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主讲人：王金南

环境信息公开是新世纪环境管理的手段，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们从1997年就开始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我们首先选定了两个试点，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都比较高的江苏省镇江市，另一个是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的污染很严重，四五年前它的污染程度已严重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最近这几年有所好转。环境信息公开尽管还有各种问题，而且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媒体参与，都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的环境意识密切相关。

我大体分三方面讲，第一方面是总的概况，我们做研究的一般喜欢有理论有实践的东西，所以把理论的东西讲一讲；第二方面把两个案子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三方面我简单的做一个小结。

我讲的第一个是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面向企业的东西，所以还是说工业污染通常的手段和一些新的手段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切中这个题目来讲怎么利用信息手段，怎么利用信息公开来促进工业污染的治理；第三个就是我们通过立法，执法。这就是基本普遍的手段，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政府。一个人在那儿唱戏，企业作为控制的对象，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你死我活，比如关停十五小，政府跟企业的矛盾是比较尖锐的，这就要通过政府立法，像我们最常用的是建立环境标准，再配合法规的标准手段引用一些经济手段，比如排污收费，排污交易，怎么让民间资本进入环境公共投资领域，像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等，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手段都需要很强的资源作为支持，包括财力，人力，技术方面，而且这些手段本身效力也存在着一定问题。简单举个例子，比如我们1997年开始关15小，我们核定一下整个15小关完之后对整个工业污染的削减会有怎样的效果，结果我们算了算，像石油削减5%~6%左右，但这并不是总量的5%，可能这个5%~6%分布在一个小河里，它就足以把这条小河污染得一塌糊涂，因为乡镇企业的特点就是星火分布，我们发现法规的控制手段在缺乏效力方面尤其明显。再根据世界银行国际组织这方面的研究发现，除了这些法规手段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手段，比如我们说利用市场的引导建立环境标志，鼓励大家购买绿色产品，非政府组织参与环保方面的非正式力量，它不是来自政府的，而是来自政府之外，这方面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个大社会在环境保护里面的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从国外看是这样的，从发展中国家看这个势头也正在发展。所以，现在从政府的作用转向社区能不能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一定作用，这也是国外环境政策改革方面的着眼点，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社区。

对于一个企业。现在提出来有没有污染权，公众有没有环境的知情权，有没有参与权等等这方面作为法律来说提得越来越多了。像日本就有一个污染损害补偿的法律，它通过二氧化硫的收费，收上来之后补偿给那些受害者，但有时候你真正要找这些受害者，从技术方面比较麻烦，可能通过另外的角度，在当地把这些污染控制住，作为间接的补偿，这也是可以的。社区里面，民间团体，NGO，还有独立的媒体方面，它的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我想媒体的作用，作为我们搞环保的最近几年特别体会到，媒体对环保的贡献是很大的。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经合组织这方面研究也发现，现在市场对环保方面的作用也显现出来了。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来说，环境污染问题是环境外部性的问题，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但假如一个完善的市场就可以把环境的成本计算进去，它的价格就可以反映出来，但这种完善的市场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基本是很难找到的。一般的人认为由于环境问题是市场失灵造成的，但想想看为什么又能用市场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呢？但现实确实是这样，好多问题越来越信赖市场的手段。在座的可能知道美国，它就是利用排污交易，发污染的排放许可证，把这种许可的权利作为一种资产分配给企业，企业用这个许可证拿到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通常削减成本低的企业把配额就可以卖出去，削减成本高的企业会把配额买进去，这样实现整个交易。跟做贸易一样，比较成本优势才可以促成交易，由此整合污染的削减成本就下来了。这在美国现在做得很成功，现在它也极力的把市场手段应用到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原来像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方面从碳税方面考虑比较多，现在讨论得越来越多的是温室气体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在市场里面投资者也越来越选择对自己没有风险的投资方式，消费者也越来越做出对环保有贡献的消费。作为企业来说，真正要在市场上长久立足下去，他要顾及自己环保的形象，像我们后面提到的一些股票市场就很说明问题，尽管在我们国内这种案例比较少。在墨西哥的股票市场中，某个公司在某一天被政府公布了一个环境方面的坏消息，这个公司的股票价格马上就会降下来。在菲律宾，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某一天政府对一个企业在环境方面进行了好的奖励，比如它获得了国际ISO14000认证，或者其它的环境标志产品，它的股票价格就会一下子上去。当然这其中也有偶然因素，但我想成熟的市场对这种信号是应该能做出反应的。环境管理的新三角模式，就是把政府跟市场跟社区都结合起来，而不是以前仅仅是政府跟企业之间斗争。通过发挥各自的力量形成一个合力来保护环境，这就是环境政策的基本发展趋势。在这里面无论是政府，是市场，还是社区都需要信息。

从我们研究角度来看，我们就是把企业的环境信息让公众和媒体来了解，然后让公众媒体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对企业产生作用，迫使企业自觉采取措施去治理。我们开始设想的时候也有人担心，但我们真正做下去确实看到这个手段是相当不错的。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作为管理者的代表，他代表权威的政府，把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搜集起来，通过一些处理让公众更容易了解这种信息，然后向公众公布。公众对这个企业可能会采取一些抱怨或者什么，而企业本身在社会上市场上有一种形象的压力，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居民，涉及到民间团体组织，还涉及到一些消费者和投资者，企业受到这种压力可能会对这些信息采取一些措施，作为消费者得到这些信息可能对产品选择会有变化，通过这种选择对价值产生影响。所以信息的作用不是单一对政府管理者，而是对居民，群众组织，消费者，投资者同时产生作用。

从国际上来看，我们现在信息公开，或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大体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我们叫面向公众的环境信息，这种系统相对在发达国家产生比较多，它的整个信息基础，公共基础比较强。比如美国的硅谷污染源信息系统，哪些污染源都能在自己的家里一清二楚地查到，上网就能查到哪些污染企业，它产生什么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人体会怎么样，对自然界又会怎么样，排放量是在增长还是削减。它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很容易的让公众接近这种信息，对企业产生压力。还可以把你的邮政编码输进去就很容易知道周围有哪些污染，比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学校和医院被污染的情况。一些公共场所也很关心这些问题。另外，就是美国环境方面的NGO，有个叫环境保护基金会EDF，这个基金会可能是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中最大的民间团体，而且它跟别的基金会有点不一样，纯粹是会员制组成的。我记得不太清楚，是40多万还是多少，规模挺大。它也是用政府的信息在开发一个系统，也是让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你周围污染的信息。比如华盛顿周围一个区，有污染分布情况，你只要点进去以后很多信息就知道了，它告诉你你的邻居是什么，是不是有大的污染源，有没有潜在的污染。这是一个公司，可能产生污染了，还有一些文字的信息你可以得到，像1996年这个厂污染的排放，它削减的情况，这个厂和同行业排放的份额，你都可以得到资料。这种方法在发达的社会是很容易采用。在这个系统里它也不是单纯的告诉你一些企业坏的信息，也有比较好的信息。一些好的企业在污染削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它也可以客观的告诉公众。这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做环境影响分析，只是把客观的事实放上去，比如苯并芘，这个污染物排放会造成什么，这是一种科学上的结论。它就把这些客观的现实放上去了，公众不至于通过这种东西造成信息上的误导。做这种系统要坚持的就是不要误导人家。如果你误导了，企业也可以对你进行诉讼。假如你信息误导公众，采取不合理的措施对企业施加压力的时候，企业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就会诉讼。

第二种类型我们叫环境表现等级，根据这个企业表现行为，它的排放量，它的削减情况，公众对它抱怨的情况等等方面对它进行等级化。这跟我们国内搞的评比差不多。等级公开之后让老百姓比较容易了解好中差，比较容易接受。可能好多人现在也没有互联网，接触不了这种信息，通过简单的媒体，像电视，报纸来了解。比如我们现在国际上用得多的，采用五个颜色的等级，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它不同的颜色含义就不一样。绿色蓝色基本是公众对它赞誉的环境表现行为，黑色就是环境表现行为最差的，黄色和红色可能公众就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压力，通过各个等级比较清晰的让老百姓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行为。比如印尼做的一个项目，有1995年的情况，现在这个项目还在做，做完以后公开不同的情况，金色是最好的，黑色基本越来越少，红色也是越来越少，都是向好的方向变化，比较明显。现在世界银行也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像几年前还没有这么多，现在又增加了一些，如墨西哥，印尼，菲律宾都是开展得比较早的，它们的做法都有不同点，像中国，最近还有南非都在做这种事情。这是从世界的情况看，我随便讲一下，刚才讲的都是企业，现在在公共的环境信息领域该采取一些措施，就是信息公开，国内也在做。大家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空气质量预报，周报，日报，这都是公开的手段。我们也想，现在中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也遇到很多问题，有的地方还产生了比较腐败的现象。为了达到争名次搞了一些假的出来，但我们设想有没有可能建立更公正的系统，甚至让第三方来做这件事情。但信息要政府提供一些帮助，这个信息除了政府提供帮助之外，能不能有一些独立的渠道拿到这些信息，这就涉及到政府方面它的颜色就更难办。我估计大家都能理解，涉及到企业颜色我们做起来也感觉很难，因为政府对有些企业还是保护得很厉害的，尤其是明星企业或者地方财税大户。因为中国的特点，我们现在感到要对政府做这种事情就更难，如果给政府挂一个黑的，比如给北京市政府挂一个黑的可能脸面就全没了。谁也不愿意挂黑的，所以相对难度就更大。目前我们试探性的在一些城市做，另外一些领域也在做一些事情，像菲律宾也在做，它对每种颜色进行定义，并让老百姓了解它们代表的含义。

第二部分我就讲两个案例，这是一个小组做的，技术方面主要是中国环科院和南京大学。镇江这个案例主要是南京大学负责，我们负责呼和浩特市的案例。我们得出的结果都很不一样。这个项目大致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准备阶段，二是信息发布，三是结果分析，四是整个在江苏省推广。当初通过中国环科院和世界银行的专家到当地去，把这个观念和概念介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这都是很漫长的过程，有些东西你要不跟他说，他会觉得对稳定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做报告给他们讲清楚。然后我们才进入技术层面，要把这套系统设计出来，选择哪些指标，这些指标怎么评判，哪些是通过实测的，哪些是通过企业报上来的，哪些是通过环保部门掌握的信息，这些都很慎重。如果你弄不准企业可能反过来告你，说你有损他的形象。这些从程序上来说很简单，但负责单位还是很有风险。如镇江，像等级评比都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镇江的环境管理水平或说江苏管理水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整个管理水平比较高，所以它在做这些东西就比较细化。在呼和浩特市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有明显差异，它对不同的颜色，黑色，红色，黄色，蓝色跟绿色都给予明确定义。比如绿色，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达到生产先进水平的，就给它一个绿色；越来越差，到黑色的时候，就说明企业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或者发生特大污染事故。这是给老百姓的信息，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它有很具体的指标。前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去当地视察工作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个批示，他觉得这是很好的环境政策创新手段，在他的调研报告里，对这个事情也特别做了阐述。像镇江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政府行为，从公开到目前还是政府行为。当时也有人提出我们有没有通过第三方来公开。我个人感觉中国人从目前来说还是倾向于相信政府，中介信誉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它一下走那么快也不现实，所以整个依赖的基础还是政府。政府出面组织这个事情，所以市政府成立班子。主要的支撑部门当然就是当地的环保部门，就是镇江市环保局。先由镇江市环保局把报告打到市政府，通过市政府来批，把这套班子建立起来，得到批文之后再转到下面区县，这就是它的过程。它对一些初步要公开的企业也是先沟通，与他们讲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镇江我去得比较少，呼市我比较有切身的体会，企业开始都很紧张，第一它也摸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怕自己放在黑颜色里去。

第二个信息发布阶段，它也是由政府出面召开新闻发布会，镇江市在这之前有一个试公开，把企业找来，将我们初步评定的结果先告诉他们，数据也告诉，让他们自己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呼和浩特市的时候把数据整理完把数据也发给他们让他们确认，要是有问题我们再核定，这都是比较谨慎的。这些公开完之后在报纸上整版把好的企业，坏的企业都在报上公开，他们有些也做表态。当时公开的周期暂定一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公开频率选择，可以长点也可以短点。短了可能效果不太好，没有刺激的力度，太频繁了可能也不行，另外还有一个技术支持问题，有些东西弄得太频繁了技术方面支持不了。公开的媒体当时就是新闻媒体，包括电视，还有政府的局域网，都加以公开。从我们反馈情况来看，老百姓对这方面的反应也挺好，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们都是很支持的态度，我们感觉到这个评价或者公开评定的结果还是基本符合整个镇江环境保护的工作水平，企业的污染治理水平。假如我们现在的评价都给它黑色，那可能你没什么效果，假如都是一片绿色也没什么效果，所以要掌握得恰到好处，评价结果有好有坏，但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调整的过程。因为我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或者我们对企业污染的削减要求都处于严格的过程中，所以我们想这个标准是动态的，基本的情况是它91家的污染负荷占了总负荷的95%。所以说，我们在当初也还有一个观点，有些污染排放小的企业但它是大型企业，放不放进去也有争议，但后来想到我们主要是环境信息公开，所以后来决定像这样的企业就不放进去了。像绿颜色的企业就很少，蓝的比较多，黑色的也比较少，当地的环保水平还是比较高。由此看，镇江整个管理水平比较高，整个规范化的水平已经达到这种水平了，企业有什么意见可以反馈回来。在发布会上有些企业表态，我记得在呼市做公开信息时，有一个黑色的企业厂长不敢来，派了个代表，是个女同志，上去就掉眼泪了，压力很大。这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调查。镇江由于工作做得比较好，管理水平比较高，所以镇江试点做完之后，江苏省环境厅就把这个项目作为环境政策的创新手段在全省的13个主要城市推广。这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且它推广起来相当顺利，因为在镇江已经取得一定经验。

我记得在江苏还有另一项制度，乡镇企业现场报告会，有点社区的味道。报告会召集乡镇企业来说说你们环境表现的怎么样，老百姓代表也可以参加，这都比较成功。江苏省环境厅还下发文件，展开宣传教育，召开研讨会，进行培训等工作。我们发了调查表，发下去之后大概有89%左右的表返回来。他们对这个事情第一持支持的态度，第二发布的频率他们希望是半年，这个比较集中。我们设的是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周期。他们觉得这样做最大的作用是知道现在周围有些什么企业，他们的环境表现怎么样。我想他们是看了电视之后对这个企业比较熟悉，他们知道我们周围企业环境表现很差，可以在这方面采取一些行动。我们也觉得适可而止吧。这是镇江的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但污染比镇江有过之而无不及。呼市的环境信息公开模式基本跟镇江的模式差不多，但这里面政府的色彩更强一些，它是呼市市委宣传部，党内系统来抓的。我们觉得也不要这么政治化，最后慢慢转到市政府，工作的落脚点也是放在环保上。对于颜色的定义，绿色，蓝色，跟镇江又有些不一样。主要是要考虑到当地整体水平的情况。假如用镇江的水平而不考虑呼市的污染水平，那可能70%、80%的企业都是黑的或者红的。所以我们最后也是开了几次研讨会，考虑因地制宜，考虑它的指标动态，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都是要具体设计的。绿色的含义也很简单，就是通过ISO14000认证。呼市主要是大气污染问题，就是烧锅炉，这是很大的污染源。在这里蓝色我们就叫环境信得过单位，黄色我们就叫污染达标排放，红色就是污染警告，黑色就是污染限期整改等等。老百姓通过报纸都可以了解，这是一张判断表，经它显示，像黄色，就是企事业单位二氧化硫达到排放标准。可能在镇江还有一些额外的要求，这里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评定的一些结果，绿色的企业一个也没有，黑色的企业占到总量的8.4%，红色的企业比较多，两头比较少。我们试公开是在2000年1月13日，当时有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一些媒体的记者等参加公开会。公开的形式也是采取政府行文会议这种模式。当时也是想对这件事情宣传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企业好像不那么理想，我们开完会表发下去企业就开始忙了。环保部门告诉我们，以前一些领导看重的企业根本不理你，一点都不理你，这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找来了。这个事情涉及到呼市一些重点企业。当时市政府还有宣传部对这个事情很慎重，问我们看能不能先暂缓，不要公开。当地政府要根据他们做事，也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们对某些企业就是做了处理，那是没办法。有的企业就拿下来，不上去了，但是不上去又怕别的企业拱，还好这种事情还没发生。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明星企业拿下来别的企业还没拱，我们就公布出去了，呼市我们公布了107家，包括企事业单位。

呼市的项目跟镇江还不一样，我们还另外做了一个系统，就是整个GRS系统，跟美国差不多，把污染放在计算机因特网上，公众可以查。最后这个事情也没公布，经济发展水平差的地方对这些事情还是比较敏感。我们当时觉得这有点选择性错误，我们选择镇江或者其它地方做这些事情就没问题。我们公开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些污染排放量。这点可能比较伤企业的脑筋，因为当初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比如这一百多个企事业单位对呼市大气质量污染的贡献，比如某个企业占了8%。这就很敏感，他看了这些信息一方面他们会责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还是不让公布。还有就是涉及到民族问题的，这些比较特殊的问题。当初我们也想把这些污染物简单的对人体健康、自然的危害，客观的科学事实放上去，因为像呼市污染这样严重的城市，它在城考里面老是排在最后。另一方面市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在努力，想把这顶帽子摘掉，这方面一公开，对它的形象本身就抵触。所以，真正触及到政府身上就更难，这是我们当时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呼市的媒体对我们也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当时呼市的一些媒体做了一些报道，都写得非常好。

记者问：那107家点名了吗？

王金南：点了，文是公开的，但报纸上就选择了几家厉害的进行了报道，过得去的企业就算了，但坏的还是点出来了，而且他们也做了专题片，我记得中央台还放了，这是媒体的报道。这是它分布的情况，前面都讲了，这是它的一些变化情况，第一次公开和第二次公开变化的情况，呼市公开的阻力还是很大。我们去年大概10月份又去了一次，我们还是想让它继续公开，这个地方局长又换了。这种事件在这种地方受领导影响很大，上来一个局长要对这个事情支持就可以，不支持你就别想了。这个局长表态是支持，但我们这次回去看估计不行。呼市这几年的情况如二氧化硫下降很多，但它像北京一样，尘的污染很高，这也不全是城市信息公开带来的效果，可能有一点作用，这是综合的效果。呼市第二个作用我们看到就是对企业的，刚才我说到的明星企业就是伊利。伊利公开的时候就是不达标的，但怎么办呢？它是财税大户，整个内蒙最大的。我们也问它，你打的就是环保的牌子，绿色的牌子，你干的事情还不让我们公开，但它就提出来，跟市政府也说，给它宽限期，比如下次公开的时候它参与进去。在这期间它确实采取了很大措施，这是2000年底，它买了几百条地毯，冬天施工，因为赶治理达标项目，因为我们当初就是要公开。据说达标还没事，就是怕别的企业攀比，他们也很紧张，赶的就是污水处理场。后来他们还通过这事采取了一条措施。据说它所有的上游企业必须是达标排放，这是它自己提出的要求，这对它的促进很大。呼市整个经济水平不是很高，这几家就是老大，我们去调查一些企业，你要公正一点，那些老大你要盯出来我们也愿意站出来说说。还有蒙牛，蒙牛也是现在内蒙做得最大的奶业企业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对当地环保部门有很大的促进，没做这件事情之前，当地环保局的管理水平比较低，也没有这些要求。现在有这件事情了，第一你不去做，企业反过来要盯你，我有监测人家没有，这个怎么算？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打企业，一边打环保，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对环境监理部门有压力。第三个就是公众方面，也是环境宣传教育，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总结呼市的情况，第一个是领导政府支持，这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不支持你这事情也做不了。第二就是政府考虑环境保护的位置，它毕竟不可能放在首要位置，可能放在二三位，三四位，也可能一个稳定的问题就把你这个问题全都抹杀了，还有品牌企业问题。

德国环保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困惑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投资环境在外国人看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到底在哪儿，我们听听： 
中国德国商会驻北京代表是怎么说的。中国德国商会是代表在中国境内设立公司代表处的1500家德国企业和机构。 

主讲人：王晓晴 
  自1996年以来, 德国联邦经济部先后向世界上1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环保部门经理，目的是协助德国环保企业向目的国投资，贸易。鉴于中国环保市场巨大, 德国联邦经济部分别在北京,上海各派驻一个环保经理. 其任务是搜集,分析当地环保市信息，并向德国所有对中国环保市场感兴趣的企业提供咨询，也是免费的咨询，促进德国在环保领域的对华投资和贸易。
  在和中国环保领域的官员，以及各开发区的招商官员接触时常常产生许多感想。我想,其他许多来华进行投资考察的外商也肯定有类似经历. 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大致可以归结为下列几点:
  一: 长期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各类宣传媒介大肆渲染：狼来了，狼来了，好像再过几年，大规模的外资就会狂风暴雨一般涌进中国市场,吞噬中国的民族工业。实际上根据我的了解，至少在德国在华企业圈中, 上述热潮并未出现，而且鉴于未来可预见的中外经济形式变化，德国方面大量投资进入中国并非必然发生。 
  二:我们在参观辽宁省、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开发区时，一些对外招商官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这样的话：希望外商拿出勇气来，不要怕赔钱，过几年你们就赚钱了。其实很多外商到中国很多年了，甚至80年代就来了,独资企业至今没有看到当时中国招商官员向他们描述的美景。出于礼貌, 绝大部分外商对这种教训口吻的开导不予反驳. 中国招商官员却对此毫无觉察, 实令人尴尬, 反感。
  除了上述那些教条以外，绝大部分中国招商官员根本拿不出一套具体有效的引资办法。同时，也看不到投资环境有近期内根本改善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外商普遍比较灰心。对大公司来讲，他们不可能把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摊子撤掉, 但全面对华投资的项目却被无限期推迟.。虽然有WTO的利好, 却并没有制订相应的中国战略。相反有很多德国公司，鉴于过去几年的在华经验以及今后整体市场战略缩小甚至取消了在华业务。比如排在世界500家第二步位的德国亿昂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德国能源公司，其董事会决定所有的中国业务近期免谈，今年在北京的办公室全部卖掉，只留下一个人作为总公司代表，它下属很多公司，像德古萨，巴拉特这些知名的大公司除了维持现有已经开发的业务外，没有准备扩大投资，有的计划甚至取消了，所以进入WTO后, 并不能片面地预想未来若干年必然会在环保或者其他行业有大规模的外资进入，这是不现实的。
  三: 虽然进入WTO以后，很多过去限制外商在中国市场上进行业务活动的一些条例规章开始被逐步取消，但是这个进程令人难以忍受地缓慢. 此外, 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应仅仅体现在官方的文字上，而且还要体现在整个社会中，文字上被逐步取消的东西作为习惯势力仍然长期存在，并对开放事业发挥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一句话, 我们距离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久前, 中央银行发放第一批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规范调整的文件。外伤看后都非常失望，有个人开玩笑，说中国报纸上都说我们是狼，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连条虫都不如，外商涌入中国市场, 并吞噬中国企业, 这种可怕的景象实际是你们中国人自己想像出来的，我们还远没有制订出这种计划。
  环保方面很多问题还反映在融资上。据我所知, 很多德国银行每年都专门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支持中德两国在环保领域方面合作的项目。比如德国国家复兴银行是德国最大的执行官方对外援助任务的金融机构。去年有8000万马克专门用于支持中国环保领域项目，但实际上他们连一两百万都用不出去，大部分项目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执行不了。从表面来看是德方对我们卡得太严，实际上大部分问题出在我方. 有的中方官员甚至公开抱怨, 德国的钱不方便用, 意思是不能随意挪用。
  四: 我们的宣传媒介曾使用过太多的过分刺激的字眼形容过中国环保市场。比如, 说中国有七千亿的潜在环保市场，真不知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另外, 怎么定义市场，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上次碰到德国巴高克公司的在华首席代表，他在北京建立了一个环保俱乐部，全是由德国大公司，如ABB，西门子等公司组成。他说, 我观察了两三年，结论是, 环保领域在中国并不存在市场，只存在政府行为。大部分跟环保有关的商业行为都是应付政府采购。  

我认为, 总体看, 这话切中要害。 一个市场首先要有真正出于商业需求的供需, 当然政府采购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理解一个商业化市场大部分还应由民间采购承担。除了供需之外, 还要处于良性循环中的商业化中外融资支持，显然这种局面在中国环保领域是不存在的，报纸上谈的这个七千亿环保市场是什么意义上的市场。
  五:这种现象不仅仅涉及到环保领域，也是对外招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地方把对外招商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 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了解企业家,不了解经济。他们把外资和内资严格的分开，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内资都没有兴趣投资的地方，外资肯定没有兴趣去，没有内资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繁荣，没有繁荣外资进去干什么呢？如果说, 我们在过去数十年中在引进外资方面确曾取得巨大成就的话,我认为 最大的功劳并不是我们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 而是我们让出的部分国内市场和大规模有效参与国际分工, 其突出表现就是非凡的出口业绩. 由此可见, 以投资环境根本改善大幅吸引外资还有很大潜力.
王金南

现为中国环境规划院（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亚欧环境技术中心顾问，全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和环境规划研究。自1989年以来先后主持完成近40个国家级环境科研项目，其中10多项成果居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2项成果获得了部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作为专家顾问先后完成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近20个项目的咨询。先后发表了近70篇论文，出版了4部个人专著和10部合著以及1套丛书，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20多个政策研究建议报告。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区域环境规划、环境安全、环境税收、污染排放交易、环境投融资政策、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国际贸易与环境、环境责任保险以及全球环境政策等。1995年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7年获第一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技奖。

王晓晴:
1988年,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 国际经济信息中心, 德国代表处
1990年,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 国民经济系.
1997年, 德国裕宝联合银行, 国际业务部.
2001年, 德国工商总会驻华代表处, 环保经理.
2003年, 德国德诺特公司中国分公司.

2002年3月