这个国家的自然保护能力才算达标。

森林生态系统在荒凉系列中至关重要的，在地球上的所有生态系统的，森林生态的起承转合作用异常明显，如果森林生态系统的荒凉度不足，那么，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群落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就会随之衰减，同时，水土保持能力、碳汇能力、氧气提供能力、能量和物质的提供能力也都会随之下降。而一片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即使纯粹从树木的角度来看，其构成本身也是需要多样化的，不仅仅是原生树木品种要尽量多样，同一种树的不同年龄层也需要多样，人类需要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儿童和婴儿，同样，树木也需要各种年龄层次的组合和递进，一个健康的家庭至少需要三代人同堂，一类健康的树木也至少需要几代同堂，小数要活在老树身边，死去的树、倒下树会给新树腾出阳光和地盘，同时自身还成为微生物的繁殖场，成为昆虫、鸟类的庇护所。小树在大树身边等待时机，它们知道，大自然会提供机会，因为总有老树会倒下，就像总有种籽会发芽一样。而一片森林里的树，只有足够的老，才能够把大自然的智慧和记忆给铭记和遗传下去；一片生态系统健康的森林，只有有足够数量多的大树、老树，大自然的基因、智慧、文化出产力，才可能得到汇集和归拢。大自然才不至于在人类的干预下过早衰亡。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保护能力，其实只要看一个指标就够了，就看其森林生态系统是否健康，而森林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看一个指标大概也就够了，就看这片森林是否足够天然、原生，这片天然林里，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大树。因此，总结起来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水平，只要看这个国家“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多少棵大树”就够了。

国家林业局正在全面推进“集体林权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有森林的地方农民非常贫困。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不是因为森林多而导致农民贫困，农民贫困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农民从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利益很少，或者说，农民从资源、原材料开发中获取的利益很少。中国现在有森林的地方主要是交通不便之处，是天然地理因素保护了森林，而不是农民保护了森林，因为他们根本无力阻挡外来开发势力；如果条件合适，农民自身也会成为森林的替换者。

（小题）经济林正在全面替换中国的天然大树

近六十年来，中国的森林面积似乎在扩张，但同时，由于过度重视人工种植森林，导致人工纯林的面积越来越多，天然森林的面积越来越少。一片森林要想有好的大树，这片森林至少要有几百年很少经受人类的干预，或者人类的干预不至于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但六十年来，中国这样的森林日益稀少，根据一份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国土上未受人类干扰的森林，只有5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六十年前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人工纯林面积的过度增多、天然森林的锐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森林质量。虽然中国的林业工作者很不喜欢听森林质量这个词，他们更热衷于提供绿化面积和森林覆盖率，但如果森林像麦地一样被频繁地收割和种植，这样的森林是不可能成长出自然基因丰盛的大树的。

因此，六十年来，中国的森林质量一直在退化，与此相呼应的就是中国的富有自然天性的大树越来越少，中国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

导致这个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济林正在全面快速地替换天然林。

传统的国有森工集团在1998年“天保工程”推出之后，已经大体放慢了砍伐天然森林的脚步，即使他们不停止，也面临无树可砍的尴尬局面，像大兴安岭，所有的大树都被砍光了，这些在当地生长了几千年的大树，如今全被替换上了小树，长上二三十年，不过才一两米高，东北人轻蔑地称之为“树毛子”。

一些除了山和田没有其他资源可利用的地区，天然林的替换是最为剧烈的，比如福建的北部山地。按照统计数字来看，福建是目前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但1980年以来，由于农村“自留山”运动的发展，当地农民高强度地开山地和丘陵种水果，把村庄周围的天然林几乎全替换为果树林、毛竹林、松树林和杉树林，除了在自然保护区，福建已经很难见到天然阔叶林。因此，福建正在成为没有大树的省份。

中国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自然保护，而是因为我们简单地把自然保护等同于“植树造林”，这给了许多谋划砍天然树以种经济树的人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因为在缺乏他人监督的情况下，林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利益或者部门利益，完全可以把一片长势非常良好的天然林鉴定为“宜林荒山”，然后，任利益集团将其砍伐后，种上各种经济林。而经济林也可算为森林覆盖率。

经济林一般可分为农业经济林和工业经济林，二者这么区分是因为收益时间不一样，也因为其产出后的用途略有不同。种果树或者毛竹，大体当年或者两三年后就可收益，而种植主要用作建材或者造纸材料的松树、杉树、杨树、桉树，一般要过十年或者二十年、几十年才有收益。目前的农村，主动种植这两种树的都有，无论是海南的农民砍天然林种桉树，还是云南的农民砍天然林种橡胶，或者是湖北黄冈政府将几百万亩林地承包给某造纸公司种植意杨，其过程可能略有不同，结局都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天然杂木林正在快速褪变为经济纯林。

图片说明：集林权改革之后，全中国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围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分掉身边的森林，然后合法地“替换”它们。

15、污水里还要参污水？ 节能减排还是玩数字游戏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8年11月25日

　　当前，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也日益暴露，需要警惕。记者在中部省份的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减排标准的制定、减排工作的执行、治污手段的应用等各关键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的现象，环境保护工作投入巨大、效果有限。

　　关闭全县工厂仍完不成任务？减排总量背后的“糊涂账”

　　一些地方减排工作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减排基数统计最初就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目前江西南部某县就面临一场考验：二氧化硫减排要达标，即使关掉了全县所有的工厂也无法实现。而造成这个尴尬困境的就是2005年上报的数字“太大了”。

　　江西抚州市环保局局长袁任民说，目前各地减排标准制定依据的排放量基数是2005年进行的全国环境统计所得的数据，而在2005年，中西部很多县、市还都没有成立环保局，有的虽然刚刚成立了环保机构，但是并不具备进行科学统计污染物排放量的能力，各地报上的数据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随意性极大。有的地区为了给工业发展留足空间，报的数字很小，以现在的标准规范其减排量几乎无法对他们的污染进行有效的限制；而更多的地区为了争取治污补贴，则将数字报的很大，以现在的标准规范，完成减排目标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江西省环保局有关领导告诉记者，2005年江西各个县市上报的污染物数据大小不一，相差极其悬殊，有的是天文数字，有的则小到不可思议。一些城市上报的COD排放量很大，因此在标准设定后非常容易就完成了自己的减排任务。而一些城市当初的数据统计偏小，后期减排压力非常大。九江市环保局副局长时小波告诉记者，根据2005年九江市上报的COD排放基数，再累计之后每年的新增量，九江市的减排任务非常重。2008考核年度已经过半，但九江全市得到国家认定的COD减排量还不足今年任务指标的一半。如何完成任务成了最让人头痛的事。

　　减排基数统计的随意影响到减排标准设定的科学性。采访中，几乎所有基层环保部门都希望刚刚进行完的全国污染源普查能够尽快形成成果，并成为制定减排标准的新依据。

　　污水里还要参污水？“数字减排”背后的隐忧

　　在数字上尽快“达标”成为摆在各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在一些地方节能减排也逐渐被异化为简单的“数字减排”。

　　在这种“数字减排”的指导思想下，许多地区为了既实现数字达标，又保证经济发展，开始在减排的数字结构上下工夫。以COD的减排为例：为了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很多地区在削减COD排放时，重点开始发掘城市生活污水的“潜力”。

　　采访中湖北、江西等地一些环保负责人就明确告诉记者，目前各地约20%的COD排放量来自工业，其余约80%全都来自于生活污水。要维持地方经济发展，工业污水COD排放量已经很难有可以压缩的空间，只能调整减排结构，压缩生活污水的COD排放量。大规模兴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力求通过大幅压缩生活污水的COD排放量为工业污水排放留出空间。

　　何纪力认为，这样做，排放总量在短期内固然可以达到要求，但是与生活污水相比，含有重金属、化学残留物等剧毒成分的工业污水对环境的破坏更加持久、剧烈。虽然总量下降，但工业污水在排放结构中不断增加的比例，势必对我国环境保护产生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过分依赖结构减排实现数字达标，结果很可能是偏离了节能减排的初衷。

　　由于我国南北方水资源及降水量分布不均，在制定生活污水处理的基数和计算方式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根据现行的标准，北方地区每人每天的COD排放量为70克，南方地区为90克。南北方生活污水COD的排放总量就是用这个基数除以每人每天的用水量，再乘以当地的人口数量以及天数得出的。

　　九江环保局污染控制科科长胡纪仁告诉记者，由于南方雨水多，大多数城市雨污分离设施不齐备，再加上南方许多城市化粪池的自处理作用，使得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所含有的污染物浓度相对偏低。每人每天的COD排放其实远远无法达到预估的90克的量，而用水量则大大超过预估的160升。分子小于预估的水平，分母大于预估的水平，两相对应，南方地区生活污水的COD排放实际上是被高估了。很多进入污水处理厂污水的污染物浓度甚至无法达到污水处理的基本标准，同样1吨污水在经过处理后其COD的削减量相当有限。目前，每吨污水COD削减量，江西在全国排倒数二，倒数第一是海南。

　　单位体积污水COD削减量低，再加上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有限，要想实现排放的总量控制，除了多建污水处理厂，或是提高现有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单位处理量外，几乎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与胡纪仁一样的许多基层环保工作人员都担心，随着减排压力不断增加，许多地区的污水处理厂可能会出现在进水口处人为添加污水，以增加进、出水口间COD差值的方式，虚报COD削减总量。何纪力说，以前为了应付检查，某些地方在污水厂的出水口放清水，以后为了达标，难保不会出现在进水口放污水的情况。（记者：罗宇凡 郭远明 魏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