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02
1、呼唤绿色“指挥棒”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02日
GDP说：我又“长高”了！
沱江重大污染事故发生后，四川省有关负责人反思道，“这些（污染）现象表现在企业，但其根源还是在政府。企业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正是地方政府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工作的结果。”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其中不少依然和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不力有着直接关系。
各级政府是辖区环境质量的责任者，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者。然而，在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指标里，环保只是软指标，一些地方官员把“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一些地方不惜以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目前，我国环境形势比较严峻，这与长期以来不够全面、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有很大关系。
单纯的GDP增长并不能带来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也不应是发展的唯一目的。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是：几辆汽车静静驶过，它们对GDP的贡献甚微。如果相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GDP会兴高采烈。因为，随之而来的医疗护理、汽车修理、法律诉讼、亲属探视、损失赔偿等等，都会对GDP有所贡献。
政绩考核中的“GDP崇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针对GDP崇拜，有人提出应该考量国民“幸福指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其中，生态环境状况是重要构成要素。
可喜的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绩考核中的“GDP崇拜”正在逐渐淡化。2005年，中组部选择浙江、四川、内蒙古进行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点，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考核体系比以往设置了更多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在上海、四川等一些地方，近年来也进行了类似的探索。
从以GDP为中心，到更重视环境保护等和群众“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指标，“指挥棒”的变迁意义重大。在政绩考核中，既看重GDP增长等经济指标，又不唯GDP论，更多地纳入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有助于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正确政绩观的树立，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注重环境指标的现象。
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科学发展呼唤绿色的“指挥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在干净的环境里幸福生活的目标。
2、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 2005中国环保的民间记录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2006年03月02日
2月28日，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在京发布。绿皮书指出：我国环境生态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中国的环保正处于十字路口。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多年的积累和欠债以及落后的环境治理和监管水平，我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事故进入高发期，呈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
环境绿皮书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第一次尝试结合更多的专业人士，从公众视角编写的中国环境保护年度报告。绿皮书以民间的视角，更直接地反应了一线人士的观点与观察，用相对通俗简明的表达，记录了一年来中国重要的环境变化、问题、挑战、经验和教训。
以下摘录《环境绿皮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及数据，以飨网友。
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
《环境绿皮书》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积重难返之势，虽然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揭开了环评风暴的序幕，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岁末的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则以悲剧的方式凸显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现实。2006年的环境危机仍在加剧，专家指出，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
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16个。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达到1280亿元，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意味着如果届时中国仍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全部用以补偿这一项还不够。
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恶化是在城市人的视野之外静悄悄地发生的，往往不被人们注意，然而其危害和后果远比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因而生态灾难基本是不可逆转的。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将危害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恶化，即受到全球范围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的影响，也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压力对环境的影响。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满分100点的打分规则，芬兰位居第一，中国（38.6点）位于伊朗之后，名列第133位（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
淡水环境成为我国最紧迫、重要的环境问题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淡水环境成为我国最紧迫、重要的环境问题。淡水环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既有严重的河湖水域和地下水污染问题，也有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集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于一身，是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集中体现。
因为缺水，每年给我国工农业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亿元 。这还不包括水资源被过度开采而导致的巨大的间接损失。仅以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显示的数据为例：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 ，包括对建筑楼房、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等造成的损失。
中国的水危机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5％～1.9%，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
水危机将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如何保障水安全，包括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问题之一。
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携手合作推进环保
《环境绿皮书》指出，随着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携手合作推进环保，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一个重要特点和新趋势。
据悉，中国的环境NGO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诞生，数量不断增加，能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据专家估计，全国大约有1000多个成型的本土环境NGO，其中草根组织100多个，学生社团500个，其他的是各地有政府背景的环境NGO。中国环境NGO已成为普及环境教育和倡导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力量。
2003年以来，环境NGO参与了多起重大公共事件，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进入了公众倡导的新的发展阶段。如对都江堰杨柳湖、木格措水坝以及怒江和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的质疑，以及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决策争议等，关注和诉求指向了政府公共政策和商业利益集团。NGO成为公众参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评议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质疑和批评西南水电无序开发的主要力量。
在民间草根NGO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拥有较强的专家优势、政府认同以及体制内的沟通渠道，环境NGO对公共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两个全国性社团表现活跃，值得关注。一是潘岳担任会长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另一个是2005年4月新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NGO也在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环境公平问题凸显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当前环境问题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污染由城市向农村、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城市空气污染的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汽车尾气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向农村的深入，农村地区水源受污染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环境的局部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
类似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差距拉大。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2004年度报告》中指出，2004年，全国500个上报“城考”结果的城市中，共有155个城市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193个城市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160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它们大多是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
伴随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包括大规模的能源、水电开发，铁路、管线等建设工程，以及旅游开发，西部更为脆弱的环境生态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没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达地区享受了环境保护的好处，不发达地区却在竞争中日趋落后，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公平。当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设置环境门槛，限制污染企业时，许多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大量向西部转移，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近年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引进了一批内地污染企业，每天抽取大量地下水洗矿、造纸，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把几万吨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草原上，造成大批湖泊干涸、草原污染，国家重要湿地―乌拉盖湿地即将消亡。内蒙古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园区约占一半。
环境公平问题突显，直接表现为环境维权事件增多，环境冲突日趋激烈。自1997年后，环境污染纠纷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年上升的比例为25％，2002年超过了50万起。据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对1999年至2005年环境纠纷和污染诉讼问题的分类，依次是噪音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小排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应成为节能环保先锋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近年，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政策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油价不断上涨，尽管中央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但是在节能环保方面有很大潜力的电动自行车和小排量汽车，却在很多城市备受排挤。
目前，中国各地有84个城市禁行或限行小排量汽车，还有相当多的城市正在扫荡助力车和电动自行车。2005年，“禁电限小”问题引发了社会普遍争议，要求解除禁令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这映射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据悉，按照年初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今年3月底前，各地都要取消对小排量汽车在行驶路线等方面的限制措施。
与小排量汽车的城市交通问题一样，电动自行车今年也备受瞩目。我国中央政府和领导支持电动自行车的研制和使用，欧洲致力于推广电动车的非政府组织“超级动力”（Extra Energy）还在中国展开调研，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在权力范围内，相继出台了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规定，给这个快速成长的行业带来巨大困境。
据了解，2004年全国产销量大约750万辆，比2003年几乎翻番，2005年有预计突破1000万辆，是世界电动自行车产量最多的国家，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3/4。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北京、南宁、福州、温州、海口等地相继出台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法令。2005年5月，珠海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的城市，禁令从行政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电动自行车行业面临巨大危机。
电动自行车禁行的理由不外乎两方面：安全隐患和环保问题。在实际使用中，电动自行车经常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速，并且有可能占用机动车道或人行道；电动自行车采用的蓄电池，使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就需更新，电池生产和回收不当会造成严重污染；另外，市面上检测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与安全标准，且一些厂家的销售配套服务不完备，影响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声誉。问题的确存在，但作为禁行理由却值得商榷。专家分析认为，电动自行车引起关注的一些问题，根源往往不在于车本身。各地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禁令，是对问题表象的简单化处理，而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自2006年1月4日起，凡符合国家《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并被列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进行登记，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牌证，2002年核发的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继续有效。
《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电动自行车业和小排量汽车行业都是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效应的行业，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国亟待出台行之有效的电动自行车技术规范和行业规范，对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只允许那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和产品进行销售活动，完善行业配套服务的规定，加强售后服务监管，重视维护消费者利益。同时须对电池回收等关联问题进行有效规划。
3、水电开发的"双面影响"均应纳入政绩考核
来源：《新京报》 2006年03月02日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央党校课题组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黄河上游青海河谷的水电开发不但没有造福当地群众，反而加深了当地贫困。在黄河河谷地带，虽然已经进行了28年的水电开发，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依然很低。
其实，由有些水电开发而引发的移民问题，已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全国一千多万水库移民中，有不少人现在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随着水电开发还要继续，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水电开发以牺牲当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水电建设重工程、轻移民的路子？
一些发达国家水电建设要求在投资建设开始时就实施移民规划，投产时，移民工程也必须验收，不允许有遗留问题，所以许多水电站都尽量减少甚至不产生移民。法国河流开发的总目标是：“提高沿岸人民的生活质量”。里昂修建的19家水电站，就没有产生一个移民。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地方税收应该首先用到移民身上，并对非自愿移民进行足额补偿，而国内一些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经常为移民问题互相推诿，谁都不想多承担责任。有些地方实行“发展式移民”，即前期补助，后期扶持，移民问题还是主要甚至完全靠移民自力更生，这就会产生一些如中央党校调查报告中显示的情况。
水电虽然前期投入较大，但后期营运费用低，利润高，通常建设8年，运作10年就能收回投资，然后就能净等盈利50年左右。
地方政府一分钱不用投入就能收获巨大经济利益，当然对水电开发一路绿灯。水电提高了税收，提高了政绩，当地百姓同样应该有相当大的受益空间。
有些地方政绩考核见钱不见人，这不利于其形成和维持对待移民的尊重态度。水电项目论证时请了各方专家和相关官员，但没有利益将受影响的当地居民，移民的意愿难以集中上达和传播，形成合力。“市场经济”开发，“计划经济”移民，事实证明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治理水域水电开发有一套全面的决策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如法国河流管理体制如下：每个流域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由大区代表，用水代表等各利益方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民主制定及决定所有关于河流规划及问题。
让每个人共享发展成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除了经济效益之外，水电项目对当地百姓生活质量的影响，同样也该纳入政绩考核。
4、为了中国西南部的"稳定"
作者:黄寰 2006.03.01
——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课题组
《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提出了西南地区的高边坡及地质灾害问题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提出了高边坡演化的三阶段理论以及西南地区高边坡的典型变形破坏模式；建立了高边坡复杂岩体结构描述、变形破坏机理、地灾过程控制等建模和评价三大支撑技术；成果已应用于数十项工程中。
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成都理工大学黄润秋教授等人承担完成的《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课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该成果代表了该校科研人员在我国西南地区地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西南地区高边坡"景观"发育，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
在世人眼里，西南无疑是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海拔最高的高原湖——霍尔帕湖，还是长江、恒河等著名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而在黄润秋等人的眼里，地处青藏高原东侧的西南地区则是我国地质灾害发育最为频繁的地区，其中尤以高边坡失稳所导致的崩滑地质灾害最为突出。特殊的地域地质环境，地壳内、外动力条件的强烈交织与转化，不仅导致西南地区高边坡"景观"发育，构成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主要地质环境，而且导致由于高边坡失稳造成的崩滑地质灾害极为频繁，并且具有规模大、机理复杂、危害大、防治难度高的特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构成影响和制约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环境地学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结合西南地区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地质灾害防治，黄润秋、张倬元等人就开始了对高边坡稳定性评价与灾害防治分析技术、方法的探索和开拓。通过近20年的努力，他们先后承担了不同行业约50项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课题。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这些西南地区的大型工程得以顺利实施，无不凝结着课题组专家们的智慧和心血。
围绕高边坡的稳定性技术屡屡创新
课题组系统涉及高边坡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在研究当时黄河上游拟建最大水力发电工程——拉西瓦水电站坝址的II号变形体高边坡和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的高边坡的过程中，初步认识到，岩石高边坡的稳定性问题与其形成的谷坡动力学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为此，他们建立了河谷高边坡应力场发育模式，提出了岩体结构表生改造的观点，并形成了初步的"变形稳定性"定性分析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课题组专家遇到了5个条件更为复杂的高边坡问题，一个是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马布坎高边坡；一个是雅砻江向家坝水电站马布坎高边坡；一个是雅砻江锦屏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300余米；另一个是澜沧江小湾水电站坝址左岸的高边坡，高达700余米。这三个工程都是西南地区代表性的大型水电工程，上述的边坡也都处于工程的关键部位，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工程的可行性。还有两个分别是1989年7月发生于四川溪口镇的由于高边坡失稳形成大型灾难性滑坡失稳形成大型灾难性滑坡和1996年发生于贵州印江县的"岩口"大型灾难性滑坡。
通过对上述典型工程和灾害实例的研究，课题组在认识高边坡发育的动力学过程和大型滑坡发生机理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提出了高边坡演化的三阶段理论以及西南地区高边坡的典型变形破坏模式和大型滑坡形成机理；尤其是高边坡演化"表生改造"和"时效变形"阶段的提出和性质的界定，以及针对不同演化阶段和机制模式，所提出的相应变形稳定性评价"概念模型"，对上述的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和类似"溪口"、"岩口"大型滑坡灾害的防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结合这两个滑坡的研究，他们开始了地质灾害"过程模拟技术"的初步探讨与开发。但总体来讲，这一期间他们对高边坡问题的研究重点还是围绕稳定性评价问题所开展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课题组在稳定性评价技术方面的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并重点发展灾害防治措施的模拟技术阶段。首先，他们开展了《中国西南地壳表层动力过程与地质灾变效应研究》的部级重点项目，同时，承担了国内规模仅次于三峡工程的水电工程——金沙江溪洛渡巨型水电工程高边坡的岸体结构特征及其工程适宜性研究，并参加了三峡船闸高边坡施工期的变形预测和控制研究，雅砻江锦屏水电站左岸高边坡稳定性评价的研究工作也得以继续进行。
围绕上述课题的开展，在进一步完善机制分析和稳定性评价技术的同时，科研团队重点建立和发展了"高边坡复杂岩体结构的精细描述及建模技术"和"地质灾害过程模拟和过程控制技术"。前者针对复杂岩体结构问题，提供了建立精细、准确的高边坡地质结构模型的技术手段，这是整个评价系统的基础；后者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变形稳定性"量化"评价及灾害控制措施分析可供操作的技术手段。上述成果在工程中均得到了具体实施，了得了显著的成效。
通过多年的不断探索，黄润秋等人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以"地质过程机制分析—量化评价"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以"系统工程地质分析"为主体的评价方法和应用技术体系，形成了"高边坡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和建模"、"边坡变形破坏机理模式及变形稳定性评价方法"和"地质灾害过程模拟与过程控制"三大支撑技术。
他们通过大量实践，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建立了高边坡复杂岩体结构技术的指标体系和配套的野外调查与工作方法；提出了西南地区高边坡演化动力学过程的三阶段理论；建立了西南地区典型高边坡变形破坏模式、大型滑坡发生机理及灾害防治原则；建立了高边坡变形稳定性评价的"过程模拟"分析技术；形成了基于变形理论的高边坡稳定性"过程控制"技术。
多年的实践表明，他们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认识和建立的评价技术体系是符合西南地区高边坡问题实际的，得到了有关勘测、设计及工程建设管理部门的认可。这套评价方法和工作体系先后运用到数十项工程实践，尤其是被西部地区目前已开工建设和进入施工准备的三大水电工程——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雅砻江锦屏水电站、澜沧江小湾水电站的预可研、可研和施工等不同阶段所采纳，为工程实施和高边坡灾害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为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创新技术及时推广应用
2001年以来，成都理工大学课题组重点开展了对自己创新技术体系的推广应用工作。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依托他们所掌握的这方面技术，在更广的范围内承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另一个是通过技术咨询、讲座、学术报告会等形式推广这一技术体系。近几年来，他们先后又承担了不同领域近20项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其灾害防治课题。
在进行推广过程中，课题组特别重视把创新成果进行总结和发表。依托《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课题成果，1990年以来，共出版系列专著7部，在国际刊物及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50余名，先后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和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专业实验室（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四川省—科技部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最为重要的学术支撑和技术优势，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该项目成果为我国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其灾害防治提供了成套的集成评价技术与方法，先后在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地质环境保护等领域近100项工程中推广应用，不仅为工程的可行性决策、设计、施工与安全运营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避免了重大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且显著提高了我国高边坡评价及大型崩滑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技水平，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防灾减灾与公共安全；推动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高边坡及其地质灾害问题在西南地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典型性。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如"西电东送"大型骨干电源点建设、南水北调工程、高速和高等级公路网建设及大型矿山开发等已经或即将实施。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也必将带来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高边坡地质灾害及相关的环境问题。《中国西南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灾害防治》研究成果为这一地区地质灾害防治、大型工程建设的选址、可行性论证及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提供了系统、先进、实用和适用的评价技术与方法。因而，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中必将会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并产生更为显著的防灾减灾社会效益和服务于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
5、重庆实行环保实绩与干部升降挂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6年03月02日
重庆市的环境质量逐年好转。图为生态环境良好的三峡库区重庆云阳县长江水域。
决心扔掉“雾都”帽
来自重庆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的环境质量逐年好转。2005年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优良天数首次突破70％，实现了“蓝天行动”目标，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别比2004年下降了35.4％、28.4％、15.5％，流经重庆的主要河流长江、嘉陵江、乌江水质均保持稳定，满足三类水标准。
“雾都”、“重污染城市”的“帽子”正在离重庆而去。
从2000年起，重庆市把环保列为党政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直辖不久的重庆百业待兴，在各区县干部中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观念比较普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贺国强同志提出，要建立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环保工作目标责任制。从当年开始，重庆推出了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办法，并逐渐完善考核的具体内容和措施。
“通过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从根本上纠正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观念和做法，使他们将关注环保问题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落实，这应该是考核办法实施6年以来取得的最大的成果。”重庆市委督查室主任余长明说。
今年的环保实绩考核办法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首次将全市的40个区市县以及17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部纳入考核的范围，促进区县、部门共抓环保问题。修订后的考核办法加大了奖惩力度，环保实绩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干部政绩、公务员年度考评、评选先进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之一，与干部政绩考核以及升降任用挂钩。考核较差的，当年不能评为优秀和推选为先进个人；连续两年考核较差的，由市分管领导对其诫勉谈话，不得提拔使用；对连续三年考核为差的，由重庆市委、市府通报批评，并降职使用或调离一把手岗位。
北碚区是重庆市的主城九区之一。2004年，浙江一家企业准备投资10多亿元在北碚兴建一个大型水泥厂，在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估后，这个项目被拒绝。对于北碚区这样急需发展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地方，近3年来却在招商引资中拒签了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投资50多亿元。
像北碚区这样放眼长远，拒绝污染企业的区县，现在越来越多。各区市县的主要领导通过环保实绩考核转变观念，促进了一些重大突出环保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重庆市铜梁县小造纸企业污染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锰矿污染等突出环保问题，都是在当地党政一把手的直接关注和重视下得到妥善解决。各区市县党委政府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也逐年增加，环保投入从“九五”期间占GDP总量0.3％―0.5％上升到现在的1.5％左右。
重庆市环保局局长曹光辉说：“重庆的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关键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机制，各级领导干部能自觉地在发展经济中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地方环保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个冬季，空气中的灰尘味，淡得几乎闻不到；站在歌乐山森林公园的索桥上，蓝天让我伸手可得……”1999年从江苏考入重庆大学的陈愿近日在校园网BBS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已经在重庆生活学习了6年的陈愿说：“重庆现在的环境质量真是越来越好了。”
6、山西采煤每年损失一个“引黄入晋”总水量
来源：新华社 2006年03月01日
新华社太原３月１日电（记者王炤坤、陈忠华）据包括１０多位院士在内的专家学者鉴定通过的一项课题研究表明，山西每年挖５亿吨煤，使１２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省整个引黄河水入晋工程的总引水量。专家呼吁，应当从技术、人才、资金投入和经营机制等多方面解决这一世纪难题，帮助山西省等煤炭主产区摆脱“产煤致旱、因煤致渴”的困扰。
这项关于山西省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表明，山西省采煤造成严重的水资源破坏，加剧了水资源短缺问题。这项课题研究表明，山西每挖１吨煤损耗２．４８吨的水资源。每年挖５亿吨煤，使１２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受到破坏。这相当于山西省整个引黄工程的总引水量。因此，这对于山西这个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平均水平不到五分之一的地区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由于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系破坏非常严重。据统计，山西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面积已达２０３５２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１３％。山西省大部分农村人畜吃水靠煤系裂隙水，而煤矿开采恰好破坏了该层段的含水层。据统计，全省由于采煤排水引起矿区水位下降，导致泉水流量下降或断流，使近６００万人及几十万头大牲畜饮水严重困难。
专家学者认为，煤炭开采破坏地下水是个世界性难题。我国应当从技术、人才、投资和经营机制方面合力攻关，帮助山西省等煤炭主产区摆脱“产煤致旱、因煤致渴”的困扰。
7、辽阳市庆阳化工：积重难返在生死边缘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6年03月01日
项目名称
辽宁省辽阳市庆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违法事实及问题
该公司日排废水2万吨，其中硝基化合物废水约6000吨，未经处理直排太子河。辽阳市的饮用水井(24眼)全部分布在太子河下游沿岸，最近处不足一公里。目前部分水井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处理意见
一是解决硝基废水超标问题；二是废水pH、COD超标及废气、废渣治理。
辽河主要干流之一的太子河辽阳市段的水污染是长期现象，且硝基化合物污染程度更严重，污染的元凶便是庆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化公司)，日前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挂牌督办的11家企业之一。
记者在多次实地采访中发现，这家已有近70年历史的军工企业，当年曾有过的光彩已逐年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处处破旧的痕迹。
位于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畔的庆化公司，自投产以来，每年均向太子河排放大量有毒有害的工业污染废水，其中最主要便是硝基化合物废水。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安全大检查督察组所掌握的排污情况是:公司日排废水两万吨，其中的硝基化合物废水约6000吨，均未经处理直排太子河。
但据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排污数字则更多，正如省、市环保专家们所断言的那样，如果按庆化公司的实际排污量来收取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其早就关门歇业了。对此，辽宁省环保局领导已表示要对庆化公司的实际排污情况进行复查，一定要尽快解决庆化公司长期大量排污却少交排污费的现象。
据了解，太子河是辽阳市地下水的直接补给源，而庆化公司的排污口正位于辽阳市地下水源地的上游。全市共有24眼饮用水井全都分布在下游沿岸，最近的距排污口竟不足一公里。由于长期的污染，尤其是硝基化合物不易分解且大量沉积或附着在河床和地下水中，不仅造成了太子河及辽河的污染，更造成部分水井污染，已严重地威胁着当地群众的饮水安全和健康。
辽阳市民的一致呼声是:庆化公司的治污工程不能再拖下去了。
记者在与庆化公司相邻的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的桃花岛村了解到，污染已使当地的饮水井报废，村民们现在喝的是由庆化公司提供的深井水，但村民们仍意见较大，原因是水质不好且水价较贵。庆化地区迄今有4万余人的饮水问题面临较大困难。
据辽阳市卫生防疫部门的同志介绍，硝基化合物是难以降解的致癌、致畸形物质，长期饮用被其污染的水会引起肝、脾肿大。东京陵乡武装部长于海洪透露，当地征兵因此受到影响，许多适龄青年均被检出肝、脾肿大等。
为了促进庆化公司的污染治理，省市政府及环保部门均做了最大的努力。
今年1月7日，省政府对庆化公司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按照辽宁省政府的处理意见，庆化公司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否则，将对其实施停产治理。庆化公司治污有两套方案:一是从末端治理硝基化合物废水，即先建一座污水处理厂，需投资6000万元左右；二是从源头治理硝基化合物废水，即采用德国先进的废酸处理全套技术，但需投资高达6亿元……据说，兵器工业集团总公司已同意治理方案并将其列入兵总“十一五”计划。省环保局将提供1000万元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总之，庆化公司的治污说到底是个“钱”字。根据我国“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庆化公司的污染治理，应由其自身出资或由其主管部门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公司帮助解决。采访中，记者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严格按照《环保法》来监管，庆化公司早就被关停了，根本拖不到今天。
记者在结束采访时，心中为庆化公司今年年底前必须完成治污任务的期限颇为担忧，因为已陷困境的庆化公司确实无力凭自身来筹资。坦率讲，庆化公司已到了生与死的边缘。
8、山西省晋城化肥厂：大型工程落实环评法走了样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6年03月01日
项目名称
山西省晋城化肥厂18万吨合成氨、30万吨尿素工程
主要违法行为
1.该工程已于2004年8月投入试生产，但配套的渣场未完全落实环评要求(无拦渣坝、防渗漏措施和渣场下游水质监测井)；2.全厂COD、氨氮、石油类、SO2总量超标；3.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颗粒物、SO2、NH3超标。
处理意见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试生产。
落实环评法必须一丝不苟，绝不能随意“走样”。这是国家环保总局通报10个违反“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后，记者在山西晋城化肥厂采访后获得的信息。
晋城化肥厂于1997年设计建设18万吨合成氨、30万吨尿素工程，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山西省环保局监测中心进行项目“三同时”竣工现场验收发现许多违法行为，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在2006年5月底以前改正，如逾期不改正，责令停止试生产。
收到国家环保总局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公司上下震动很大，领导层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公司主要领导表态接受国家环保总局通报批评，认真研究出台落实整改措施:一是做好建设渣场的拦渣坝、防渗漏和下游水质监测井工程的工作。目前工程已完成设计，工程招标已完毕，施工队伍已进入工地。二是为解决氨氮超标排放问题，公司上马一套等压回收塔装置，以实现氨氮排放稳定达标排放目标；上马在线监测仪，实现二氧化硫达标排放的目标。
晋城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精神。市政府主要领导表示，作为国家大型企业重点工程项目，落实环评法更要一丝不苟，环保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管力度，确保从源头上消灭污染事故隐患。晋城化肥厂必须认真落实相关措施，在法定限期内落实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要求。如逾期不能做到达标排放，市政府将对其采取关停措施，决不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