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移民工程调查结论
一、基本概况
在当前的环境保护与水利工程界,怒江水坝建设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公众争议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水坝上马的合理性、环境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比以及修建水坝对当地居民的实际利益是促进还是侵害等一些烈问题展开。为了对此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我们于2006年2月17日到28日深入怒江当地对未来的目标移民进行了个案访谈。访谈采用沿路偶遇的形式,半随机地选择调查对象,而没有施加人为的干预与有意的选择。
个案访谈资料已经登摘于以下网页上:www.nujiang.ngo.cn,可查看。在个案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又对定性资料加以量化处理,将之转换成一些量化的问题。为了减少从访谈资料转化为定量数量的主观性,我们使用尚缺乏相关价值争论背景的学生加以评分。
本次数据分析中包含个案94个,其中男性60人,女性34人。性别分布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在当地,女性家庭成员更不愿意抛头露面之故。民族分布主要是傈僳族,53.2%,其他位彝、汉、怒、藏、白、纳西等族。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90岁,约70%的位于20至60岁之间。文化程度偏低,在有效的调查者中,34.3%的人未上过学,42.1%的人小学或小学未毕业,只有23.6%的人为初中或以上。
二、移民搬迁:几十年的闹剧为什么重复上演?
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地通过修水坝来发展经济的事例,也有过太多的移民后遗症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数据资料。移民问题大致属于社会学的问题,经仔细研究,是可以找出问题发生的根源、规律、并因此而避免问题不再出现的。
太远的不说,在轰轰烈烈的三峡移民工程中,经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移民问题之所以总是难以完好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从事前到事后的“三部曲”:在事前的发动中依靠群众对国家的信任而使之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搬迁过程中依赖于对宣传鼓动造成的对未来安置地的高期望值而顺利移走,在安置后真正遇到了土地的不良境况与社会关系的难以适应而纷纷返迁甚或找政府上访、闹事。其中,高期望值降低了搬迁的难度,而却增加了搬迁后的风险;政府许诺的破灭却又破坏着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至于迁入地的真实生活水平的低下,那则已经是第三级的问题了。如果搬迁安置费是由政府帮着安排花出去的,那么问题将更加严重。
那么,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是否还会在在怒江这里重新上演一遍呢?请看有关数据:
- 移民心目中的政府:虽然历经折腾,但是,移民对政府非常信任的仍然占13.3%,较为信任的为19.1%。但由于这里正经历着各种搬迁的风波,信任程度已经远远降低到应有水平之下。除了上述比例之外,其他约2/3的人都是“一般”、“怀疑”和“十分紧张”。其中约1/5的人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这不妨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十年里在三峡移民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随着移民工作的展开,移民对国家的信任比例由高达80%以上开始急剧下降,直至最后出现了大量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 移民仍然对于安置地抱有太高的期望值。与现实的许可程度相比,86.1%的期望值偏高或大大高出。这是典型的移民后续问题的“火药桶”,而一些地方干部为了能够将移民迁出,不惜以安置后的风险为代价;同时,移民本身为了在心理上弥补自己搬迁的代价,也倾向于将未来的安置地加以理想化地构想。
- 从心理上的高期望值再回到现实中的物质条件上。未来的安置地不仅存在着与移民的期望值有落差的问题,而且,从对移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发生在绝大多数移民身上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未来存在着因为失去土地而产生生存危机。在有效回答的83人中,显露出的比例为56.6%!
- 还有,对于当前的补偿标准,有效回答者中66.0%的移民表示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满意与较满意的移民仅占12.0%。这又是一个造成移民后遗症的潜在“火药桶”。
- 既然是不愿意,移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搬迁的呢?我们看一下数据:即使考虑到有24个案例中没有涉及到这一问题,仅剩余70个案例能够看出这一信息,但仍然有56个案例回答为:“政府强迫,不得不搬”,占总数的59.6%!
- 除此之外,另外两类人搬迁的原因是:“这是国家的利益,还是得搬”,占9.6%;“大家都要搬,自己也得搬”:5.3%。这些已经是移民搬迁的全部原因。
访谈中的一例:
2006年2月22日 星期三 福贡县马吉乡不腊村
旺四业 傈僳族
汪:你多大了?
旺:32。
汪:听说就在你家旁边凿这个洞?
旺:下面。
汪:那你知道要搬家吗?
旺:知道。
汪:那你愿意搬吗?
旺:政府说搬就搬,听政府的。
汪:搬到哪儿?
旺:搬到山上没有地。
汪:那你们担心吗?
旺:担心,政府让我们搬,但是没有地。我们听政府的。
汪:你家现在有多少地?
旺:包谷地是四亩。
汪:水田有吗?
旺:没有。
汪:你们家一年收入多少钱?
旺:1500斤粮食。
汪:钱有多少?
汪:你觉得他们占用你们的土地是不是应该提前通知你们?
旺:老板让我们搬我们就不搬,政府让我们搬我们就搬,我们听政府的。
汪:你觉得现在挖这些东西对你们的生活有影响吗?
旺:影响很多。
汪:有什么影响?
马:他们打洞有没有造成泥石流?
旺:有。
汪:比原来多吗?
旺:多,泥石流多。
汪:你觉得他们打洞对你们生活有没有影响?
旺:现在还没有影响,以后就不知道了。搬家就是听说,现在还不知道。
以上这些数据和访谈可以看出,我们实际上又在制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欠稳定区,并会将后果长期地延伸下去。工程移民搬迁的闹剧为什么就不能得到控制?为什么要这样反复重演?
三、移民参与或最基本的知情权还要当成摆设多久
工程移民中相关利益者的参与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通则,实际上也早已成了一切社会发展项目的通则。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项目也早已开始引入参与原则,一些移民工程已将之作为工程实施的原则之一。
参与或最起码的知情权被认为是不仅能够保护老百姓的权益,而且还能够促使工程中的关键角色(即移民)更多地负起责任和更积极地行动的动力。
回忆三峡移民的前期阶段,人们号称这里的移民工程为一个世界级难题,而其实,解答这一难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几乎足矣,这就是移民的参与。通过参与,至少可以缓解因不明就里、不知补偿标准、怀疑部分政府官员侵占了自己的移民款等出现的移民群体性事件。
但是,怒江这里的工程仍然没有移民的参与。难道移民参与在我们这里仅仅是理想、摆设,或者是来自国外的中看不中用的玩意?看一下移民自己的意愿与现状:
- 移民是否愿意参与呢?“非常愿意”+“较愿意”的高达71.0%!而“不太愿意”则仅为5.3%。
- 移民的参与与知情的现状:“一般”,13.7%;较差,48.8%;几乎没有,31.8%!剩余的5.7%才为较好与很好。
访谈中的一例
2006年2月28日 星期二 泸水县亚碧罗电站坝址上边
义明纳扒 傈僳族
汪:我们是北京来的,想跟您随便问几个问题。你听说过让你们搬家吗?这儿要修水电站。
义:听说了。
汪:听谁说的?
义:就是大家说的。
汪:没有正式的说,就是听老百姓传的。
义:对。
汪:要修水电站这个地方淹吗?
义:淹。
汪:这儿离江有多远,有100米吗?
义:差不多。
汪:有几亩水田?
义:5,6亩。
汪:要是修水坝会淹到你的水田吗?
义:晓不得,没通知。
汪:你现在有没有担心?
义:没有。
汪:淹了你的地怎么赔偿你知道吗?
义:还没通知我们。
汪:所以你们也不着急?
义:对。
汪:你觉得要淹你的地怎么赔偿你们才搬?
义:晓不得啊,怎么通知我们,我们怎么搬。
汪:那你们的主意呢?
义:要自己搬,我们现在什么都晓不得。
汪:一亩地给你五万块钱你搬吗?
义:搬,国家需要就搬。
四、是人权、兽权之争还是单一的人权受损?
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我们需要更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或所谓的保护“兽权”)还是通过项目开发而争取项目区的人们的发展权。
但是,将工程开发与当地人们的发展权联系起来有些主观臆断。开发所满足的利益完全可以不是当地所有人的,可能是当地特殊利益阶层的;或者开发所满足的利益是外部世界的。请看以下数据:
- 在76个有效回答者中,3个愿意搬迁,73个不愿意搬迁。
- 在移民心目中,电站建设将使移民受益还是受害?肯定受害:41.3%;可能受害:33.2%;说不清:19.1%;可能受益+肯定受益:6.4%。
- 这里又是过去的移民“多发地带”,因而,过去的实践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出现。那么,在本地过去的移民实践中,是否已经出现了百姓利益受损的情形?这可以作为是一个“胜负手”而出现。
但同时,我们又需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涉及到这种背景的,在94个被访个案中,有54个人涉及到这一问题。结果是,有30人的访谈还看不出答案,不知道他们是否出现因过去的移民而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形,24人能够看出。在这24人中,居然有23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我们在这里还涉及到了一组更有意义的数据,就是由移民自己判断是保护环境重要还是修电站重要。这是为数不多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之一,它只在前30个个案中出现。虽然不多,但将具有很高的说服意义。你会怎样判断移民的回答呢?他们是否是像专家们说得那样更希望开发与发展呢?甚至于他们会比专家还更急迫于自身的发展吗?
结果很简单:13个涉及到该问题的回答中,11个人认为保护环境更重要,1个人认为一样重要,1个人认为发展更重要。这组数据很可能被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五、结语
如果你阅读一下有关这些数据的定性访谈资料,你会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记。其中所看到的一些事情是生动的,却又是令人感慨地。如果你还能够更委屈一下自己而进入到移民现场,你的感受会更深。但是,更多的专家们愿意呆在自己的屋子里或抽象的符号中筹划世界。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呢?能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观放到更宏大、更长远一些的背景中呢?
调查分析: 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 陶传进
个案访谈: 绿家园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