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自然 如何对待自然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出现以来就持续塑造着人们对于自然的广泛理解。如今，气候变化的后果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呈现，野火、飓风、暴雨、洪水、极端高温、极端低温……凡此种种，或见诸报端，或呈现眼前，对我们形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们经常思考或讨论的话题。

20世纪70年代，一家石油公司在泰晤士河口挖掘了数千吨淤泥，堆积在肯维岛，试图为码头扩建工程奠基。但工程并未实施，场地因此荒废。孩子们喜欢来这里玩耍和点火，自行车爱好者也频频到访开辟新骑行路径。肥沃的土壤萌生草木，因持续受到人类干扰，树木无法扎根，但野草、野花和灌木蓬勃生长，促成多种动物与昆虫物种栖息繁衍。100公顷的场地成为1300多个物种的栖息地，不乏熊蜂、翡翠豆娘等濒危物种。

谁曾料到，一座废弃的石油码头竟然成为西欧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点之一？自然就这样在最出人意料的地点显现了。如果没有泰晤士河挖泥船、没有石油公司的拟建工程、没有孩童的玩耍和自行车骑手到来，这个场地就不会如此这般。淤泥、废弃建筑和设施、游玩的孩童和自行车轮轧出的路径，为一种独特而多样的野生生物组合创造了机会。1000多个物种以多种方式彼此依存，多年来也一直在为人类提供接触、游玩与享受的机会。而英国政府的两难境地是：重新开发肯维岛从而为人满为患的伦敦城提供扩张之地？抑或保护此地独特的生态系统？

下定义，就是在行使权力。说出自然是什么、自然如何运转，以及应该或不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正是一种权力。这是让自己的知识主张被特定社会中大多数人郑重对待的权力。拥有这种权力的人，能够对数十亿人的生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并对人类周围如此纷繁复杂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现象施加深刻影响。可“自然”一词如此之复杂，叠加了无数层含义，谁又能真的说清呢。

伦敦肯维岛的案例，印证了英国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关于“自然”的以下论述——“自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天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纯净的，又是杂糅的。自然包括秩序与无序、崇高与世俗、受挫与胜利。自然既是总体，又是部分；既是母体，又是客体；既是生物，又是机器。”

史密斯用了一堆反义词来描述“自然”这个词，这无非说明了，为“自然”下定义是难度极高的任务。放弃下定义的努力，更容易达成一个共识：自然无边界。它无所不在，包罗万物；人不在自然之对立面，而在自然之内。或许可以突破关于自然的种种定义，挑战人们惯有的思维。

“人与自然”总被挂在嘴边，可这种说法无形中把人和自然置于对立之中。跳出此时此地，特别是现代大都市的拘囿，向远方看，向从前看，“土生土长”就是对人属于自然最朴素的认同。如果乘飞机越过高原，会看到雪山连绵无际，河流从高山之间开辟通路，偶有村镇聚落在河谷，需要细看才能辨识。即便没有俯瞰的视野，田间躬身劳作的农人，靠山而居的山民，都不怀疑自己就是生长于斯的一部分。把自身置于自然之内而非自然之对立面，这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出发点，也是决定如何对待自然的出发点。

自然无法“自明”，必须有人为它“代言”。而关于自然的一切表述，都不可避免涉及“讲述”——表达者会按照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式对自然加以描述、建构或渲染。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经济上很大程度依赖木材出口，但这里也是绿色和平组织萌生之地。该省克里阔特湾分布着年深日久的温带雨林，因砍伐而日渐缩减。20世纪90年代，环保主义者就政府为林业公司颁发伐木执照提出强烈反对。环保主义者和伐木游说者各执一词，对克里阔特湾的树木加以“讲述”。林业公司推出一本标题为《砍伐之外》的出版物，把克里阔特的林木描述为加拿大的宝贵资源，而自己则是富有责任感的资源管理者，代表加拿大人民管理这片树林，为民众创造工作岗位，谨慎经营，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砍伐树木。环保主义者则推出了名为《克里阔特：与自然同在》的出版物，包括许多照片，把克里阔特塑造为“崇高、复杂又迷人的景象，其中充满了强大的力量及错综复杂甚至微妙的关系”，强调该地区的价值不仅在于林木的稀有性，更在于未受破坏的特征。两相对比已经非常有趣。但更有趣的是，把双方关于同一片树林的意图和动机搁置一旁，伐木游说者和环保主义者其实对非人类世界采用了相同的话语方式——无论是作为宝贵的木材资源，还是珍稀的原始荒野呈现，都把克里阔特的真实特征归为“没有人类存在的”自然性，擦除了本土居民的存在。这样的“殖民话语”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英国在此地殖民，把原住民迁离原本属于他们的森林和山脉。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对自然加以呈现，不但会因意图和动机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话语，更可能把“自然”的标签当成另辟蹊径的政治。这些关于自然的主张都在竞争着受众，塑造受众对自然的认识，并进而引导人们对自然的行动。

16世纪欧洲风景画算是更为通俗的例证。景观作为特定的“认识方式”，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同步。城市新贵商人和实业家在郊外购房置地，并请人画下自己的产业。农民和佣工被排除在画外，他们的劳作不为人所见，这反映了一种分化的社会关系，而且也让城市的精英享受看上去和谐有序的乡村环境。时至今日，当提到“景观”一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大地、河流、树木、田野、天空、牲畜。但是，没有人！景观曾经是阶层特有的“观看之道”，其影响延绵至今，可见自然的视觉建构与话语建构同样重要。

自然本身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从历史上看，自然之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关于自然之“真理”，今时今日看起来常常是荒谬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大行其道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提出有限的自然资源基础会对地球上可以生存的人口数量产生限制。在此思想引导之下，《人口大爆炸》《增长的极限》等书籍纷纷呼吁通过“预防性抑制”（如通过增加避孕措施来限制人口）来规避饥馑致死的情况发生。当然，人类学和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对其进行了批驳，指称“人口过剩论”关于自然的假设是不够严谨的。因为无论是“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还是“自然资源”的界定，都无法脱离历史和文化背景，资源稀缺也并非自然原因导致，而是社会进程带来的结果。基于此，哈维认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流行，正是因为它迎合了西方精英的利益，所以才被断言是客观真实的。

人们持续以多种方式去理解自然，但不同的方式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在努力获取关于自然的“恰当”理解。众多组织、机构和行业都是关于自然知识的生产者。他们持续不断产出知识，包括何为自然的知识，也包括如何恰当使用、控制或改变自然的知识。地理学作为自然知识生产者之一，堪称卓尔不群。首先，地理学针对“自然”一词涵盖的现象开展了广泛研究。与诸如化学等专门化的学科相比较，地理学研究一切，从世界人口迁移与分布，到基于冰芯和石笋提取信息以确定远古时期气候变化。其次，地理学的三大分支——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环境地理学，为理解自然提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兼而有之的视角，难以找出任何一个其他学科能与之相比。

当然，需要明确：除了地理学之外，其他学科也在产出自然知识；除了学术界之外，还有诸多非学术组织产出自然知识；自然知识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竞争；不可简单判定学术界关于自然的理解就是真实而客观的。基于这一立场，有必要对地理学的三大分支学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环境地理如何研究自然加以对照，从地理学的发轫溯源，以“自然”这一地理学最主要研究对象为主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就能清晰呈现。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教授撰写的《自然》一书中，将此概括为以下三点：地理学者对自然所涵盖的现象开展了范围异常宽广的研究；地理学者共同为自然提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地理学三大分支学科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关注自然中完全不同的方面，彼此存在明显差异和相互忽视。一言以蔽之，自然地理向外探索“非人类”自然，人文地理由外而内挖掘“人类”自然，环境地理则探求人与非人自然之关联。三者时有交汇，却更多分离；偶有唱和，更不乏冲撞。

一方面，诺埃尔·卡斯特利巧妙地带领读者向远方看、向从前看、以俯瞰的视野来看，从而把人类自身置于自然之内而非自然之对立面。另一方面，《自然》一书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环境地理学者开展自然研究的不同方式进行解释，但却无意做出孰优孰劣之判断。卡斯特利对所有学者产出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一视同仁——都是“关于知识的主张”而非“真理”，它们相互争夺，努力得到学生、其他学者以及学界之外各种支持者的关注。自然自在，人对于自然加以讨论和开展行动的方式一直在变。《自然》一书提醒读者，通过不同的方式会得到关于自然的不同知识主张，进而引导对所谓“自然”之事物采取不同的行动。

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历程，地理学在19世纪末成为一门大学学科。彼时彼刻，地理学是一门整体性学科，其早期倡导者并未发现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之间的显著差异。正如英国近代著名的非洲探险家利文斯顿所言，“地理学具有独立的学科身份，正是在于这个学科有能够把世界和生活中那些完全不相干的要素组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能力。”对于早期地理学者而言，“自然”堪称双刃剑。一方面，“自然”这一主题被用来确定学科视角的独特性，地理学在学界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强调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特定的人类自然特征和社会形态之间的特定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全面性和综合性的视角，无疑成为地理学的最大弱点——研究议题无比宏大，地理学者又如何能够通晓一切，并理解万事万物如何在因果关系层面相互作用？

地理学发展至今，正如我们所知，已发展成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环境地理三大分支的一门庞大学科。自然地理学着眼于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真实环境”，把人的要素排除在外，是一门“实地研究学科”；人文地理学则把绝对的焦点放在人类世界上；环境地理学居于其中，把关于自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结合。大多数专业地理学者都为自己加上自然地理学者或人文地理学者的标签。研究重点不同，所采用的范式也不同。地理学不再是曾经的“整体性学科”，而成为“分裂的学科”。三大类地理研究群体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方面开展研究，他们相互无视，对彼此的研究所知甚少。当然，地理学绝非个例。大部分其他学科也都是由若干学术群体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同样所知甚少。

今时今日，地理学者亟待对以下方面做出思考：

其一：如何认识自己开展的研究和产出的有关自然的知识？

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是否一直相信自己产出的知识是客观而准确的？有没有过分强调自己产出知识的客观性和可信性？是出于何种目的去这样强调的？是否赞同自己产出知识只是有待与其他知识相互竞争的“关于知识的主张”？

其二：作为一个“分裂的学科”，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存在巨大差异和相互漠视。对地理研究者而言，如何破除彼此的漠视，扩展各自所研究的“自然”之范围，并打破固有的研究范式？对地理教育者而言，如何帮助学生消除隔阂，突破研究范围和思维模式的边界？

其三：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地理学因缺乏自信以至于略显谦卑，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却屡屡错失机会。比如，20世纪初地理学未能抓住“人类影响”这一主题，本来可以为研究“人-环境关系”提供一种相对于进化论或环境决定论而言更优的方式，却任凭机会流失。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凸显，地理学又一次迎来可让“人类影响”研究成为学科主流的良机。然而事与愿违。一方面地理学者未能对局部及全球环境问题充分重视开展分析；另一方面，从道德上看，地理学忽略了大规模环境运动中展现出的“亲自然”（生态中心主义）态度而把重点放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源管理”之上。

其四：地理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力被低估了。地理学对于塑造有关自然的广泛理解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学术界中绝非“跑龙套”的角色。今时今日，地理学如何迎合时代需求并取得发展与进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地理学如何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

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关知识的主张，它们相互竞争，要获取受众的心。地理学者仅仅是努力去对“自然是什么”以及“人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自然一词所指代的事物”加以界定的群体之一。人们内化了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正是让社会对自然的理解得以形成和塑造的广泛过程的一部分。对自然的知识生产作出贡献的地理学人尤其需要“思辨”的态度，不应把从各种渠道获取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一概奉为真理，而应以“观点”视之。

不管在任何社会，都会有特定的知识生产者有能力宣告他们的知识是“格外真实的”。教育让学生相信教师是值得信赖的专家，而教师则可以利用这一“优势”，让学生毫无异议地吸收某些知识而非其他。教师是知识的“守门人”，他们使用这种对知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加以判断的权力，去肯定某些知识主张，去否定其他主张。《自然》一书希望为学生读者提供工具，让他们知晓关于自然的知识是经过建构的，不是无可辩驳的。书中提醒地理专业学生：“请把地理学视为若干生产知识的领域之一，它在尽力劝服你相信它关于自然的主张是合理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与自然本身并不等同。地理学者所生产的，是关于自然的理解；是知识，而非事实”。

想要探索那些有关自然的知识，必须随时思考以下问题：这些知识是如何被它们的倡导者加以规范化的？他们试图达成何种类型的现实？为什么他们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自然？只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才能对以下问题找到合理答案：自然到底是什么？自然如何运转？如何管理自然？在当下以及未来应当如何与自然相处？未来如何开展关于自然的研究和生产关于自然的知识？（作者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