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10
南方都市报水危机系列报道七:黄河最大支流之死
来源:南方新闻网2007年11月19日
http://news.qq.com/a/20071119/002021.htm
●哺育了关中文明的渭河集纳了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成为黄河最大污染源之一●其下游城市渭南在污染和缺水的常态中习以为常,水生存状况堪忧
陕西渭南渭河南岸某村庄,两个玩耍的孩子和用污水渠灌溉的庄稼。水是乌黑的,尽管浇水前用试纸测酸碱度,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
发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在陕西,她的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以及80%的GDP——她同时成为了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她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渭南市正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它中部的渭河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东大门”。
在经过上游宝鸡、咸阳和西安之后,到达渭南中心城市以北的渭河长年都是劣5类水。对于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已经毫无意义。“晚来清渭上,疑似楚江边”的诗意,已经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远去而风流云散——在渭南,没有市民把渭河当成一处景观。除了渭河岸边的村民,河堤边少有人行走。汛期没有来到的时候,渭河水浓稠乌黑如同柏油,在50米外就有恶臭扑鼻而来。7月进入汛期,大量的雨水稀释了河水的恶臭,裹携着黄沙的河水中央仍然混杂着其他颜色和一团团灰色泡沫。
如果说全球水资源人均拥有量是一个5加仑标准桶,那么中国人均拥有量就是3.78升;到了陕西关中地区,这个人均量就变成500毫升的瓶装水1瓶多。
缺水和污染,在渭河下游的这个城市已成为令人麻木的常态。
2006年6月的一个早晨,陕西渭南市南京街的江楠(化名)拧开水龙头,接了一口杯水——在发现水的颜色发绿的同时,她闻到了异味。
她给自来水公司去了一个电话,询问对方水质是否出现问题。自来水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天旱,水源地沋河水库的水量持续减少,造成水草露出水面大面积腐烂,影响了原水水质。但水厂已经采取措施,水是安全的。
江楠记忆中,事实上,水质异常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然而,同样住在南京街的刘阿姨却没有注意到这次事件——尽管她记得从1980年代的5毛一吨,已经涨到现在的两块八一吨;她在感叹物价上涨的同时抱怨水里的水垢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不得不把水里黑色的沉淀物过滤了才能用。
2007年初夏,再次大旱让沋河水库的水量岌岌可危,水库有效库容一度只够供应城市用水一个多星期。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看着附近洗浴中心熠熠生辉的招牌,市民黄女士疑惑地对记者说:“渭南缺水吗?”
渭南的普通市民并不知道,寻找水源成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在官方的许多报告和工作调研报告中,“水瓶颈”已经成为一个惯用语。
和很多城市一样,这个大多数人拿着千元左右工资的城市,很多居民已经不喝自来水,最热门的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个著名泉眼命名,装修舒适的茶馆是本地消闲场所的主流之一,人均消费仅20元左右,声明用的是从中心城市邻近的华县深山里运来的泉水。
尽管“水危机”这个词的直观想象,总是失控的城市和抢购瓶装水的市民;但当危机并未爆发,由于城市在公共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和相关信息的不公开,让人们很难感觉到水的匮乏和危险。水源减少和水质变差成为老生常谈,一切显得事不关己。
关中文明源于渭河的冲击荡涤,渭南历史上人文鼎盛:从大荔猿人到沙苑、龙山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古长城残垣到隋唐时代的帝王陵冢……这里也是史家司马迁、隋文帝杨坚、诗人白居易、杨贵妃、名将郭子仪、名相寇准和杨虎城将军的故乡。然而今天的渭河,却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一条叫沋河的污水渠
沋河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它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两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
城市东南郊,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不到半亩的水池边,密密地挤着三四十根钓竿。大家一片肃然,只有浮子上的荧光和偶尔几个烟头在闪动。
除了水源地沋河水库,市区附近已经没有自然的水面可以垂钓。
行者经常到这里来钓鱼。“行者”是他在本地志愿者论坛上的名字,业余时间,他是那里积极的组织者。这10年,他慢慢发现,城市周围水面在减少,水变得肥浊,这样的水让鱼变得迟钝,不爱咬钩。
他开始把对环保的关注引入他们的论坛,但能够做的,只能是懵懂地寻找水质变差的原因:寻找企业向河流偷排的排污口。这个工作不算庞杂,渭南市区只有两条河流:渭河和沋河。在地图上,这两条河如同蓝色的飘带,后者轻盈地从东南向东北,最后汇入横贯城市北面的前者。
但“行者”在路上看见的与地图大异其趣。沋河位于城市水源地沋河水库的下游,但因为用水吃紧,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水库不放水,它的河床长满荒草。除了水库闸缝里流出的一小缕清水,它的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从鱼塘这段往下走,一处挖沙场已经让河水断流,变成挖沙场的几个水洼。挖沙场下游,医院、炼铁厂的废料堆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污管,给河流贡献了成分不同的径流量。进入城市的沋河公园区域,为了创建卫生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在荒烟蔓草的宽阔河床中间修筑了一条两米左右的水泥渠,好让这条深绿色、臭烘烘的径流看起来体面一些。经过公园之后,沋河穿过村庄和庄稼地奔向渭河,在一面“渭南是我家,创卫靠大家”的砖墙后面,一股更大的生活污水突如其来地汇入,沋河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
渭河和沋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非常重要,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的大部分的饮用水源,就依靠这两条河流的激发补给。
每天缺水2万吨
地下水位一直在降的同时,地下水水质污染也日趋严重。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原总工程师戴全宝还记得1960年代,当自己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青时,渭河除了泥沙很大,还很干净,可供生活饮用,鱼虾很多。他仍然记得上班路过涨水的渭河,用随身的大塑料文件袋装了整整一包鱼回家的情形。
不过那个年代,人们不需要利用渭河作为水源。在1990年代以前,城市的地下水足以满足城市生活所需。
一位渭南自来水公司的老员工介绍,在1970年,自来水公司的前身“自来水排”建立的时候,渭南是只有数万人的县城,而现在却有了32万人口。1990年左右,最老的“西水厂”不能满足城市需要,于是加建了东水厂。
整个1990年代,每年的7、8、9三个月的用水高峰,是自来水公司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年都要应急增加两到三眼井。”自来水公司从1987年的13眼井发展到1997年的30眼井。人们发现地下水位一直在降低,每年井中的水位要降1米,旧的井不得不废弃,新的井再打出来。水量变化的同时,地下水水质也逐渐有变化:先是浅层水发黄不能再用,“如今只能用中层水和深层水,一部分中层水也被污染了。”
供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管网末端以及城市南端的台地,水一少,就供不上。必须建新的工厂来满足用水需要,但这时,地下水指望不上了。作为计划经济的遗留,单位自备井也仍然是城市供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的井的眼数数倍于自来水公司,其抽水量至少是后者的两倍——事实上更难于控制和估算。这样合起来,城区一天被抽取至少13万吨地下水,而城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每天10.54万吨。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1999年,南水厂开始建设,只能与1992年开始建设的渭河化肥厂项目共享沋河水库地表水源。在好的年份,这样的共享相安无事,而一有旱情,就捉襟见肘。
譬如今年入夏以来,旱情严重,沋河水库水位严重下降,城市用水告急,“市政府每天早上都打电话来问呢”,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5月份,引水管已经开始裸露,到6月,库容只剩下40万立方米可以用。水库只好调低了城市供水的取水口,同时,渭河化肥厂不得不停下了数条生产线。6月初的记录显示,水库日流量仅为3456吨,而这个流量,仅仅相当与南水厂平时日供水量的一半不到。
旱情紧绷直到6月下旬,雨季开始,数十公里以外的秦岭山脉中,作为城市新开发水源的涧峪水库开始蓄水,并立即开始为城市应急供水——这个时候,涧峪水库工程并没有完工;但化肥厂焦虑的生产线已经不能等了。
渭南市的一份政府研究报告显示,城市每天供水量与需水量之间,仍然有2万吨的缺口。缺水,也许意味着很多市民过的是西南京街的刘阿姨这样的日子:家里马桶水箱的龙头从来没有打开过,卫生间永远都有一个桶里盛着家里人用过的几乎所有废水,留着冲厕所。洗脸水用来擦桌子,洗菜水如果不太脏,可以拿来洗第一道碗;洗衣机里洗第一遍衣服的水正好接出来洗拖把;漂衣服的水可以拿来拖地板……或者像城市东南李家堡附近的数百名居民一样,因为在老化的管网末端,只能一天两次等待应急水车的光临。
这也意味着城市剥夺了属于农业的水资源。在城市东南郊的沋东灌区,4800多亩土地,自尤河水库向城市供水,已经多年得不到充分灌溉。渭南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主任金瑞杰解释说,水法规定,水资源的配置原则是:居民生活用水优先,接下来才是工业,最后兼顾农业。
同时,那也表示无法完全释放出来的产能。“项目要来,计委和水利部门要先做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报告,首先要确定水在哪里。”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