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

近年来，有关环保的绿皮书，有官方出的，学术界出的，也有民间环保组织出的。它们从各个视角记录着中国环境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体现。

中国的媒体在保护环境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世界环保史来看，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对此有人说，中国的媒体越位了，媒体应该保持中立。目前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带有太多的倾向性，甚至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也有人说，中国的NGO是借媒体宣传自己，动机值得考虑。

中国媒体的越位是阶段性的。迟早要归位，是很多媒体从业人员的期盼。但在法律还不足以保障社会“肌体”健康的时候，媒体与公众参与的互动，是现阶段保护环境的有效机制之一。《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记录的正是这一群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所见、所想、所为。

2006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环境大事按时间排序：

有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年度报告中数据显示的，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紧迫；

有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大范围强沙尘天气；有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统计显示的。全国耕地受春旱面积2.08亿亩，695万人面临临时性饮水困难；

有2006年4月中国自然灾害以旱灾、风雹、低温冷冻和雪灾为主，灾情为近五年来最重；有中央机关展开2006年“节能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是“从我做起，创建节约型机关”；

有中国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后启动全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行动已告完成，被排查的7555个化工建设项目中，45%为重大风险源；

有原定的“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在一片争议声中推迟；

有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截至8月15日的统计表明，我国正在遭受自2001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各类自然灾害造成了3.16亿人受灾，死亡2006人，直接经济损失近1600亿元；

有影片《无极》剧组拍摄过程中对香格里拉造成破坏，被处以9万元罚款，分管副县长因负有责任被免职；

国土资源部统计显示，1－9月份我国发生地质灾害的数量最大幅度增加，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44%；

有世界银行专家在亚洲碳博览会上说，中国持续第二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提供者；

有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环保局联合对外公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首批《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正式开始实施；

有四川社科院一位离休研究员两度上书温家宝总理，引发了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民间集体论证。此前工程在地方政府的决策下匆匆上阵，现在计划正在调整延迟。

有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表示，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

我们从这些环境灾难、环境事件、环境保护的案例中选取了12个题目做文章，是记者们在这些报道中，不单有话要说，有独家之言，还有对未来，这是以记者的视角留下的记忆。

第一篇“绿色GDP：能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一文作者，在记者手记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于中国绿色GDP核算工作来说，2006年12月9日是个典型的日子：一方面，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另一方面，研究小组代表承认，“这个奖，我们拿得很沉重。因为绿色GDP至今还没有在地方政府层面取得共识。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喜忧参半，正如评委会对课题组的评语所说，绿色GDP核算工作“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

沙尘暴：从“人定胜天”到“科学防治”的记者手记中则有这样一段：我在电视上看到介绍西北地区一个农民，独自开垦了成片的农田，大量抽用地下水进行农田浇灌。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一个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本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上，进行了大量耗用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的农业生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些行为，可敬又可悲。

“癌症与水污染”的记者手记让人看得心里和她写得一样酸酸的：不是从家国层面，也不是从政策层面，而是从民生角度来探讨环境污染造成的公众健康损害，是我习惯的行文出发点。文中的小标题均是疑问句，这不是设问，而是我真实的困惑。河南的霍岱珊在短信中告诉我，“他们”势力十分强大，走法律途径太难太难。湖北的运建立说，村民们哪里懂什么起诉，连个收身份证的人都没有。住院收据都找不到，没有证据，这官司打也是输。当他们向外界伸出手求救的时候，谁注意到他们了？注意到又怎样了呢？在他们走投无路时，他们为什么不起诉？我把这个问题不断地抛给那些在环境维权领域的先行者，结果得到的回答十分悲凉。

“神山圣湖守卫者”的记者手记里也有类似的情感流露：2006年9月下旬，我接到四川藏区一位喇嘛的电话，他急促地告诉我，他们家乡出了事，6个藏民，被抓起来了!他说，当地政府引入外资，开采矿山。矿山占据了当地百姓的牧场，令藏民无以为生，而且，为矿山供电而建在一个湖上的水电站，污染了百姓的水源。那一条清澈奔流的小河，是当地数千藏民的水源地，如果建水电站、开矿，会伤害他们的健康。而当地藏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放牧，主要牧场没了，他们怎样活下去？一个矿山，将令那个世外桃源般的藏族乡村变成工业废墟。

因为六巴乡地处深山，没有电话信号，这位喇嘛跑到近百公里外的康定县城，才能打电话给外界求救。接到电话，我黯然神伤，他们正受到伤害，而我，帮不了他们。官民冲突事件本身就禁止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类似事件，就更别提了。因为这是媒体报道禁区，我国大多数公民对此毫不知情，更不了解，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对所有人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恶劣后果。

“回望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一文让这本书的责编已经在深深地思考：两年来一直追踪报道中国有关大江大河建坝的争论，让我痛彻地明白，任何一个大型的水电工程，并不仅仅是一个无生命的工程而已，它关系的是数以万计，或者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黎民百姓的生计及世代生活。中国西部的水电开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呈现出无序和失控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仅仅因为中国缺电吗？仅仅因为需要清洁能源吗？仅仅因为其背后有大利益集团的操控吗？事情当然没有这样简单。水电、火电开发无序有原因，大规模缺电有原因，利益集团能够介入操控有原因，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涉及到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这样的记者写的报道，受众看到的当然不仅仅是站在中立立场上传递信息，而是融进了记者的情感和眼泪。

发现问题、传递信息、舆论监督、普及知识、捍卫正义，这些都是记者的职责。近年来常常听到对记者这样的评介：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也许并不是我们这书要讨论的话题。但从我们这些记者的报道与调查中，公共知识，是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记者们的诠释的。

2006年我们选择的这12篇调查报告，绿色GDP、沙尘暴、全球气候变暖的思考、电、水电、风能、污染转移与污染与健康、以及草原、神山与江河的价值，是我们集体讨论后认可为当年值得记忆的事儿，所以我们去做了调查，写了出来，希望警示今天留给明天。

我们不敢说，未来每年都要写的《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能像美国世界研究所每年都出的《世界报告》那样具有影响力，但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