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04
九月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新闻网： 中日环保专家齐聚玉溪“会诊”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2、新华日报： 推广太湖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 具体方案近期出台
地方信息：
3、中国金融网： 北京研究开征环境税 直面能源与金融生态问题
4、新华网： “中国鲟鳇鱼之乡”8年累计向中俄界江放流鱼苗1500万尾
人与自然：
5、新华网青海频道： 青海湖裸鲤:"生命之旅"变成"死亡之旅"
重大水事：
6、新华网： 三峡工程将蓄水至175米
污染信息：
7、安徽商报： 巢湖西半湖连续7月重污染 东半湖区持续中度污染
8、重庆晚报： 重庆锶厂接最后通牒 整改不达标关门
特别推荐：
9、财经网： 海城地震预报迷雾
金东纸业上市遇阻真相调查系列报道（三）：
10、人民网－经济频道： 两家媒体实地调查 金东纸业废水可以养鱼
深度报道：
11、新华社： 未来10年内可能因缺水问题而爆发战争
12、中国环境报： 如何从财政学角度设计生态补偿机制
13、人民网－人民日报： 区域功能划分能否终结GDP崇拜③：太极洞如何得安宁
环境时评：
14、中国青年报： 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文明的倒退
15、南方都市报： 东江水资源分配有望引发“用水革命”
1、中日环保专家齐聚玉溪“会诊”云南九大高原湖泊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09月04日
中新社玉溪九月三日电 (杨洋)九月二至三日，来自日本和中国二十多个环保科研机构的八十多名专家学者相聚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畔，参加由玉溪市政府主办的二00八抚仙湖水环境与水污染防治高级研讨会和高级咨询会，并为云南高原湖泊的环境治理出谋划策。
会议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著名专家金相灿主持，他首先就抚仙湖主要环境问题与防治对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抚仙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磷污染，玉溪市应该尽快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水质恶化，抚仙湖一旦出现问题，将比滇池更加难于治理。”
日本福岛大学的稻森悠平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水环境专家，他到达抚仙湖后，考察了当地的环境，并且品尝了湖里的鱼虾。稻森悠平教授对抚仙湖的水质大加赞赏。会上，他和另一位日本学者——株式会社环境事业部的加藤善盛先生向中国学者介绍了日本水环境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为云南九大湖泊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来自云南本土的专家——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的讲座最为精彩，他通过多年对云南湖泊的研究，提出了云南湖泊环境现在亟需解决的五个问题。段教授精辟地将这些问题比喻为人体的五个毛病：重载，云南湖泊负载着灌溉、饮用、旅游等多用途；割肾，湖泊周围湿地消失；取肺，森林植被被破坏；败血，磷污染，水体污染；断链，人类滥捕破坏生物链。段教授生动的讲解赢得了在场专家的阵阵掌声。
会上，八十多名专家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本次会议发言将形成倡议书上报国家环保部和国务院。
据了解，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分布在滇中、滇南、滇西和滇西北，其中滇池、程海和泸沽湖属长江水系，抚仙湖、杞麓湖、异龙湖、星云湖和阳宗海属珠江水系，洱海属澜沧江水系。九大湖泊环境的治理一直是云南省环保部门的工作重点，而辖区内有着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和阳宗海“三湖一海”的玉溪市更是把环保工作放在第一位，近年来坚持生态立市思想，环保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完)
2、推广太湖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 具体方案近期出台
来源：《新华日报》2008年09月04日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已经覆盖太湖流域5个城市的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即将扩大实施，具体方案将在近期出台。
据介绍，江苏省是从7月起在太湖流域9条河流的9个断面上进行试点的。依据省水文局的监测结果，按照有关补偿标准，南京补常州1.8万元，常州补无锡18万元。按照规定，负有责任的城市要将补偿资金直接上缴省级财政。
在实行上下游补偿机制外，我省治理水污染的创新机制还包括，将治太工作纳入有关市、县小康建设指标考核内容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综合指标体系，对领导实行“一票否决”；对15条主要入湖河流实行“双河长制”；开展排污权有偿分配，并在8月14日由财政部、环保部和省政府联合举行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启动仪式。 （燕志华 祖 豪）
3、北京研究开征环境税 直面能源与金融生态问题
来源：中国金融网2008年9月4日
北京要求相关单位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同时认真落实差别电价政策，督促有关地方取消对高耗能企业实行电价优惠。
9月1日财政部表态，北京正研究开征环境税的可行性，并择机推出燃油税，以改善污染问题，硬性指标是“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
财政部是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通知》中做出以上表态。这项通知要求，各级发展改革、工业、财政、税务、质检等部门，要按照《节约能源法》有关要求，综合运用价格、财政、税收、市场准入、政府采购、信贷等经济政策，努力构建引导和推动节能的政策框架。
为此，北京要求相关单位要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同时认真落实差别电价政策，督促有关地方取消对高耗能企业实行电价优惠。
此外，相关单位必须落实节能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以及对节能减排设备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政策，完善资源税，并研究开征环境税，择机推出燃油税。
“研究开征环境税表明，北京在直面能源安全与金融生态问题上迈出了先行的步伐。”世界能源金融大会主席、中国金融网总裁何世红指出，北京作为崛起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有眼光，警觉能源安全危机和把握金融生态的重要意义；二是有胆魄，敢于直面问题，先试先行。
据悉，“能源安全”与“金融生态”分别是此次世界能源金融大会和第三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的主要议题。
4、“中国鲟鳇鱼之乡”8年累计向中俄界江放流鱼苗1500万尾
来源：新华网2008年9月4日
新华网哈尔滨９月４日电（记者王春雨）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抚远县为保护界江鱼类资源，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向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投放鲟鳇鱼、大马哈鱼等名优特鱼类苗种，截至目前累计投放１５００万尾，有力促进了中俄界江鱼类种群的恢复。
抚远县是有名的“中国鲟鳇鱼之乡”“中国大马哈鱼之乡”，水产业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前，由于连年超强度捕捞，抚远县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捕捞量连年下降。
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抚远县开始实施封江育鱼、降低捕捞强度，并逐年增大向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鱼苗方流量。目前，抚远县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捕捞船只已由过去的１０００多艘减少到５００艘，使黑龙江、乌苏里江抚远江段鱼类资源呈现恢复性增长。
鳇鱼学名为达氏鳇，是鲟鱼的一种，起源于一亿三千万年前，是白垩纪时期保存下来的古生物群之一，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有水中“活化石”之称。达氏鳇性情凶猛，属于大型肉食性鱼类，能活５０年以上，现仅存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江黑龙江之中。
5、青海湖裸鲤:"生命之旅"变成"死亡之旅"
来源：新华网青海频道 2008年09月04日
目前，青藏高原特有珍稀鱼种——青海湖裸鲤的回游产卵期刚刚结束。但由于受到气候和人为原因的双重影响，这一看似自然的旅程，却往往成为青海湖裸鲤的“死亡之旅”。专家指出，青海湖裸鲤不仅珍稀、独特，还是青海生态圈中的重要环节，应尽快采取措施打通其“生命通道”，保护这一珍贵鱼种。
一些青海湖裸鲤搁浅在回游河道中。新华社记者姜辰蓉摄
青海湖裸鲤试图越过2米高的水坝。新华社记者姜辰蓉摄
生境恶化 青海湖裸鲤遭遇“死亡之旅”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总面积４３９２平方公里。俗名“湟鱼”的青海湖裸鲤是青海湖中特有的珍贵鱼类，对维系青海湖流域“水－鱼－鸟”生态链安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上世纪５０到７０年代的捕捞过度和生境恶化等原因，青海湖裸鲤数量锐减。据统计，目前数量仅为４０年前的１０％，１０年才能长半公斤的青海湖裸鲤，其资源量已经到了最低临界点。２００４年，青海湖裸鲤被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委员会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
每年的６月中旬至８月中旬，是青海湖裸鲤的回游产卵期。这时，成千上万的亲鱼，争先恐后地沿着注入青海湖的河流逆流而上，选择合适的河床产卵，完成后再回到青海湖中栖息。但是，这一裸鲤“喜得贵子”的过程却屡屡成为最让人揪心的时节。
据青海省渔政管理总站监测显示，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河水断流造成青海湖裸鲤大量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上世纪９０年代，布哈河断流造成３００吨亲鱼死亡；２００１年，沙柳河断流造成１５０吨亲鱼死亡。最近的２００７年泉吉河断流，造成３０吨裸鲤搁浅，在当地政府的组织抢救下，部分裸鲤幸免于难。
据渔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裸鲤搁浅死亡的景象十分惨烈，不仅河道中间遍布已经死亡的亲鱼，堤坝前密密麻麻的“尸体”更是高达半米。同时，一些亲鱼流入水渠中，直接冲到农田里，出现“地里长鱼”的景象。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青海湖裸鲤的产卵繁殖安全、维护青海湖流域生态链的稳定，面临着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青海湖裸鲤。葛玉修 摄
双重原因造成裸鲤生境恶化
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主任史建全告诉记者，影响裸鲤繁殖安全的一大原因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青海湖周边河流来水量减少、河流萎缩，可供裸鲤繁殖的水域日益退化。
渔政部门的监测显示，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７年，青海湖几条主要入湖河流水流量总体出现逐年减少趋势，甚至经常出现警戒流量和断流现象。
史建全说：“过去，青海湖周遍有１００多条入注河流，这些都可以作为裸鲤回溯产卵的‘产床’，而现在，只剩下布哈河、沙柳河等８条河流。由于河道短，在降雨分布不均衡的时候，经常出会现断流。”
除自然原因外，人为干扰也是青海湖裸鲤生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在青海湖裸鲤主要的繁殖水域——布哈河、泉吉河等几条河流，都筑有为环湖各农场提供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水坝，而且这些水坝基本上都建在下游，成了裸鲤溯河而上的最大障碍。
以注入青海湖的第二大河流——沙柳河为例，水坝就建在距入湖口２４公里处，原本１０６公里长的适合产卵河床大大地缩短。刚察县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部分入湖河流上都建有水坝，这些水坝截断了裸鲤回溯产卵的道路，大量的亲鱼只能挤在一块产卵。
日前，记者在沙柳河上的水坝前现场采访时看到，大量溯河而上的亲鱼聚集在坝底，密密麻麻地挤作一团，亲鱼挣扎着跳起，试图“跃过龙门”，但是由于受高约２米的水坝阻拦，它们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由于河水只有几十公分深，已经有一些亲鱼搁浅。
除堤坝外，青海湖裸鲤救助中心在主要入湖河流黑马河、布哈河、泉吉河、沙柳河主河道和各农场引水渠设立的９个水量监测点的监测结果显示，自２００４年以来，环湖各农场引水渠截水量总体又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即便在水坝以下亲鱼可以到达的流域，水量也在减少。今年６月底以来，青海湖裸鲤回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沙柳河、布哈河河道内来水量严重不足。
记者看到，渔政部门在沙柳河、泉吉河上建了“过鱼通道”，希望裸鲤能由此上溯产卵，但效果十分有限。沙柳河的“过鱼通道”不足半米宽，其中涌入大量的裸鲤。渔政部门工作人员说：“这就好像一辆小车上超载了许多乘客，效果可想而知。”而泉吉河的“过鱼通道”中，水量很小，一些地方河水已经干涸，通道中还设有斜坡，裸鲤根本无法越过。
6、新华网：三峡工程将蓄水至175米
来源：新华网2008年9月4日
新华网宜昌9月4日电（记者江时强）记者4日从有关方面获悉，根据7月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建委16次会议精神，三峡工程今年将实施试验性蓄水，蓄水目标是最终水位175米，三峡工程由此将进入正常运行期。
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从施工准备开始，到现在已连续建设了16年，预计今年底明年初主体工程将全部竣工。三峡工程向更高水位蓄水，是竣工前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工程建设质量及安全稳定运行状况是一次全面考验。
三峡工程2003年6月开始蓄水至135米，由此开始通航、发电，枢纽初步产生效益，进入围堰挡水发电期；2006年9月开始蓄水至156米，三峡枢纽进入初期运行期，防洪、发电、通航效益开始全面发挥；根据枢纽建设、移民搬迁、地灾治理、泥沙淤积、生态环保等情况，今年下半年将蓄水至175米，工程效益将按设计要求全部发挥出来。
中国三峡总公司正在加紧做好蓄水前的各项准备。国务院长江三峡三期工程验收委员会此前的验收表明，三峡枢纽工程及三峡库区已具备蓄水至175米条件。至于何时蓄水，国务院三峡建委将根据验收意见最终作出决定。
7、巢湖西半湖连续7月重污染 东半湖区持续中度污染
来源：安徽商报2008-09-04
昨日，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了8月重点流域水质月报，巢湖东半湖区水质持续中度污染，西半湖则连续7个月重度污染，水体也呈重度富营养状态。
对巢湖湖区和9条主要环湖河流水质的监测表明，与7月相比，东、西半湖区水质及营养状态均基本持平；十五里河、白石天河、柘皋河和双桥河水质均好转，兆河因pH值9.2超标，水质由良好下降为重度污染，其余河流水质与上月持平。
淮河流域与7月相比，干流水质下降，支流水质好转。其中，河南淮河干流流入我省境内的水质轻度污染，淮河支流流入我省境内的涡河、惠济河水质重度污染，江苏奎河流入我省境内的水质良好。
长江流域水质与7月相比，干流基本持平；支流滁河滁州汊河段水质好转，水阳江宣城管家渡河段略有下降，其余河段水质持平。新安江流域各干流和4条主要支流的水质均为优，与上月持平。(记者简雅洁)
8、重庆锶厂接最后通牒 整改不达标关门
来源：重庆晚报2008年09月02日
受废气污染，中昊集龙锶厂烟道上的水泥已成粉状。
昔日生产繁忙的铜梁县红蝶锶厂已人去楼空
锶厂废气熏死5000棵树
虽然中昊集龙锶厂已停产半个多月了，但是工厂后边的伤痕还没有恢复。今年7月以来，这家工厂的烟囱熏死附近数千棵树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草木不生，好像遭受过炸弹袭击。
该厂位于铜梁县土桥镇河水村，工厂后边有一个小山包，中间隔着一条公路。工厂在山包上修建了一个30多米高的烟囱，并用水泥和砖头修建了一条500多米长的烟道，和这座烟囱相连。
严重的废气污染腐蚀了烟道上的水泥，使水泥发泡变软，七拱八翘。用手轻轻一掰，水泥就大块大块地掉下来，摔倒地上，变得粉碎。烟道两旁3米范围内，寸草不生，看上去触目惊心。
烟囱周围原来是茂密的森林，生长有大量杉树、松树以及一些灌木，现已大量枯萎。其中，杉树死得最多，窄窄的叶子卷曲发黑，远处看去上面好像蒙了一层白灰，部分树干已变成黑色。
中昊集龙锶厂已经停产整顿，大门紧闭。昨天下午，一名工人从厂门口走过。记者问：“为什么要把烟囱修到山包上？”他回答：“不修怎么排烟呢？”“山上的树木为什么死了？”“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停产，什么时候开工？”“不晓得！”
附近村民说，这些树木大部分是在七八月份被熏死的。村民卢福良介绍：“生产队长带人进行了统计，一共熏死5040棵树木。但是工厂认为没有这么多，有些是以前熏死的，今年只熏死了1600棵，每棵赔10元钱，可能明天就会签赔偿合同。”
这片森林属于长江防护林。2005年前后，经本报记者调查，该厂曾熏死了160多亩森林。公司负责人解释称，这是因为直排了少量有剧毒的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当年，公司新建了硫磺车间，每月能从废气中回收六七吨硫磺。由于技术不过关，设备发生故障等原因，今年又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当时，中昊集龙锶厂答应给村民赔偿，每棵树木赔10元。厂里还号召村民砍掉被熏死的树木，用每吨400元的价格收购。而那片山头，现在只长了一些野草，没有一棵树。
市环保局最后通牒
锶厂整改不达标关门
由于锶厂污染严重，市环保局近日要求我市锶厂集中地——铜梁和大足的锶厂全部停产整顿。
坚定的反对者
锶厂污染使铜梁两个农民出了名，一个是卢福良，一个是骆礼全，他们的家都在锶厂周围。最近十年来，他们孜孜不倦地举报污染，打了好几场官司。他们加入了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成为锶厂坚定的反对者。
今年上半年，接到他们举报，《中国环境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前往调查重庆锶污染，并发表了措词严厉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些企业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地下水尽遭污染、渔民网箱养鱼屡遭毒害、厂区附近居民重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前往调查。市长王鸿举在他们的调查函件中批示要求：查清碳酸锶企业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周边水质情况，周边地区居民疾病和锶污染的关系，碳酸锶企业对濑溪河、淮远河、小安溪河、琼江、涪江铜梁、大足段水质的影响等。
市环保局随后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并要求大足和铜梁的锶厂从8月18日起全部停产整顿。若在年底前仍不能整改达标，一律关停。
市场价格低迷
锶是从天青石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白色粉末，主要用于生产电视机显像管。最近几年，液晶平板电视大量普及，而显像管电视产量日渐减少，锶市场跟着萎缩，价格下跌。据介绍，去年上半年，锶能卖到每吨4000元，而现在降低到3500元左右。
锶厂提前停产
由于市场萎缩，早在市环保局下达停产令之前，就有锶厂陆续停产。
昨天下午，铜梁庆龙锶厂大门紧闭。门口堆放原料的雨棚被风吹坏了，歪歪倒倒。周围居民说：这家工厂已关了两个多月，可能以后再也不开了。“只要他们一生产，庄稼上就蒙上一层黑粉。”
铜梁安居红蝶锶厂也是大门紧闭，车间里一些没用完的原料散乱堆放着。该厂书记张井远说：“我们7月初就计划停产，后来由于要接受环保检查，改在7月24日正式停产。工厂正在整改，派人到全国其他企业学习经验，争取减少污染。”
据他介绍，由于老百姓经常投诉，环保压力很大。今年7月，市环保局发布了锶厂排污标准。这个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即使整改结束之后，他们也可能达不到市环保局标准。“万一不能达标，那我们要么关门，要么改行。”首席记者 刘邦云 记者 陈筱莹/文 冉文/摄
(责任编辑：苏苏)
9、海城地震预报迷雾
来源：《财经网》2008-06-13
http://www.caijing.com.cn/20080613/69548.shtml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钱钢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称，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
10、两家媒体实地调查 金东纸业废水可以养鱼
来源：人民网-经济频道 2008年09月04日
和多数对环境影响大的产业上市前遭遇一样，江苏省最大的造纸企业金东纸业在上市环保核查公示期间，引来6家环保组织反对，其中不乏国际环保组织的身影。
在某国际环保组织的精心策划下，它们“一致”认为：“金东纸业及其关联企业近年有8起环境违法违规记录，建议环保部慎重考量、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市环保核查。”
这是继策划转基因食品、广东毒菜等事件后，该国际环保组织再次对中国企业的环保问题出手，而时机就选在金东纸业上市前环保核查的关键点上。
金东纸业是江苏省最大的造纸企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版纸厂，是首批国家环境友好企业，其生产设备几乎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随着笔者深入调查发现，整个事件从收集网络信息到发布联名信再到媒体炒作，一系列成熟运作的背后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7月28日的实地采访报道中写到：“在金东纸业污水处理区，印尼造纸巨头APP集团旗下子公司镇江金东纸业环工部处长章洁在硕大的生化处理池边，将处理废水的过程比作是小鸡吃虫子的过程。‘我们养鱼池的水用的就是废水。’章洁指向一个水池，上方是九曲桥连着湖心的亭子。不难看出，金东纸业希望通过这一切，来颠覆人们一直对纸业企业环保上的负面印象。？这是不是在作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这小桥流水背后，是一本漂亮的环保账。经济困难，企业过冬，成本居高不下，金东纸业通过推广环保项目，不但省下了成本，还赚了不少真金白银。”
（海南金海浆纸，废水经过处理后可以养鱼，当地洋浦环保局已完成对金海废水的24小时监测，确保废水排放达标。）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还指出：“据金东纸业孙炳健协理介绍，经过几年的努力，金东纸业已把吨纸耗水量降到了6.6吨。这得益于公司引进的纸机白水回收机。通过这一设备，纸机90%以上的水可以循环利用。从之前的15吨到眼下的6.6吨，这样一年就能节约不少清水成本费、排污费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14～19日实地走访了苏州、镇江和海口三地后，发表《金东纸业控股子公司实地调查》一文，文中客观描述了苏州工业园区金华盛厂区的绿化情况：“金华盛占地280公顷的厂区内绿树成荫，草地随处可见，看不出这个中国最大的无碳复写纸生产企业的污染源所在。”
文章还引述苏州工业园区环境检查大队负责人姚敏德对“重点污染源”说法的解释，金华盛被列为“重点污染源”，“并不是说金华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是说我们要重点监控，防止出现严重污染。”
事实上，该文原稿长达15000字，在刊登时可能编辑因版面有限或其他原因，将下面这段文字删去了：
对于环保组织列举的，金华盛2005年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分别达到1048.853吨和432.808吨，废气排放“总量超标”的细节，姚敏德表示，“这是误解”。
据介绍，江苏省环保厅自2004年5月以来，对金华盛核定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总量标准就分别为1296吨/年和500吨/年，环保组织了解到的，金华盛2005年排放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数据1048.853吨/年和432.808吨/年是属实的，但是该数据没有超过江苏省环保厅核定的排放量，所以不能得出“金华盛废气排放总量超标”的结论。
姚敏德表示，由于金华盛是苏州工业园区内的企业，所以其需要达到的各方面环保指标都要高于园区外企业。
据称，苏州工业园区环境检查大队在金华盛的烟气排放口和污水排放口分别设有对废气中二氧化硫、烟尘含量和污水中COD（化学需氧量，是判定造纸制浆废水污染程度的最主要指标）浓度的实时在线监控仪，“一旦发现异常，我们会立刻派人到现场取样，并责令企业整改”。
而针对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内金海浆因臭气和污水遭到多次投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拿到的井水水质报告，其水质受到污染主要表现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严重超标”， 但由于“金海浆纸废水中污染主要为COD和PH值”，而鉴于公堂下村井水中COD和PH值均未超标，因而“公堂下村井水水质受到污染与金海浆无关”。
对环保组织和金东纸业，业界和专家作何评价，相关事态将怎样发展，背后利益链条如何延伸？9月5日请继续关注人民网经济频道、环保频道“金东纸业上市遇阻真相调查”系列文章之四。
11、未来10年内可能因缺水问题而爆发战争
来源：新华社2008-09-04 姜文来
据预测，全世界的水价将在10年内与油价持平，并因缺水问题而爆发战争。据《朝鲜日报》报道，韩国企划财政部17日表示，上月末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未来学会”上，来自全世界的专家做出了上述预测。由于水资源不足，水价将在未来10年内与油价持平，并有可能在全球爆发水资源争夺战。世界人口的40%居住在250条河流源头附近，从历史来看，居住在下游的国家由于更担心水源问题，因此比河流上游国家更加注重增强国防力量。报告还分析说，特别是在约旦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等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水价将在未来10年内与油价持平，并有可能在全球爆发水资源争夺战。”8月19日，《环球时报》一篇文章报道了这样触目惊心的预测。水价真会涨到这么高吗？全球范围内会为水而战吗？
为水开打：局地冲突难免大战可能性小
我们先来看看因为水而引发战争的问题。
《环球时报》的报道指出，世界人口的40%居住在250条河流源头附近，居住在下游的国家由于更担心水源问题，比河流上游国家更加注重增强国防力量。特别是在约旦河、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等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水与战争“联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资源短缺激烈程度。回顾有关水引发战争的警告，可以说不绝于耳。早在1977年，联合国在水问题大会上就发出了“水不久将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便是水”的严重警告。1991年，第七届国际水资源大会再一次拉响警报：“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国际河流和其他水源地的使用权可能成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线。”1996年，联合国报告明确指出：“缺水将严重制约下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可能导致国家间冲突。”2007年12月3日，在首届亚太地区水资源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出严厉警告：“（水资源短缺）给人类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这不仅会威胁经济与社会利益，还很有可能引发战争与冲突。”
水资源不仅是经济资源、生活资源、环境资源，而且是战略性资源，目前世界范围内水资源短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水资源引发冲突是可能的。中东战争打了很多年，其中争夺水资源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之一。尼罗河是非洲重要的跨国河流，流经的10个国家中，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因水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水被作为重要的砝码用来讨价还价。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每次争端出现，苏丹就拿出重量级武器“切断水源”，至今也没有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用水协议。“不定时炸弹”已经深埋在水中，前景令人担忧！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有214个河流和湖泊系统跨越一条或若干条国界，其中148个水系经过两个沿岸国家，31个水系流经3个国家，有的水系流经的国家多达12个。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或者协议，就可能为水源冲突埋下祸根。
过去的50多年，媒体报道了37起因水而导致的国家之间的暴力事件，其中大部分是小规模武装冲突。总的来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水资源短缺必然加剧，不排除局部地区由于争夺水资源而导致的冲突。不过，尽管如此，和平发展仍然是世界主旋律，为水资源利用而引发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大。
水价不可能超油价但警告不容忽视
我们再来看水价问题。水价与水资源短缺密切相关。一般地说，水资源越短缺，水价越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水资源和油不一样：油是商品，可以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水资源则是准商品，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它遵循政府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运作规律。如果水资源的供给完全由市场来调节，在水资源极为短缺地区，其价格则将变得奇高。
我们经常用“水贵如油”来形容水的珍贵。水价会超过油价吗？如果换算成同一单位进行比较（如元/立方米），水价不可能超过油价的。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数字来说明。近年来，油价调整比较频繁，我国2008年6月20日起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汽油、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分别为7540元/吨和7040元/吨。而北京的水价在全国来说是最高的，这与北京的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宏观背景相吻合。北京也是世界上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4，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0。北京的水价整体上逐步提高。2004年8月，北京市实施了新的水价体系，其中自来水的价格：居民生活用水每立方米为2.80元，行政事业用水3.90元，工商业用水每立方米为4.10元，宾馆、饭店、餐饮业等用水每立方米为4.60元，洗浴业用水价格为每立方米60元，洗车业、纯净水用水价格为每立方米40元（以上不包含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居民用水为0.9元/立方米，其他为1.5元/立方米）。未来，北京水价将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即便水价再提高，也不会超过7000元/立方米！估计5～10年内，北京水价为现在的油价的1/1000左右是有可能的。
水价不会超过油价，原因是多方面的。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再生的资源，其用途是多样的，可以循环利用。油则不同，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如果持续开采下去，终有一天石油将枯竭殆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水量是不变的，但在地球上分布极为不均。尽管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有限，但海水是不短缺的，人类可以通过海水淡化方式获得淡水的补充，目前海水淡化的技术也趋于成熟，成本逐步下降，海水淡化成本已经接近5元/立方米。此外，水资源短缺，也刺激了相关节水技术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发展。微咸水、雨水、洪水的利用也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水资源管理技术不断改进……这些都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缺。
此外，对待水价，不能仅仅从水资源短缺的角度去看待，还应该从政治、人权的角度来观察。人人获得生存需要的水资源，是人权的一部分。保障人民用得起、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义务，也是维护基本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便是在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地区，生活用水的价格也必须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这是水价制定的基本原则。
不过，水与战争、水价与油价相提并论，反映出世界水资源问题的严峻性，这是严重的警告：珍爱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采取具体的行动。
12、如何从财政学角度设计生态补偿机制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09月04日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潮流逐渐形成，2001年，社会责任国际(简称SAI)还出台了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社会责任8000(S A 8000)标准和认证体系。社会责任竞争，成为跨国公司继价格竞争、质量竞争之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要标志。
生态补偿，实际上是要求社会各阶层对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项制度。它要求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个人在追求自身发展空间的过程中，都必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强调人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要通过补偿的形式，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强调社会各阶层的环境社会责任，可以使生态补偿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一种自觉行为。
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学解释
1.为什么要补？
因为社会各阶层都必须承担环境社会责任，所以需要通过生态补偿的形式，来实现这一责任。用财政学来解释这一环境社会责任，就意味着:生态补偿必须纳入各级政府的事权，纳入企业的财会制度之中，纳入调整消费者分配关系的各项财政工具之中。
2.补什么？
“生态功能服务付费”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包括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都对生态补偿的内涵做了各自的界定，但难以形成可操作性的政策。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就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政府的生态补偿，就是政府为履行生态环境责任的事权所必需的财权；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生态补偿，就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为履行环境社会责任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3.补多少？
环境社会责任，是一个非常有道德含义的概念，它会受对生态补偿这一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财力约束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因此，如果以“生态价值”(按照环境经济学测算出来的生态价值，是一个天文数字)、“外部性溢出”(对外部性的数量化研究，目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使用这一概念，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为依据，确定“补多少”，难度很大。
从财政政策设计的路径来回答这一问题，就比较简单:我们只要从生态补偿机制中，抽出相关因素，并计算这些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即可形成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
显然，和生态补偿相关的要素很多。如外部性因素、生态价值因素等。但这些因素很难融入财政政策中，因而必须转化为如下财政政策(分配政策)中可以利用的因素。
(1)政府生态补偿机制中要考虑的因素
这类因素主要反映一级政府生态功能的事权。因此，可以分为如下两大类:一是和生态功能密切相关，财政政策中可以直接应用的因素。这类因素包括:国土面积(特别是不可居住面积)、生态功能区、海拔、人口密度、气温等。二是反映人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和因素。这类因素包括:某一级政府所在地的现代化水平、生态功能区农牧民人口、农民纯收入、生态环境领域的财政供养人口、生态建设能力(如监测)等。
(2)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生态补偿机制中要考虑的因素
从提高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环境社会责任出发，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需要考虑:一是内控机制层面的因素，包括会计、财务制度，S A 8000标准等；二是部约束机制层面的因素，包括:财政的税收制度(如通过所得税税前扣除，体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非税收入制度(如生态补偿费)、补助制度(如节能补助)等。
4.如何补？
“如何补”这一问题要解决的，实际上就是生态补偿的政策框架问题，即通过哪些政策，实现生态补偿。从财政政策(分配政策)的角度讲，为了体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生态补偿领域的环境社会责任，它需要建立的政策包括:
满足政府生态补偿事权的政策。包括:界定政府生态补偿事权的财政体制政策；满足政府生态补偿事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包括纵向的中央对省以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横向的同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政府履行生态补偿责任的部门预算制度(如生态系统监测预算)；政府实现生态补偿目标的项目预算制度(如三江源建设项目预算)。
提高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环境社会责任的政策。包括:财务会计制度；税收、非税收入政策；政府补助政策。
5.补给谁？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生态补偿的最终受益者问题。毫无疑问，生态补偿的最终受益者肯定是生态系统。因此，补给谁的标准答案，也一定是生态系统。但生态系统的最终受益，必须经过中间受益人才能实现。按照财政政策(分配政策)的路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环境社会责任，首先是通过税收、非税收入等形式，体现在政府，政府再通过转移支付、补贴等手段，体现到生态系统所在地的居民，最终，通过生态系统所在地居民对生态环境影响行为的变化，体现到生态系统。
财政角度设计的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形成一系列生态补偿的财政政策，并以此为核心，形成生态补偿机制。
财政体制政策:生态社会责任事权的界定
党的十七大以及今年“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对中央部委间、地方政府的事权进行了系统重组。随着部门职能的变化，财政体制也会做相应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有望把生态社会责任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事权范围。
1.政府生态社会责任的事权
在生态补偿机制中，政府既是生态补偿的主体，又是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者。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政府在生态社会责任中具有如下事权。
(1)确保生态平衡。我们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它天然地有着保护生态的责任，它必须投入资金，确保本地区的生态平衡。
(2)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政府要通过努力，使区域内生态要素按照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分工，从而达到区域发展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如:在经济欠发达、生态系统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选择促进生态系统、发展生态功能的政策，使这一地区通过生态功能外溢获得生态补偿资金，来确保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两个政府生态社会责任的事权，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确保生态平衡的事权，决定了每级政府都必须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发展事权，决定了每级政府有权决定其生态系统是以经济功能为主体，还是生态功能为主体，同时，也决定了选择以生态功能为主体的政府，可以因此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资金。
2.政府生态补偿的事权
在上述两个基本事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界定政府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事权:
(1)具有确保本地区生态平衡的事权，并对本地区生态效应的外溢，承担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即对产生正生态效应的，具有取得生态补偿的权利，对产生负生态效应的，具有承担支付生态补偿的责任。
(2)具有确保政府多元目标均衡发展的事权，使人与自然、社会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五个统筹”。而在承担这一事
权的过程中，政府有责任对生态要素所产生的各项效应进行权衡，以确保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确保本地区的发展定位。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受上级政府很多制约的。如我国已经计划对全国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分。因此，一些处于生态保护区的政府，在履行政府职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考虑生态因素。
(4)通过强化生态要素、生态效应的市场化进程，推进生态保护，促进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要素的市场化，必须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进行，不然，在利润最大化的刺激下，生态要素很快就会全部转化为经济效应，而失去了生产生态效应的功能。因此，生态要素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好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关系问题。
上述4方面的事权，根据生态效应的外溢程度不同，适用于不同级次的政府。如:在第一个事权中，中央政府既有承担着对地方进行生态补偿的责任，又有向地方政府取得生态补偿费的权利；同时，中央政府还承担着与国际社会进行生态补偿的责任。而县级政府，则仅仅根据本县的生态效应外溢程度，决定其是取得生态补偿，还是支付生态补偿。
转移支付制度:政府生态社会责任财权的到位
转移支付制度，是生态补偿机制中最核心的，也是最受关注的一项制度。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以其使用过程中地方政府有较大的自主权，而更成为生态补偿机制政策的首选。
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因素。通过把生态补偿的相关因素纳入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办法，可以较好地解决地方政府生态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
1.增加海拔因素
海拔既是影响生态系统的重要因子，也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成本的重要因子。据有关统计数据，世界大陆平均海拔高度830米，而中国大陆平均海拔高度1495米，是世界平均值的1.80倍，导致了我国总体发展成本要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的1.25倍。因此，把海拔因素纳入转移支付的范围，可以很好地解决不同地区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差异，从而实现公共产品成本的均等化。
2.增加国土面积因素
由于不同功能、不同生态要素的国土面积，生产的生态效应是不同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不同生态功能的国土面积，将享受不同标准的转移支付。但是，改革总是不断地推进的。因此，改革初期，建议财政部在国土面积这一因素上，以人口密度为标准(如5人/平方公里)，确定人口居住区和无人居住区。人口居住区承担的是经济发展功能，它按照行政管理的成本，确定相关的转移支付系数；无人居住区承担的是生态功能，它按照生态综合效应，确定相应的转移支付系数。这一系数既要考虑生态效应的功能，又要考虑财政的承担能力。
3.增加生态功能区因素
在国家确定了各地区的生态功能定位后，就决定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受到这一功能定位的限制。为了弥补因这种定位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国家有必要对不同地区进行相应转移支付。由于目前国家确定的生态功能分类比较简单，因此，可以对每一功能区确定一个系数，纳入转移支付的范畴。
4.增加现代化指数这一因素
现代化因素既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的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地区因生态功能划分而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反映了生态效应生产地的“生态型产业结构”与“经济型产业结构”的差距。因此，用这一指标来代替生态效应的机会成本，具有较可靠的可操作性。
5.增加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因素
划入禁止开发、限制开发生态功能区内的农牧民，将为了使生态要素从经济功能转化为生态功能而做出较大的牺牲。其中，有些农牧民将转化为生态管理者，有些农牧民将从第一产业退出，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对这些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应予以必要的生态补偿。为此，我们建议:在全国普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考察生态功能区农牧民的特殊性，首先把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并考虑其对生态的贡献率，适当调高其社会保障的享受标准。
生态补偿基金:政府生态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按照我国目前的预算会计制度，政府间横向的转移支付支出，既不可能列入政府纵向的转移支付范围，也不可能列入本级预算，因此，在技术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参考国际挪威政府养老基金阿拉斯加常设基金等国际经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设立政府性的生态补偿基金(不向社会征收)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政府间横向的转移支付。
1.基金资金来源
包括生态效应外溢受益地政府对生态效应外溢地政府的生态补偿横向转移资金；生态效应外溢地政府为确保生态效应的生产而投入的政府性资金；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国内外的捐赠；基金本身运行取得的投资收入、利息收入等。
2.基金管理
生态补偿基金由上一级政府的生态补偿委员会监管，同时接受参与基金的各级政府的检查。具体管理办法可参照我国民政部、财政部制定的非政府组织的基金管理办法。
3.基金使用范围
包括弥补生态效应生产地生产生态效应投入的不足；对生态效应标准的监测；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生态补偿基金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事宜。
4.基金使用程序
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应先由使用方(主要是生态效应生产地政府)提出申请，生态补偿委员会根据申请，确定具体项目。然后，根据其项目进度拨款。
一般预算制度:政府生态社会责任的内控机制
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给予的生态补偿资金，以及本级政府承担的生态保护责任，都要通过本级预算的安排，落实到具体的生态要素所在地，以调整这些地区人民对生态的干预程度，实现生态补偿的目标。因此，在本级的一般预算中，需要安排如下几方面的预算，来实现生态补偿。
1.生态补偿的能力建设资金
生态补偿必须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因此，在本级政府的预算中，需要安排本级政府负责生态补偿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经费，如生态补偿委员会，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保护人员、机构的经费等；本级政府实现生态补偿所必需的能力建设经费，如生态系统的监测经费、信息化建设的相关经费等。
2.生态补偿的相关支出项目
在本级预算中，需要形成一系列的生态补偿支出项目，以调整生态系统所在地人民对生态系统的干预方式为核心，最终实现生态补偿的目标。为此，在本级预算中，需要安排:
为改变生态系统所在地人民生产生活结构的相关支出。如通过把禁止开发、限制开发生态功能区的农牧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禁牧补贴等，改变农业、农民生活方式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预。
为提高生态系统能力的相关支出。如通过生态保护区建设项目、生态恢复与治理项目等，把生态补偿资金落实到具体的生态系统。
为弥补生态系统从经济功能转化为生态功能的机会成本的相关支出。如禁止开发区、水源地保护区工厂搬迁补贴，对生态系统所在地乡镇政府因禁止开发而导致的财政收入损失进行的补贴等。
对生态效应外溢程度进行管理的相关支出。如通过支持企业参与CDM项目、碳汇市场等，提高本级政府生态效应的外溢能力。
为弥补生态系统所在地公务员损失的相关支出。当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从经济功能转化为生态功能后，会降低这一地区的财政收入，并进而影响这一地区的公务员工资。因此，在生态补偿资金向直接受损的生态系统所在地农牧民等进行补偿的同时，在这些地区，也应该给当地的公务员一个“生态补偿补贴”，一方面，弥补他们因此导致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提高政府各部门对生态补偿支持积极性。
3.提高生态补偿能力的相关支出
以上两项支出，实际上解决了生态补偿资金如何使用的问题。但如何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样需要本级政府的努力。因此，需要在本级预算中安排生态补偿宣传支出、生态补偿研究支出和生态补偿支出绩效评价。
上述关于生态补偿的各项资金支出，最终的效果如何，是需要有一套制度来监测的。因此，建立起生态补偿的绩效评价体系十分重要。特别是通过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取得生态补偿资金的地区，更需要通过绩效评价制度，向提供生态补偿资金的同级政府，报告其资金的使用绩效，从而为取得可持续的支持提供技术依据。
项目预算制度:政府生态社会责任的任务性保障机制
除了上述通过一般预算制度安排，落实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外，本级政府还需要通过项目预算，来解决生态补偿中一些急需的或重大的项目。
1.通过项目预算，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生态保护项目的力度
为了使生态补偿落实到具体的生态系统，需要在现有的“生态林”等项目基础上，增加经济林建设、保护区建设、水资源保护、流域治理等项目，形成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预算体系。
2.全面考虑建设成本，在其他项目预算中，增加生态补偿的内容
在现有的项目预算中，除生态项目外，其他建设项目中，均没有考虑生态补偿的内容。因此，需要在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中，考虑法人与个人的失地损失、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项目区所在地政府的利益损失；项目建设后项目区内生态效应外溢的变化情况。
通过现有的项目预算提高生态补偿的能力，有很大的潜力。如在目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房地产开发导致的城市绿地的损失，实际上是需要通过生态补偿的形式来弥补的。但目前房地产开发中，基本上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部门开展的“环评”，也没有对这一因素进行测算。因此，强化对现行项目预算的“生态化”，可能是目前提高生态补偿能力的重要渠道。
财会会计制度:履行生态社会责任的内控机制
从调研情况看，目前，企业、社会团体实现社会责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营业外支出”这一科目来核算的，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受到了现行财会制度的约束。如果企业要通过捐赠形式体现社会责任，它是上限，就是12％。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很难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履行其社会责任。为此，需要通过财会制度的“绿色化”，在其核算体系中，形成内控机制，促进企业和社会团体主动地履行生态补偿等社会责任。
1.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把企业和社会团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内置到企业的成本中
外部性的内部化，是财会制度绿色化的核心。目前，这种绿色化主要是通过向政府缴纳“排污费”等非税收入来实现的。但这是一种被动的绿色化，需要通过财会制度的改造，使企业主动承担生态补偿责任。具体的办法，可以通过设立类似“折旧基金”的办法，在企业内部建立“生态建设基金”，把企业应承担的弥补外部性责任，落实到企业的成本中。
2.通过生态、环境的有价化，把生态、环境系统的成本，纳入企业的核算体系中
按照现行的财会制度，一个企业的主要资本，就是股东的投入。因此，在所有者权益中，一般只核算股东投入资本。在科技企业中，科技也可以作为股东投入，并最终折算为现金方式的资本。参考这一逻辑，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生态环境的干预，也应视作一种投入，而这种投入，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因此，也有必要参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分配，从而通过股权分配，在企业的利润中，自动地形成生态补偿资金。
3.通过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生态补偿的自觉性
按12％的上限捐赠，履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仅仅是一个指导性的规定。如果企业没有履行任何的社会责任，现行的制度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裁制措施。为了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可以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与企业获得其他社会资源的权利联系起来，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如在企业向政府申请减免税费、评选优秀企业家等过程中，可以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作为一个考核指标。
税收、非税收入制度:履行生态社会责任的外部约束机制
作为政府调控企业的主要方式，税收、非税收入对企业的行为产生着巨大的调节作用。通过在税收、非税收入制度中纳入生态补偿的因素，可以很好地促进企业主动地履行生态补偿的责任。
除了矿产资源补偿费等不多的专项非税政策外，目前的税收、非税收入政策中，并没有考虑生态补偿的因素。为此，可以通过如下方法，用税收、非税收入提高企业的生态补偿责任。如:
1.增值税
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提高增值税对生态补偿的推进作用。
(1)调整增值税减免政策，鼓励企业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预。如对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方式实行优惠照顾，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增值税方面给予优惠；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课以重税。
(2)调整增值税财政体制，鼓励生态效应生产地政府强化生态建设。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增值税实行中央地方75∶25比例分享。要扩大生态效应，就势必会影响地方的增值税收入。从地方利益驱动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不愿意因为生态建设，而减少增值税收入。因此，可以以国家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增值税增量体制调整的办法。具体思路是:对因企业履行生态责任而减收的增值税，按照75∶25的比例，中央财政给予25％的补偿，确保地方政府不会因生态责任而减少地方财力；对地方政府因企业严重损害环境而创造的增值税增量，则全部上交中央财政。这样，可以避免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入环境污染。
2.资源税
目前，资源税属于地方税。由于资源税税率过低，对环境经济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宁愿放弃资源税税源，而从资源开发的收益中取得更大的利益。国际上，资源税都是中央税收。因此，为了防范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驱动，应该把资源税转化为中央级税收。
3.排污费
作为一项纠正环境外部性的重要财政工具，如何用好排污费来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义重大。从调研情况看，在排污费征管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通过排污费征收取得的收益，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多的财力，用于生态事业。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没有污染，就没有排污费。在一些财力不足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为了收费而允许企业排污的情况，使排污费成了一个反向调控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把排污费转化为一种中央地方的共享费种，通过中央制定政策，强化地方政府对排污费这一工具的使用能力。
4.新增的环境税收
为了推进社会各界对环境的责任，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都在积极研究，希望出台一些针对生态环境的税种，如生态环境税、碳税、硫税等。这些税种，应该根据其征收对象的公共性，在政府间进行财力的划分。如主要针对纯公共产品的税收，如碳税，就应该成为中央税。针对企业、个人环境责任的生态环境税，就应该成为地方税。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要点提示
本文作者试图从财政政策设计的路径来回答生态补偿机制这一分配制度中为什么要补、补什么、补多少、如何补、补给谁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构建和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生态补偿财政政策，这种建立在财政学基础上的设想，将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编辑心得
生态补偿机制直接触及到重新调整许多方面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的重大问题，影响广泛而深刻。在我国着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期，构建一个发挥路线图作用的战略与政策框架非常重要。
13、区域功能划分能否终结GDP崇拜③：太极洞如何得安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8年09月04日
排污企业“盯上”4A景区
万余人饮水困难
太极洞景区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境内，是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区，明代冯梦龙就曾把“广德埋藏（太极洞）、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
这一人间胜景正面临生存威胁——开山、采石、排污，让太极洞山体破坏严重、水质恶化，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更是让人担忧：水源污染一度让原来以流洞河为饮用水源的万余人饮水困难，周边百姓只能去远处买水饮用；植被遭到破坏，山体含水量急剧减少，洞内许多钟乳石因不滴水而停止“生长”……
导致这些恶果的主因，正是围绕在太极洞景区附近的数十家非煤矿山、小石灰窑和小化工企业。原来，随着苏、浙两省近年的治理，两省内的一些非煤矿山、小石灰窑和小化工等企业，开始向三省交界的太极洞后洞口转移。
2002年，广德县政府曾组织环保、工商、公安、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将景区周围的当地排污企业全部关闭，但太极洞所在山体为皖、江、浙三省共有，位于江浙土地上的数十家排污企业不受安徽相关规定约束，反而加紧施工。
2003年，江苏宜兴市太华镇在太极洞旁开办了化工园区后，更多化工企业涌来。由于江苏地势高，而安徽地势低，化工园区企业排放的废水流向安徽境内，污染太极洞。广德县环保局执法人员检测太华镇化工园区化工污水发现，污染物排放明显超标，其中一项指标竟超标逾20倍。
整治太极洞景区周边的环境污染，省与省的协调成为大问题。
三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区域协调正破题
8月28日，太极洞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
安徽省环保局在广德主持召开会议，三省环保系统代表参会，会议经现场查看、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同意太极洞风景区规划范围内广德县5家企业关闭通过验收。
在这次会议上，三省环保系统代表参会，正是环保部出面协调的结果。
5月8日，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在广德县组织召开太极洞风景区环境综合整治三省联席会议，要求建立三省环保部门长效联动机制，三县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长效联动机制，联合检查督促，信息互通。5月31日，广德县政府牵头组织太极洞景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县市协调会，建立三县市联动机制。6月4日，安徽省环保局牵头召开三省环保系统第一次联席会议，建立了苏浙皖三省太极洞风景名胜区整治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联席会议制度。
“现在，认识已得到统一，三县市都有依法保护的责任。”广德县县长邵建华告诉记者，“5月8日会议以来，广德县与长兴县、宜兴市之间多次进行了书面和会议沟通，目前，太极洞保护工程取得的进展让我们三方都很满意！”
据了解，三县市都已拿出了整治方案，确定了具体的时间与整治要求，并相互进行了通报。目前，长兴县、宜兴市已停止对新入驻工业区企业的审批，并将按计划关停污染企业。
太极洞，在静静等待重现清秀的那一天。
14、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文明的倒退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09月04日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清洁，交通顺畅，社会秩序良好，实现了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不仅国际友人深感满意，一些对中国不怎么友好的人士人也无话可说，给中国挣足了面子，让全球华人都感到无比自豪。然而，北京这一良好状态能否长期保持，国外人士心存疑虑，北京人乃至全体中国人也更为关心。当前有关单双号限行要不要常态化的争论，便是一例。
道路畅通，空气清爽，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这一效果，政府和广大群众所付出的代价，人们就很难直观看到了。
为了达到这种环境效果，国家和北京市采取了很多长效的和临时的措施，包括首钢搬迁这样的重大决策，单双号限行仅是一项最易看到直接效果的措施。为了配合这一规定的实施，很多单位推迟以至取消了在此期间的公商务活动，职工分单双日上班，甚至放假。据悉，早在奥运会开幕前一月左右，北京就几乎停止了一切与奥运无关的建筑项目，周边5省市也停止了可能对北京空气质量造成有害影响的生产。其他还有限制举办大型活动和外地人员进京，大货车持证进入市区等等。除有百万名志愿者走上街头，还从全国调集了十来万交警进京。据凤凰台报道，为了满足开好奥运会的条件，北京在改善环境方面的投入高达7000多亿元，交通方面的投入也有3000多亿元。为了办好这次奥运会，中国人的付出是巨大的。
常识告诉我们，如要持续保持北京的这种良好环境，上述所有的非常措施也都必须持续执行，而不仅仅是将单双号禁行常态化，否则就达不到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然而，采取短时间的临时措施是一回事，长期持续实行的规定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奥运会期间，在北京一切与奥运无关的大型商务活动几乎都被延后以至取消。笔者曾数次驾车出入北京，发现京沈、京石高速路上几乎空无一车。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对国家经济发展将造成何种影响不言自明。
实行单双日限行，首要条件是要有发达的公共交通，显而易见，目前的北京还做不到。据交通部门介绍，奥运会期间，公交一天刷卡1200多万次，地铁加开37列，仍然人满为患。这还是在很多单位放假，公商务活动大大缩减，多数人在家看电视情况下的状态。如果恢复正常，外地人大量来京，情况又会怎样呢？再说，即使公交很发达，公商务活动中公交也不能取代小轿车。分单双日限行，受影响的不止是当天，还涉及到前后一两天，有时车子还变成了累赘，其后果就是当办的事不办了，该来的人不来了，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多普通劳动者也会因此而失去现在的工作。尽管全球很多城市提倡“无车日”，也在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实施过“单双日”限行举措，但让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在全世界的大小城市都没有先例。
把清洁与畅通的功劳主要，甚至全部归功于单双号禁行，未免过于高估了它的作用。北京的污染主要是粉尘，更多的是工地施工和企业排污，否则为什么要搬迁首钢？为什么要停建工程？其实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保有车辆都比北京多，而空气质量却比北京好，比如东京、巴黎、柏林等。而车多是因为人多，每年春节期间，外地人回家团聚，北京人外出旅游，公商务活动停止，北京的道路也很畅通。假如北京人口缩减到400万以下，清洁与畅通就都可以实现，但是让谁走？让谁留？而没有汽车，这1600万人口又如何能盛得下？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汽车数量很少，私家车几乎没有，也照样拥堵，公共车上人都“挤成相片”了。笔者当时住珠市口，到西四上班，通常要走40分钟，一点不比现在的拥堵情况好。80年代末，笔者在西三环分到一处新居，由王府井去看房子，路上竟花了一个上午。有同事因嫌其“路远”，而放弃了分房权利。再看看今天，那里已经成了黄金宝地，是汽车使其然。12年前笔者曾到长沙采访，全城也是堵得水泄不通，一打听才有14万辆的汽车保有量！今年春天重游长沙，堵车状况并不比12年前的印象严重，甚至还有所改善，而汽车保有量却翻了几番。
过去北京市区多大面积？多少人口？有多少企业？什么样的生活节凑？让一切都回到从前，真的是不行的。就像拿一件20年前的小孩子衣服，硬往一个壮实的小伙子身上套，还说原本穿着不是挺好吗？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我坚持认为，汽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对人类的贡献恐怕仅仅次于火的发明与使用。汽车绝对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机器，由牛车马车到自行车、摩托车，再到汽车的普及，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轨迹，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汽车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文明，没有汽车就没有今天这么雄伟壮观的北京，也举办不了这么好的奥运会。
让轿车进入家庭，很重要一点，是恢复轿车的平民身份，打破了轿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废黜了只有少数有权有势的人坐轿车的特权，人人都有权坐轿车，体现的是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20多万辆，另外还有很多有购车欲望的人，让单双号禁行常态化，就是剥夺了几百万家庭一半以上的轿车使用权，绝对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当然，提高燃油价格和城区停车费，特别是加速对高污染老旧车的淘汰等，不仅效果会更好，而且也体现了公平原则。 （程远）
15、东江水资源分配有望引发“用水革命”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8-09-01
《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日前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锁定东江年最大取水量为106.64亿立方米，并将这一总指标分解给河源、惠州、东莞以及广深港等八个城市，对它们实行定量取水和总量控制，细化各城市对东江水资源相应的权力和义务。此举标志着全省的水权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一场以水资源确权为核心的“用水革命”就此拉开帷幕，并将深刻地影响广东。
作为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东江是上下游及两岸重要城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同时也承担着向香港输水的任务，总供给人口4000万左右。毫不夸张地说，东江是粤港尤其是珠三角众多城市的命脉，具有极其突出的社会及政治重要性。根据水量盈亏和自身的承载力，结合用水供需的现实，在东江水与诸城市间建立对应的责权利害关系，从而以水量定额为源头促动与推进系列变革。
在分水而治的前提下，如何保证水源的供求平衡将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必定成为城市主政者要考虑的中心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压力将沿着产业链条和供水体系快速传导，作为新型的强力手段实现着它的计划目标。在以供定需的原则下，保护东江水不再仅是上游河源市理所当然的事业，而成为所有牵涉城市的共同使命。东江水质量或数量的得失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崭新的水环保格局由此萌生。
在原有的各地取水现状中，只见用水的随意泛滥，而不见对等的尊重保护，东江沦为随意攫取的资源。分水方案将结束这一失衡的状况，无论是水浪费还是水污染，或者用水无度都将使城市陷入危险。正是借助这一制衡机制，那些忽略或漠视东江的短视行为才能得到纠正，而那些呵护水资源的筹措才能真正地被重视、被付诸行动。对东江水施行配给制，借此掀起环保风暴是第一重价值。
水资源不再是想当然的廉价品，不再是工业生产中可以视而不见的成本付出。因此，那些用水量大的电镀、造纸等行业立刻就要面临用水压力，从而敦促地方政府及企业进行治污，逼迫它们改进生产工艺。其实，这也是实现广东节能减排指标的关键。而最新的统计显示，广东21个地市中半数以上没有完成减排任务。凭借水权改革的力量，广东增加了循环经济要达标的现实可能。
东江水资源的分水计划制造了正面的压力，实质上也提供了动力，它们除了在工业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带来革新的希望。分水改革直接造成利益调整，既涉及企业制造，也牵动市民家庭；它既点燃水务改革，也将扭转用水习惯。例如，节水将无需作更多宣传，经济杠杆比任何口号都要有效。当然，除了微观影响，它更展现了调节珠三角用水矛盾的宏观意义和实现途径。
在东江水资源确权的基础上，城市间的用水局面将出现富余或不足，水交易因此变得合法与可行。这对上游的河源市是一个极大的鼓励。长期以来，河源为保证东江水质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乃至于牺牲了发展的机遇，无奈之下，甚至被动承接西进的珠三角重污染企业。水资源确权后，河源一度受挫的水交易计划可以起死回生，并从中得到充足的收益，避免工业化对东江的伤害。
按照水权改革的整体构想，东江水资源分配也将承担改革试点的功能。广东还计划在2010年前初步完成西江、北江和韩江的水资源分配方案。由于东江基本上处在广东境内，主导改革较为容易，并且上下游的供水矛盾最严重，因而它成为水权改革的先锋，为其后的铺展创造经验。不管怎样，无偿损害水资源的时代一去不复还，我们将不得不用改革来修正历史错误，并试图走到正确的路上。（编辑：东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