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最大支流之死

来源：南方新闻网2007-11-19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642601195450215_1.shtml

哺育了关中文明的渭河集纳了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成为黄河最大污染源之一。其下游城市渭南在污染和缺水的常态中习以为常，水生存状况堪忧。

陕西渭南渭河南岸某村庄，两个玩耍的孩子和用污水渠灌溉的庄稼。水是乌黑的，尽管浇水前用试纸测酸碱度，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

发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在陕西，她的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以及80%的GDP——她同时成为了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她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渭南市正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它中部的渭河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东大门”。

在经过上游宝鸡、咸阳和西安之后，到达渭南中心城市以北的渭河长年都是劣5类水。对于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已经毫无意义。“晚来清渭上，疑似楚江边”的诗意，已经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远去而风流云散——在渭南，没有市民把渭河当成一处景观。除了渭河岸边的村民，河堤边少有人行走。汛期没有来到的时候，渭河水浓稠乌黑如同柏油，在50米外就有恶臭扑鼻而来。7月进入汛期，大量的雨水稀释了河水的恶臭，裹携着黄沙的河水中央仍然混杂着其他颜色和一团团灰色泡沫。

如果说全球水资源人均拥有量是一个5加仑标准桶，那么中国人均拥有量就是3.78升；到了陕西关中地区，这个人均量就变成500毫升的瓶装水1瓶多。

缺水和污染，在渭河下游的这个城市已成为令人麻木的常态。

2006年6月的一个早晨，陕西渭南市南京街的江楠(化名)拧开水龙头，接了一口杯水——在发现水的颜色发绿的同时，她闻到了异味。

她给自来水公司去了一个电话，询问对方水质是否出现问题。自来水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天旱，水源地沋河水库的水量持续减少，造成水草露出水面大面积腐烂，影响了原水水质。但水厂已经采取措施，水是安全的。

江楠记忆中，事实上，水质异常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然而，同样住在南京街的刘阿姨却没有注意到这次事件——尽管她记得从1980年代的5毛一吨，已经涨到现在的两块八一吨；她在感叹物价上涨的同时抱怨水里的水垢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不得不把水里黑色的沉淀物过滤了才能用。

2007年初夏，再次大旱让沋河水库的水量岌岌可危，水库有效库容一度只够供应城市用水一个多星期。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看着附近洗浴中心熠熠生辉的招牌，市民黄女士疑惑地对记者说：“渭南缺水吗？”

渭南的普通市民并不知道，寻找水源成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在官方的许多报告和工作调研报告中，“水瓶颈”已经成为一个惯用语。

和很多城市一样，这个大多数人拿着千元左右工资的城市，很多居民已经不喝自来水，最热门的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个著名泉眼命名，装修舒适的茶馆是本地消闲场所的主流之一，人均消费仅20元左右，声明用的是从中心城市邻近的华县深山里运来的泉水。

尽管“水危机”这个词的直观想象，总是失控的城市和抢购瓶装水的市民；但当危机并未爆发，由于城市在公共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和相关信息的不公开，让人们很难感觉到水的匮乏和危险。水源减少和水质变差成为老生常谈，一切显得事不关己。

关中文明源于渭河的冲击荡涤，渭南历史上人文鼎盛：从大荔猿人到沙苑、龙山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古长城残垣到隋唐时代的帝王陵冢……这里也是史家司马迁、隋文帝杨坚、诗人白居易、杨贵妃、名将郭子仪、名相寇准和杨虎城将军的故乡。然而今天的渭河，却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一条叫沋河的污水渠

沋河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它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两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

城市东南郊，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不到半亩的水池边，密密地挤着三四十根钓竿。大家一片肃然，只有浮子上的荧光和偶尔几个烟头在闪动。

除了水源地沋河水库，市区附近已经没有自然的水面可以垂钓。

行者经常到这里来钓鱼。“行者”是他在本地志愿者论坛上的名字，业余时间，他是那里积极的组织者。这10年，他慢慢发现，城市周围水面在减少，水变得肥浊，这样的水让鱼变得迟钝，不爱咬钩。

他开始把对环保的关注引入他们的论坛，但能够做的，只能是懵懂地寻找水质变差的原因：寻找企业向河流偷排的排污口。这个工作不算庞杂，渭南市区只有两条河流：渭河和沋河。在地图上，这两条河如同蓝色的飘带，后者轻盈地从东南向东北，最后汇入横贯城市北面的前者。

但“行者”在路上看见的与地图大异其趣。沋河位于城市水源地沋河水库的下游，但因为用水吃紧，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水库不放水，它的河床长满荒草。除了水库闸缝里流出的一小缕清水，它的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从鱼塘这段往下走，一处挖沙场已经让河水断流，变成挖沙场的几个水洼。挖沙场下游，医院、炼铁厂的废料堆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污管，给河流贡献了成分不同的径流量。进入城市的沋河公园区域，为了创建卫生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在荒烟蔓草的宽阔河床中间修筑了一条两米左右的水泥渠，好让这条深绿色、臭烘烘的径流看起来体面一些。经过公园之后，沋河穿过村庄和庄稼地奔向渭河，在一面“渭南是我家，创卫靠大家”的砖墙后面，一股更大的生活污水突如其来地汇入，沋河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

渭河和沋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非常重要，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的大部分的饮用水源，就依靠这两条河流的激发补给。

每天缺水2万吨

地下水位一直在降的同时，地下水水质污染也日趋严重。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原总工程师戴全宝还记得1960年代，当自己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青时，渭河除了泥沙很大，还很干净，可供生活饮用，鱼虾很多。他仍然记得上班路过涨水的渭河，用随身的大塑料文件袋装了整整一包鱼回家的情形。

不过那个年代，人们不需要利用渭河作为水源。在1990年代以前，城市的地下水足以满足城市生活所需。

一位渭南自来水公司的老员工介绍，在1970年，自来水公司的前身“自来水排”建立的时候，渭南是只有数万人的县城，而现在却有了32万人口。1990年左右，最老的“西水厂”不能满足城市需要，于是加建了东水厂。

整个1990年代，每年的7、8、9三个月的用水高峰，是自来水公司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年都要应急增加两到三眼井。”自来水公司从1987年的13眼井发展到1997年的30眼井。人们发现地下水位一直在降低，每年井中的水位要降1米，旧的井不得不废弃，新的井再打出来。水量变化的同时，地下水水质也逐渐有变化：先是浅层水发黄不能再用，“如今只能用中层水和深层水，一部分中层水也被污染了。”

供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管网末端以及城市南端的台地，水一少，就供不上。必须建新的工厂来满足用水需要，但这时，地下水指望不上了。作为计划经济的遗留，单位自备井也仍然是城市供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的井的眼数数倍于自来水公司，其抽水量至少是后者的两倍——事实上更难于控制和估算。这样合起来，城区一天被抽取至少13万吨地下水，而城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每天10.54万吨。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1999年，南水厂开始建设，只能与1992年开始建设的渭河化肥厂项目共享沋河水库地表水源。在好的年份，这样的共享相安无事，而一有旱情，就捉襟见肘。

譬如今年入夏以来，旱情严重，沋河水库水位严重下降，城市用水告急，“市政府每天早上都打电话来问呢”，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5月份，引水管已经开始裸露，到6月，库容只剩下40万立方米可以用。水库只好调低了城市供水的取水口，同时，渭河化肥厂不得不停下了数条生产线。6月初的记录显示，水库日流量仅为3456吨，而这个流量，仅仅相当与南水厂平时日供水量的一半不到。

旱情紧绷直到6月下旬，雨季开始，数十公里以外的秦岭山脉中，作为城市新开发水源的涧峪水库开始蓄水，并立即开始为城市应急供水——这个时候，涧峪水库工程并没有完工；但化肥厂焦虑的生产线已经不能等了。

渭南市的一份政府研究报告显示，城市每天供水量与需水量之间，仍然有2万吨的缺口。缺水，也许意味着很多市民过的是西南京街的刘阿姨这样的日子：家里马桶水箱的龙头从来没有打开过，卫生间永远都有一个桶里盛着家里人用过的几乎所有废水，留着冲厕所。洗脸水用来擦桌子，洗菜水如果不太脏，可以拿来洗第一道碗；洗衣机里洗第一遍衣服的水正好接出来洗拖把；漂衣服的水可以拿来拖地板……或者像城市东南李家堡附近的数百名居民一样，因为在老化的管网末端，只能一天两次等待应急水车的光临。

这也意味着城市剥夺了属于农业的水资源。在城市东南郊的沋东灌区，4800多亩土地，自尤河水库向城市供水，已经多年得不到充分灌溉。渭南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主任金瑞杰解释说，水法规定，水资源的配置原则是：居民生活用水优先，接下来才是工业，最后兼顾农业。

同时，那也表示无法完全释放出来的产能。“项目要来，计委和水利部门要先做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报告，首先要确定水在哪里。”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地下30米内的潜水均被污染

过境的黄河与渭河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

中国缺水的四种主要表现——时间性、地区性、工程性和水质性缺水，在渭南都全部具备。事实上，水质性缺水，是中国大江南北的通病。

金瑞杰说：“我们的客水利用还不够。”但回过头来，两条最大的客水——黄河与渭河，现在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

而城区的地下水，地下30米以内的潜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而筹备北水厂的最新勘探资料表明，几乎所有潜水中铁、锰均超标2到3倍和5到8倍，占取水量的80%以上。摄入铁过量会导致铁中毒；而锰的生理毒性比铁更严重，锰及其无机盐类，在我国《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中被列为极度危害物质。即便无法确定对健康的伤害，锰也会带来麻烦——就在7月下旬，陕西的榆林市就因为水管内壁上的二氧化锰大面积脱落，榆林市约10万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突然变成了“黑水”。

1995年到2005年，沋河水库上有一个人声鼎沸的“洋洋水上游乐园”，木船和游艇四处穿梭，“农家乐”遍地开花，水库的水一度出现石油类、水银、酸碱度和生物耗氧量常年超标的现象。

而2005年后，水库逐渐门禁森严：竖起了不准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警示牌，围起了栅栏，不再允许附近村民洗衣服，并禁止钓鱼等活动。水上乐园和上游的采石厂、造纸厂被取缔。尽管这是一个二级病险水库，但水利部门仍希望通过加闸加坝，充分利用这离市区最近的地表水源。

沋河水库现在已经达到3类水标准，生态也逐渐恢复到十几年前的宁静。正午的阳光下，草丛散发着艾草浓郁的香气，大堤守候着宋画一般寂静的村郭；许久才有骑自行车的人闪过，一只在堤上踱步的雉鸡被惊飞起来。

尴尬的合作

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然而蜜月期很快过去，自来水公司每个月亏损高达百万。合作也并未解决水质问题

城区地下水开采已经饱和，而地表水量少不稳定，只能作为调剂，干渴的渭南城亟需在北部渭河的傍河水源地，建一个新的水厂，这个水厂投资需要超过1.2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10。唯一的可能就在“招商引资”。

此时正值跨国水务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水资源紧缺让他们坚信中国水价有足够的上升空间。渭南这样的三线城市市场虽然不大，但在2003年，陕西省城市水价改革正式启动。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

2004年，渭南市和法国通用水务总公司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通创水务公司签定合同，开始城市供水合作。通创水务公司租赁现有三个水厂负责水处理，并新建北水厂；渭南市自来水公司主要负责保证水源、售水，负责城市供水管网的改扩建工作。

城建局一位负责人如此解释渭南方面的合作意图：市自来水公司累计负债，继续筹措资金完成水源、水厂工程建设困难重重。自来水公司制水处理设备落后，影响供水水质，无法达到卫生部2001年饮用水标准要求。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是对立的两个单位了。”自来水公司一位管理人员的话，表明与外资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合作远不如预期那么美好。

来自自来水公司的消息源表示，当初政府主导签下的合同，“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固定回报合同”。从1990时代开始，鉴于很多水务企业与外资之间的固定回报合同带来国有企业沉重债务负担，2002年，国务院曾经发文，明令禁止此类合作方式。

渭南的合作，不管实际用水量多少，每年要按照固定水价、固定用水量核算，用水量逐年提高，譬如第二年就按7万吨算。实际上，“我们根本供不了那么多水，只有四五万吨。”

而自来水公司要负责天旱的时候沿河打井；免费提供地下原水。还有一些无法预期的风险：水厂要付给水库0.27元每吨的原水费，在合同开始不久，水库就涨价到将近0.63元——这部分差价，要由自来水公司补足。

自来水公司每一吨水的成本陡然上升：从水厂买水1.38元，原水费交4毛，水资源费3毛，平均摊下来每吨1毛多的税收，再算上27%的管网漏失率，管理、维修维护成本，“一吨水的成本已经是三块多——卖一吨水亏一块多！”“以前我们好的时候能盈利；坏的时候一个月也就亏几万块、十几万，现在是每个月亏上百万。”

作为公用事业，自来水公司有它自己的历史遗产：22个吃水不花钱的城中村和高达27%的管网漏失率，而水费收费率只能达到40%——譬如，“特种行业，洗浴中心相当多，用水量特别大，社会关系复杂，有背景，没有几家交水费，即使收，也几乎没有按特行(约两倍的费率)收费的。”此外，在渭南，公用事业单位高于平均的待遇，让这些单位冗员居高不下。自来水公司曾经在1990年代后期某一年之内增加七十多人，那一年的经营状况直接转向亏损。

自来水公司方面认为通创没有履行合同：3000万两年之内要付清的租赁费，只付了1280万；原定于今年要投产的北水厂项目尚未启动：“与通创合作，主要是冲着建北水厂去的。水厂按道理今年要投产了，但现在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

合作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合作尚未给市民带来新的东西。

被预期带来更先进技术的通创的水处理工序，除了因藻类繁殖而兴建的应急活性炭粉投放装备和铁锰氧化过滤曝气池，仍然是过滤-混凝-沉淀-加氯消毒，与老水厂并没有实质差别；通创公司负责人仍然不能说清楚每天进行的化验，是化验多少项指标；自来水公司则借今年年初用户投诉菌类超标的事件，表示对水厂化验结果的不信任，正准备斥资自己建设一个化验中心。在去年6月出现藻类繁殖事件时，水厂在长达50天的时间里用活性炭粉末和高锰酸钾处理水，然而，这个过程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告知用户。

污水处理厂流出新水源

挂牌督办之后，污水处理厂总算正常运营。在生产线末端，流出了渭南市城区地面上流动着的最干净的水。这水经过中水回用工程再处理，就可以循环利用

“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也许我就对渭南的水环境没有什么认识，我也不会感到缺水的危机。”渭南污水处理厂总工程师周海平说。

从河边荒地变成污水处理厂的过程中，本来从事土木工程的周海平，慢慢对这一行有了兴趣；但他没有想到，工厂建起来之后，一波三折。

首先面临的就是停产。靠丹麦政府中国投资司提供无息贷款建起的工厂，每年还贷款就要500多万元，除去国债负担的部分，“收的排污费只够还债”。而每天机器一开动，成本就是3万多。

2006年夏天，这个“晒太阳工厂”被沿渭河考察的民间环保志愿者汪永晨发现。事情曝光后，结果皆大欢喜：渭南市政府表示负责归还债务，而每年800万排污收费全部用来维持日常运营全额用于水处理。

工厂开工后，不少企业把没有经过预处理的工业废水偷排到市政管道。工厂的设计标准是生活污水的COD(化学需氧量)330毫克/升，可进来的水达到COD1400毫克/升。污水处理系统里娇嫩的活性细菌受到冲击大量死亡，失去了处理能力，导致排出的水和进来的水一样黑臭。工厂成为污水渠的延伸。

他向所有可以投诉的部门——创卫办、城建局、环保局、纪委，都写了信，但是于事无补。直到今年4月，这个厂被中办、国办检查小组逮个正着，被挂牌督办。

“我觉得那些事情都是你必须做好的，为什么要等到别人检查你、罚你才做呢？”这个时候，周海平会想起当初他去接受设备培训的丹麦城市奥胡斯(Aarhus)，那个人口和渭南一样多、污水处理厂却遍布各个社区的小城。那里的污水处理厂不必考虑经费问题，而他们厂不得不安排二十几个人专门想方设法去收齐排污费。在丹麦他参观过一个大厂，日处理10万吨，连厂长在内，只有5个员工。而他们的公告栏显示，这日处理6万吨的厂里，已经有将近90名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