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13
文图/汪永晨
清晨的怒江峡谷
怒江两岸
怒江边的大山
怒江的水，在怒江边的人眼里有多美不像我们城里人似的只用华丽的形容词来描述。他们是比喻：冬天的怒江，就像我们这里的姑娘，那么温顺，清亮；夏天的怒江，就像我们这里的小伙子，那么剽悍，勇敢。要说我们会唱多少歌呀，树上的叶子有多少，我们就会唱多少歌，要问我们会跳多少舞呀，江边的沙子有多少，我们就会跳多少舞。这就是怒江人眼里的怒江，这就是怒江人的生活。
江边的老妇
上学去
上学去
这两年主张在怒江上建水电站的一个理由是，怒江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了。江边有很多大字报田。可是我们此行的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蒋高明却不这样认为。
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怒江开发十三级水电站的项目计划书上作了“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批示后，蒋高明作为生物多样性小组的带队人参加了对怒江的考察。回来后他的报告上写的是零方案。
在蒋高明的眼里，怒江不能开发水电的重要理由是，那里峡谷上的土太珍贵了，如果修了大坝，这些土将要被冲到大海里去。
大字报田
家在江边
蒋高明说，一厘米土的形成，需要2000多年。怒江峡谷边的土壤，是生物多样性得以留存的保证。虽然农田会影响到原生态的植被，但只要有土，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是很强的。可要是“高峡出平湖”了，怒江峡谷边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植被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就都要被淹没，被冲走，永久地消失。
这些年的采访经历，特别是在怒江的采访和调查让我对刀耕火种有了新的认识。我的朋友北师大副教授田松曾在《中国读书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在这里我全文抄录下来，希望和更多的人一起探讨，看田松说的是否在理。文章的题目是《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
说起刀耕火种，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幕远古洪荒的景象，一群人身穿兽皮、衣不遮体，挥舞着大刀长矛，砍树放火，然后用根木头锥子在地里扎眼，随便撒点种子，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与之相关联的是落后、野蛮、愚昧、生产力低下之类不大好的词。当环保、生态的话语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刀耕火种又被作为生态与环境的大敌而遭挞伐。比如这次关于怒江建坝引起的争论中，就不断有人作如是之论，还有人把刀耕火种与裹小脚相提并论，认为它不具备文化多样性的资格。而实际上，这些自居先进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被他们称之为落后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存的，被他们称之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又究竟是怎样生产的。
我在年轻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社会达尔文的无知狂妄，本能地也会觉得刀耕火种会破坏环境，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同样既不了解刀耕火种，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态。然而，农民怎么可能不爱护自己的环境，不爱护自己的家园呢？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常常本能地从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刀耕火种真的会破坏环境，从长时段考察，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区，应该是满目苍痍、一片狼藉才对。然而，恰恰相反，这些民族所生活的区域都是郁郁葱葱的大山。正所谓“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81）
所谓传统，必须要能够传下来。无论其形而上的文化传统是巫术、神话还是宗教，在其形而下的层面，它必须有足够的生存智慧，能够解决好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持续，能够传承，才能够成为传统。
西盟的佤族，或者怒江流域的怒族、独龙族，他们的刀耕火种已经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如果这种生存方式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早就被自然淘汰掉了！到底刀耕火种是怎样耕、怎样种的？云南大学的尹绍亭教授对景颇族、佤族、独龙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他认为，刀耕火种是一整套极为复杂极为成熟的农业形态，其文化生态内容远比灌溉农业丰富。（57）
最典型的刀耕火种形态尹绍亭称之为“无轮作轮歇类型”，一块地只种一季就抛荒休闲，休闲期长达十年左右，这种类型的地被很多民族称为“懒活地”，意思是不需要怎么费尽儿，就可以获得收成，所以是各个民族的首选。（59）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不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轮作轮歇类型”——这时他们也会用锄用犁。刀耕火种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漫无目的地放火烧荒，而是有着长时段的精心规划。所以这种农业方式还要有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保证。比如，他们会以村寨为单位，把全村的懒活地分成比如十份，这样就能一年种一份，十年一轮回。在正常情况下，所烧的也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他们的“地”。山民们在当值的山地砍树、烧荒、播种、收获，每项工序都有成熟的成为传统的规则。比如烧火前要清理防火道，专人把守，以免山火越界。砍树时大树留桩，小树留根，耕地时尽量保护树根，以便来年春风吹生。（62）
烧荒有很多好处。云南的红土多为酸性，草木灰为碱性，可以改良土壤。大火把草籽和虫卵烧熟，几乎不需要除草治虫。所谓刀耕只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如果真的耕了，反而有害。因为深耕会把草木灰埋到下面，并把土壤深处的虫卵和草籽翻上来。烧地的时机也是专门的学问。烧晚了会误农时，烧早了不能马上播种，反而让杂草得到机会。一块地又砍又烧，只种一年，外人会觉得可惜。而尹先生则认为，耕种时间越短，树根越容易复生，植被越容易恢复，水土流失越少。每年新烧的都是已经恢复了近十年的懒活地，可以保证地力常新。这样，山民总是有地可以种，有山林可供采集、狩猎，与自然形成良性的循环。（212）
种地当然也是学问，很多民族实施着不同的套种方案，一块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豆、粟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等），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充分地利用了阳光和土地。故又称“百宝地”。尹先生指出，百宝地远的综合收益远比固定耕地要高，同时所需的工时要比轮作的锄耕和犁耕田要少一半儿，主要省在除草和杀虫上。（91，219）“从事刀耕的农民，并不是不知道和不能掌握锄耕的原始人，而是不愿意选择锄耕和犁耕。把刀耕说成原始农业，其实是不懂得免耕的奥妙。”（246）在尹先生看来，刀耕、锄耕和犁耕并不是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方式，而是三种不同场合的农业方式。后两者并不比刀耕火种先进，反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一个后果。
很多民族都知道在懒活地里种植水冬瓜树，水冬瓜树是一种速生树种，落叶多，并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有利于土地加强肥力。西盟佤族是在粮食收割播散树种，盈江卡场的景颇族是将树籽与陆稻种子同时撒播，怒江的独龙族和怒族则是栽种树苗。（63）这种丰富的多样性表明，刀耕火种并非是由于愚昧无知，恰恰是对于其所生存的自然有着深厚的“知”。
农民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家园，也没有人比农民更爱他们的家园，因为他们只能在土地上生存，他们必须要善待给他们带来食物的大地。他们的禁忌、他们的自然崇拜，都是其传统生存智慧的表现形态。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有限地球时代，传统地区也遇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固然有传统本身的缺限，但更多的时候是受工业文明所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工业文明为了获得日需其多的资源和能源，不断地开疆拓土，把一片片传统地区纳入到现代化和全球化食物链之中，作为自己的下游，成为自己的附属品，这才是当今时代传统地区生态恶化并且难以恢复的罪魁祸首。
如果传统地区的生态开始恶化，首先一定是有外来的不敬畏自然的力量强行闯入，并且喧宾夺主。而如果那里的农民自己也加入到破坏环境的队伍中来，一定是那里的传统失去了阐释本地事务的话语权——传统被消灭、被遗忘了。
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贫穷”地区。一种是加入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依附于城市，作为其下游和边缘而存在的那些地区；一种是如西盟佤族和怒江流域这样的传统依然相对完整，尚未被工业文明完全吞噬的地区。同样的低GDP低，低年均收入，对于前者，我们需要扶贫，需要在现代化的框架内为他们寻找出路。但是对后者来说，年人均600元也可以日日欢歌。如果按照我的建议，把人年均唱歌多少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把月歌一首作为新的贫困线，西盟和怒江都是富裕地区。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自以为是地用冥尺的逻辑“发展”他们，而是要退出对他们的干预，恢复传统对本地事务的话语权。
传统具有足够的生存智慧，也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如果真的有好心人，真的出于善意，要帮助西盟或者怒江这样的传统地区，我认认真真地请求他们，先老老实实地做个学生，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而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念过牛顿力学，知道克隆和转基因，就掌握了一个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文化传统的冥尺，就可以用抽象的“先进”对传统地区进行格式化，这就如我们当年把大寨作为冥尺，全国造梯田一样荒谬。所有的生存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之中会产生具体的传统，不可以用一把冥尺一概而论。尹先生指出：贸然取消轮歇之法而固定耕地，名为改革，实则盲动，自以为以进步取代落后，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好心办坏事。50年来，在刀耕火种地区曾多次推行固定耕地的运动，然而在很多地方其结果是固定一块破坏一块，固定一片恶化一片，几年之后固定不下去，仍然不得不将其抛荒，而像这样经过固定而抛荒的土地，由于过度垦殖，很难再生树木，大都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350）
十几年前，云南还曾大力倡导“两化”上山，推广作为先进科技标志的化肥和农药，最后以土地板结、生态恶化而告终。后来又有专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型农业——栽种水冬瓜林而改善生态的混林农业。这种所谓的新方法根本就是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传统技术，完全不需要重新发明！（352）不想作学生，就要当先生，这种无知的狂妄必然导致荒谬的后果。
中国依然拥有传统尚存的地区，是中国的幸运。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能力和远见去保护这些传统，是一种耻辱。强行把这些地区拉入到工业文明体系中，无异于把古董用做了劈柴。这些依然存活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今天的财富，它们对于未来人类的价值，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方面，我们得以从中学习传统的生存智慧，那种利用本地资源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并且获得快乐的生存的智慧。另一方面，当日疯一日的工业文明体系崩溃的时候，那里才是人类文明最为可能的方舟，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新文明的星星火种。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文中有关刀耕火种的内容均根据此书整理。括号内的数字为该书页码。）
空着的房子
现在怒江边有这样一些空着的新房子。当地人告诉我们是地方政府为了帮助家住山上的人脱贫，免费为他们盖的，希望他们下山来生活。可这通常被我们认为是生活会容易得多的江边，人家山里人并不喜欢。住了没多久，就又都回到大山上的家中了。空留下江边的新房。
这些年来让我们重新认识的其实还有游牧。我在车上问江河十年行的同行者们，你们知道游牧人要不停地搬家，除了牛羊可以吃到新鲜的牧草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吗？有人回答了我的问题，为了防止生病。
牧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个星期，细菌的繁殖就会让人和牲畜生病。所以他们通常是住上七八天就搬走了。这是牧民们在荒野中防止生病的好办法。人到了新的草场，细菌留下来给老的地方以营养。他们认为，这是草原得以健康的保障。不是吗？
牧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与智慧，曾被我们认为是落后、愚昧，细想想，真的是太遗憾了。
峡谷怒江
怒江第一湾
2006年的怒江第一湾
怒江的茶马古道
怒江茶马图
昨天还在想今年怒江第一湾边的雪山上会有雪吗？今天看了，和去年一样，还是没有雪。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里还没有好好地下过一场雪，当地人告诉我们。
让我们惦念的除了怒江第一湾，还有怒江深处四季桶小学的那六个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不过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老师终于满足了心愿，调到镇上的小学去了。新来的老师，家就在离四季桶不远的地方。他也是怒江州师范毕业的。在这里教书教到什么时候他还没有想。
四季桶小学的学生在上课
一起听讲
好好学习
和孩子们一起听课的两个人，一个是中科院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一个是身价不菲的企业家，在一旁录像的则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导演。南方周末的记者给孩子们的，是用我们来之前，参加去年江河十年行的记者史江涛托我们带来的钱买的学习用品。
前两年我们来时见到的那六个小学生已经升到完小了。新的小学生对我们还有些陌生。不过从他们的眼神里，我们这些城里有身份的人，看到的也是那么的发人深省。
好奇
听
问
学校外面的一个背着小妹妹的六岁男孩让同行的几个大男人流下了眼泪。中外对话的易水去了旁边的他的家，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孤儿，在这里相遇结婚生子。可是这个小男孩一生下来，眼睛就有问题。他还没有上学，就已经开始帮助家里干活了。对于我们的同情，对于连我们的司机也掏出10块钱给他，他都只是冷冷地看着。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同行的一家公司的老总宋军对抹着眼泪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诸娟说，要想帮助他，自己首先要有实力。
孤儿的孩子
在我们要把带来的书、儿童电影光盘和衣服送到秋那桶小学时，宋军问站在路边的小姑娘：“爸爸妈妈呢？”得到的回答是：爸爸死了，妈妈走了，和奶奶一起过。我们走进了小姑娘的家，看到了她的奶奶。
你叫什么名字？
一定要上学
在这样的地方，家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他们是没有能力应对的，只能陷入贫困。我们追问了半天你们靠什么生活，可是没能得到回答。孩子听说我们要帮助她上学，笑了，老人却一直什么也没有说。
这些年，每当我碰到这样的人家，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钱，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给钱，也拉着朋友们一起给。有人开玩笑地说，下次要是知道我去，口袋里少带些钱。也有的朋友们说，这不是办法，你不能帮助所有的人。可是我想，宋军在从口袋里掏出钱时，他想过我帮不了所有的人吗？他一定和我每次一样，只是认为，要帮助眼前碰到的有了困难的人。
江河十年行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碰到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我们是要记录江河的段代史，我们是希望通过传递我们看到的问题，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关注自然，关爱住在大江大河边，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留住了大江的自然风貌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对信息的传递，能影响到公共决策，能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敬畏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和用自己的身心与自然相处的人交朋友。
峡谷
峡谷里的村庄
我们在第一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